別想那隻大象:「隱喻」和「框架」是控制話語權的兩大利器

2020-12-05 澎湃新聞
【編者按】

喬治·萊考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認知科學和語言學特聘教授,認知語言學家,他試圖用「別想那隻大象」的例子說明,在語言大戰中戰勝對手的方法很簡單:千萬不要用對方已經不斷重複強調的關鍵詞。他告訴我們,「隱喻」和「框架」是控制話語權的兩大利器,你可以運用這兩種武器迅速了解對方言語的核心含義,並做出反應。本文摘自喬治·萊考夫的《別想那隻大象》,由澎湃新聞經湛廬文化授權發布。

框架的力量

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認知科學基礎課上講框架時,總是先讓學生做一個練習。練習內容是這樣的:別想大象!你做什麼都行,就是別想大象。我還從來沒發現有學生能做到這件事情。每一個詞都跟「大象」這個詞一樣喚起了框架,而框架又涉及一種形象或者其他類型的知識:大象體格龐大,有蒲扇般的大耳朵、長長的鼻子,馬戲團裡有大象,等等。這個詞的定義與該框架相關聯。每當我們否定框架,也就喚起了框架。

尼克森在經歷了慘痛的教訓後才發現了這一點。水門事件期間,尼克森承受著辭職的壓力,在電視上向公眾發表演說。他站在所有人面前說:「我不是騙子。」結果,人人都以為他是個騙子。這給了我們一條有關框架的基本原則,也就是你在和對方爭論時,切莫使用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語言確立了一個框架,但那絕不會是你想要的框架。

我給你舉個例子吧。自從喬治·W.布希進駐白宮那天起,白宮裡就開始傳出「稅收緩解」(tax relief)的說法。自此以後,這種說法幾乎天天都會重複,介紹小布希政策的媒體會用它,然後它慢慢地成為公共話語的一部分,甚至一些自由派人士也開始用它。

你想想「緩解」這個詞確立的框架吧。要有「緩解」,就必然有痛苦,也就必然有承受痛苦的一方和消除痛苦的人,而消除痛苦的人就成了英雄。如果有人想要阻擋英雄,那這個人就成了阻擋「緩解」的惡棍。

一旦「稅收」這個詞後面加上了「緩解」,就得到了一個帶有隱喻意味的結果:稅收是一種痛苦。帶走痛苦的人是英雄,阻止他的人是壞蛋。這就是框架,由「痛苦」和「英雄」這類概念構成。喚起這一框架的語言出自白宮,進入了新聞通稿,進入了所有的電臺、電視臺和報紙。很快,連《紐約時報》也用起「稅收緩解」的說法來了。它不僅出現在福克斯電視臺(Fox),還出現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它出現在每一家媒體,因為它是「總統的稅收緩解計劃」。很快,民主黨人也用起了「稅收緩解」這種說法,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這一做法效果顯著。我們看到,進步派採用了保守派的稅收觀點,推出了一套「針對中產階級稅收緩解」的計劃。進步派接受了保守派的框架。保守派設下了一個陷阱:他們的用詞把你扯進了他們的世界觀。

這就是框架的作用,讓語言吻合你的世界觀。它不僅僅是語言,更重要的是觀念,語言則承載、喚起這些觀念。

隱喻的力量

我曾問自己,為什麼保守派這麼愛談家庭價值觀?為什麼有些價值觀算是「家庭價值觀」,有些就不算?為什麼他們的候選人在總統競選、議員競選等活動中,眼睜睜地看著世界受到核擴散和氣候變暖的威脅,卻要大談特談家庭價值觀呢?

此時,我想起我有個學生在幾年前寫了一篇論文,揭示出人們都喜歡把「國」隱喻為「家」。例如,美國有「開國之父」,有「美國革命女兒會」(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人們會說「送兒子們」上戰場。這樣的隱喻很自然,因為我們通常會從家庭與社區等小群體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等大型社會群體。

既然隱喻把「國」和「家」聯繫到了一起,我進而提出下一個問題:如果存在兩種不同的國家認識,那這是否意味著它們來自對家庭的兩種不同認識呢?

我回過頭去研究了一番,把保守派和進步派的不同立場做了分析。我說:「讓我們把它們放進方向相反的隱喻裡,看看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把對國家的兩種不同觀點放進去,結果彈出了兩套不同的家庭模型:嚴父式家庭(strict father family)和撫養式家庭(nurturant parent family)。我想你應該知道保守派和進步派各自對應哪個。

嚴父式模型始於一整套的假設:世界是一個危險的地方,而且永遠如此,因為外面有魔鬼。世界也很難對付,因為競爭激烈,總是會有贏家和輸家。錯與對都是絕對的。孩子生下來就不好,因為他們只想做自己感覺好的事情,而不願意做正確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把他們改造好。這樣的世界需要強大而嚴厲的父親,他能夠:在危險的世界裡保護家人。在危險的世界裡贍養家人。教孩子們明辨是非。

孩子需要做的則是服從,因為嚴厲的父親是明辨是非的道德權威。嚴父式模型進一步假設,教孩子服從(也就是明辨是非)的唯一途徑,就是他們一做錯事,就給予懲罰,痛苦的懲罰。體罰背後的理由如下:孩子做了錯事之後,如果他們受了體罰,就能學會不再這麼做。這也就意味著,他們會培養起自律精神,不再做錯事,以後會變得更順從,行為更道德。如果不體罰做錯事的人,世界就會下地獄,再也不會有道德可言。

這種內在的自律精神還有一個輔助作用:它是在競爭激烈的苦難世界裡獲取成功的必需品。也就是說,如果人有紀律,在這片充滿機會的土地上追求自我利益,他們就會變得成功、獨立。就這樣,嚴父式模型把道德與成功掛起了鉤。講究道德,實現成功,靠的是同一種自律精神。兩者的連接點是個體責任和追求自我利益。有了機會、個體責任和紀律,追求自我利益應該能夠促使你成功。

現在,讓我來談談進步人士對道德的理解以及他們有著怎樣的道德體系。它同樣源自一種家庭模型,我稱之為「撫養式家庭模型」。嚴父世界觀之所以得名,是因為它認為父親是一家之主。撫養式家長的世界觀則是性別中立、不分男女的。

父母雙方對撫養孩子負有同等的責任。這裡的假設是,孩子天生善良,之後還能變得更好。世界可以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地方,我們的工作就是努力實現這個目標。雙親的工作是撫養自己的孩子,再讓孩子們去撫養下一代。

「撫養」是什麼意思?它意味著三件事:共情;承擔起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不只為自己,也要為家人、社群、國家和世界做到最好的承諾。如果你有孩子,就必須知道每一聲啼哭意味著什麼。你必須知道,孩子什麼時候餓了,什麼時候需要換尿布了,什麼時候做噩夢了。你必須好好照顧這個孩子,因為你有撫養他的責任。由於你不照顧好自己就沒法照顧別人,因此你必須對自己有足夠的照料,才能照顧孩子。

這一切並非易事,凡是養過孩子的人都知道這很難。你必須堅強,必須努力工作,必須非常能幹,必須懂很多。

此外,共情、承擔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為所有人做到最好的承諾,這三者背後還直接跟形形色色的其他價值觀掛鈎。

首先,如果你能跟孩子產生共情,你就會保護他。這在政治上也以多種方式體現出來。你希望保護孩子免受什麼東西的折磨?犯罪和毒品必在其列。你還想讓孩子不搭乘沒有安全帶的汽車,不抽菸,不吃到含有有毒添加劑的食品。因此,進步派政治重視保護環境、保護工人、保護消費者、保護人們免受各種疾病的折磨。這些都是進步派人士希望政府對本國公民施以的保護。但對恐怖襲擊這一議題,自由派和進步派人士不太擅長從保護的角度談論它。

其次,如果你能跟孩子產生共情,你會希望孩子生活圓滿,做個幸福的人。如果你本身是個不幸福的人,就絕不希望別人比你更幸福。因此,做個幸福、生活圓滿的人是你的道德責任。此外,教育孩子做個幸福、生活圓滿的人,讓他希望別人也都幸福快樂,也是你的道德責任。這是撫養式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照料別人的共同前提。

最後,這裡還有一些其他的撫養價值觀:如果你希望孩子生活圓滿,就必須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去尋求圓滿的生活。因此,自由是一種價值觀。如果沒有機會,沒有成功,你就無法擁有太多的自由。因此,機會和成功是進步派的價值觀。如果你真正關心自己的孩子,就會希望自己和其他人都能公平地對待孩子。因此,公平是一種價值觀。如果你和孩子聯繫緊密,能和孩子心意相通,你們就能擁有開放的雙向溝通。於是,坦誠交流也成了一種價值觀。你住在社區裡,社區會影響你的孩子的成長。因此,社區建設、社區服務和一個社區內的合作開始變得有價值。要有合作,你必須有信任;要有信任,你必須有誠實、開放的雙向溝通。信任、誠實和開放的溝通,是進步派對社區、對家庭的基本價值觀。

這些都是撫養式家長的價值觀,也是進步派人士的價值觀。身為進步派人士,你們都有這些價值觀。你也知道自己有,因為你認可它們。每一項開明進步的政治項目,多多少少都是以這些價值觀為基礎的。這也是進步派人士的含義所在。

用語言激活框架

柯林頓明白如何激活別人的模型。他「借用」了對方的語言,比如,他會談論「福利改革」,他會說「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柯林頓依然在說他想說的事情,只不過用了對方的語言和詞彙來形容它罷了。

事實證明,對女人好的事情對男人也是好的,對左翼好的東西對右翼也是好的。猜猜發生了什麼?當小布希上任後,我們有了「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淨化大氣計劃」(The Clear Skies Initiative)、「健康的森林計劃」(Healthy Forests)、「不讓任何一個孩子掉隊計劃」(No Child Left Behind),這些都是共和黨在利用語言安撫擁有撫養式價值觀的人,但他們實際的政策卻採用嚴父模型。這甚至能夠吸引尚有疑慮的中間派民眾。在給基礎選民打氣時,同時運用奧威爾式語言(實際意義與表面字義相反的語言)來安撫中間派,也是保守派策略的一部分。

奧威爾式的語言可以指明說話者的弱點。每當你聽到奧威爾式的語言,就要留心它出現的具體地方在哪兒。因為它正好指向對方的脆弱環節,保守派可不是隨處都在用它。攻其要害,搶佔優勢,非常重要。

有一個涉及環境議題的好例子。右翼的語言大師弗蘭克·倫茨(Frank Luntz)寫出了長篇大論的指導文章,教保守派如何使用語言。保守派把這些文章當成訓練手冊,提供給所有的候選人、律師、法官,以及其他公眾發言人,甚至還有想成為保守派公眾人物的高中生。在這些文章中,倫茨告訴他們使用什麼樣的語言對保守派有利。

倫茨說服保守派人士,不要再提及「全球變暖」這個說法,因為它聽起來太嚇人了,還暗示了人類的主體性。他建議保守派在公共話語裡使用「氣候變化」,原因是「氣候」聽起來更為溫和(想想棕櫚樹),而「變化」則始終存在,跟人類的主體性無關。到2003年,科學共識不利於保守派,倫茨又提議使用奧威爾式語言。他建議,就算談及燃煤或核發電廠,也要使用「健康」「乾淨」和「安全」一類的字眼。一部加劇了汙染狀況的保守派法律,叫作《淨化大氣法案》(Clear Skies Act)。倫茨建議不用「全球變暖」的說法,暗示人們說科學並未達成共識,我們的經濟不應該受到威脅。他的焦點小組的一次調查表明他支持排汙權交易法。他提議使用「能源獨立」的說法,支持繼續使用水力壓裂法開採石油,但從不提「拯救地球」。

幾年前,倫茨寫了一份備忘錄,論述怎樣與女性對話。他說女性喜歡某些字眼,因此在跟女性受眾談話時,保守派要儘量多使用如下措辭:「愛」「從心眼裡」「為了孩子們」。如果你聽過小布希的演說,就會發現這些措辭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這種使用語言的方法,無異於一門科學。與一切科學一樣,你既可以誠實地使用它,也可以不懷好意地使用它。

《別想那隻大象》,[美]喬治·萊考夫著,閭佳譯,湛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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