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連串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事件中，受影響最大的不是歷史上碳排放最多的發達國家，而是碳排放最少的欠發達國家。而一些老牌發達國家，正在苛求這些弱勢國家捨棄自身發展權，一起踐行極嚴的環境標準。
澳大利亞大火中逃竄的袋鼠 | 紐約時報
作者 | 劉強 [日]名古屋大學
責編 | 高佩雯
回顧2019年，最熱的詞是什麼？「我太南了」、「我不要你覺得，我要我覺得」……跳出這些網絡爛梗，你將發現：「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入選牛津詞典年度熱詞；「氣候罷工（Climate strike）」入選柯林斯詞典年度熱詞……
這不是媒體炒作。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言，氣候問題是「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問題」。2019年，在英文領域，「氣候緊急狀態」一詞的使用頻率遠超其他所有類型的緊急情況，是「健康緊急狀態」的三倍多。而「氣候罷工」（即為了呼籲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而舉行的罷工或罷學）在2019年的使用頻率比2018年增加了100倍，遠超其他短語。在中文領域， 「氣候變化」、「極端天氣」等詞語也屢見報端，就算是對氣候問題不甚敏感的普羅大眾，也很難忽視各種媒體報導的衝擊。
我們的地球如今是真的水深火熱。就在這周，澳大利亞大火的消息在網絡上發酵：持續4個月的山火仍在繼續，截至5日山火過火面積已超5.25萬平方公裡，死亡人數上升至24人，有近5億動物喪生。救援直升機在艙外只見一片「血色」，全境濃煙甚至已經穿越塔斯曼海影響到了紐西蘭。除開小部分的人為縱火因素，更多討論指向了潛在的背後元兇：全球碳排放導致的氣候變化。
被譽為「野生動物庇護所」的澳大利亞袋鼠島，在炎熱乾燥多風的天氣中火勢兇猛| 澳大利亞《每日電訊報》
據氣象局數據顯示，澳大利亞正在經歷數十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同時，上個月的熱浪打破最高氣溫記錄，這一切讓原本平常的山火愈演愈烈。
而極端天氣和氣候變化之間，關係千絲萬縷。系列研究認為，隨著全球平均氣溫升高，洋流和大氣環流等全球氣候調控機制受到了影響，導致極端天氣事件發生的風險持續上升。在這樣失調的世界裡，熱的地方更熱，冷的地方更冷，澇的更澇，旱的更旱。人類正面臨嚴峻的氣候挑戰。
2019年12月15日，第25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西班牙馬德裡召開，各國就氣候問題進行了集中探討。遺憾的是，即便延長討論兩天，這場歷時超長的談判仍未能就《巴黎協定》第六條「碳市場機制問題」（合作減排）達成一致。
令人想不到是，在這一連串氣候變化引發的極端天氣事件之中，受影響最大的不是歷史上碳排放最多的發達國家，而是碳排放最少的欠發達國家。而一些老牌發達國家，正在苛求這些弱勢國家捨棄自身發展權，一起踐行極嚴的環境標準。
在這樣困惑為難的局面下，地球這艘生命之舟上不同處境的人們，該何去何從？
氣候變化，導致災難頻發
在已經過去的2019年，極端天氣事件頻發，引起災難無數。年初，美國明尼蘇達州以-38℃的世紀寒流創造全美極寒新紀錄；同時，遠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亞阿德萊德，以46.6℃的酷熱登上80年來的溫度最高峰；夏秋之際，洋面上密集的颱風橫掃亞洲和加勒比海，印非大地和中國華中地區經歷百年一遇的大旱，被譽為「地球之肺」的巴西亞馬孫雨林燃起密集持續的大火，亞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區爆發罕見大洪水。一連串的全球災害清單，就如同好萊塢災難片的無趣旁白。
造成這一切的最大黑手，正是人類自己。自蒸汽機問世這兩百多年以來，轟轟烈烈的工業革命推進了人類大生產，也徹底改變了人類和自然的相處之道。鐵皮火車頭和工廠煙囪中竄出的濃煙，夾雜著大量溫室氣體，正在給未來的人類準備「厚禮」。
受限於當前的氣象學研究水平，目前我們還不能明確知道極端天氣事件與長期氣候變化間的具體關係，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溫室氣體的不斷累積導致的全球升溫，是極端天氣的重要起因。除了意料之中的高溫，極寒、乾旱、極端降雨、降雪、溫帶氣旋等也都和它有關。
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化是極端天氣的誘因| NAS, 2016
根據近期發布的《全球氣候風險指數報告》（Global Clilmate Risk Index，來自 「德國觀察」，下稱《報告》），在過去20年間，共發生了約1.2萬起包括熱浪、颶風、颱風在內的氣候災難，直接造成了全球約50萬人死亡，經濟損失高達約3.5萬億美元。
相同的災難，不同的命運
令人感嘆的是，儘管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災難，不同國家卻承受了不同的命運。
比如在我國，因為國土遼闊，每年各種自然災害相累加，使得全國「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量」僅次於美國。不過「災難無情人有情」，「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得益於我們國家高效的國家組織力量，我國進行災害自救和災後重建的行動十分迅速，這極大降低了自然災害對我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
但眾多發展水平較低的太平洋及加勒比海地區的島國或地區的情況就真的不容樂觀。他們不但是洪水、海嘯等自然災害的高發國，並且經濟基礎不完備，社會動員能力缺失，食物、水、醫療和電力的短缺，都使得他們缺乏有效的災害應對能力，因此所遭受的財產、生命損失也往往更慘重。更可怕的是，他們要真正直面全球變暖下海平面上升導致的國家存亡風險，未來前景可謂一片慘澹。
以加勒比海島國多米尼克為例，極端天氣事件導致的經濟損失甚至超過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0%，在「各國經濟損失佔GDP比例」 排行榜中名列第一。由於經濟發展程度不高，其保障人民基本生命財產安全的國家災害應對行動極度受限，在極端自然災害面前頻頻敗下陣來。
而根據《報告》統計的災害傷亡最慘重的緬甸，僅1998-2017年短短2年間，極端天氣事件直接導致總計約14萬人死亡，相當於平均每年每10萬緬甸國民中，就有14人死於極端天氣事件帶來的直接災害。
極端天氣使克羅埃西亞的亞得裡亞海掀起巨浪| 世界氣象組織
人類自刀耕火種的時代起，開始聚集成村而後發展出城市、組建成國家，根本出發點就在於聚眾人之力抵禦各種無常災害，這一道理至今依然。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對狂暴的自然，國家力量依舊是保護百姓生存權益的方舟，很多問題，最後還是歸於國與國之間的國力較量。
明明責任最小，為什麼受災最重？
當我們審視這份《報告》，回顧過去二十年各個國家和地區由極端天氣事件導致的人員傷亡及經濟損失排名，不難發現一個殘酷又荒誕的事實：那些沒有工業基礎，沒有大規模工業排放，沒有享受工業化果實的發展中國家，反而在這場全球變暖導致的極端氣候災難中承受了最大的摧殘。
他們明明什麼都沒做，明明責任最小，為什麼卻成了極端天氣災難的最大受害者？
客觀地說，排在首位的是地理因素。這些國家正處在氣候活動劇烈的海陸板塊邊緣，如海地、菲律賓和巴基斯坦等國，都處在暖熱洋流交匯或板塊活動劇烈地區，極端天氣和地質災難發生頻次極高，常常是前一個災害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下一次災難便接踵而至。這些接二連三的災害，不僅嚴重遲滯了所在國家的災害應變，讓國家疲於奔命，也嚴重打亂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發展節奏，使得國家力量建設始終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一樣，精疲力竭而總是無功而返。
其次便是極端事件的突發性。一些國家地理位置相對優渥，以往自然災害相對較少。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極端天氣導致的劇烈自然災害突然襲擊，國家和百姓猝不及防，應對不力從而損失慘重。比如緬甸，在2008年遭遇了罕見的特強熱帶風暴「納爾吉斯」（Nargis），這一次災害襲擊就造成了超過13萬人死亡。類似的還有2017年席捲波多黎各的超強颶風「瑪麗亞」（Maria），使得島上包括電網在內的基礎設施幾乎被破壞殆盡，社會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遭到嚴重打擊。
警鐘長鳴，傾巢之下無完卵
頻繁的極端天氣仿佛暗示，溫室氣體對於氣候的影響將要到達某個不可逆的臨界值，留給人類自救的時間窗口正在慢慢關閉。而站在不同立場上的各個國家，還在這場發展與減排的角力中僵持不下。其中的發達國家，在過去上百年間肆無忌憚的工業擴張和發展，造成這場全球性的氣候災難，他們成了強者，苦果卻由那些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承擔。而作為弱者的欠發達國家，無論是災害應對能力，還是未來的工業發展權，都正面臨嚴酷考驗。
更令人遺憾的是，從美國拒絕分配給自己的減排指標、正式啟動退出《巴黎協定》的程序，到馬德裡聯合國氣候大會的無功閉幕，全人類似乎突然停下了對抗氣候變化的腳步，但極端天氣襲擊人類的火力卻正在持續增加。
從國際空間站看地球，所有生命都如同在一艘船上，船沉了，無一人可倖免。作為命運共同體，人類應何去何從，無人敢輕言。但在警報長鳴的當前，釐清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自在全球氣候變暖中的歷史經緯，劃分好未來各自的權責義務，無疑是最基本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