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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內十年，我由一個憤世嫉俗的熱血青年變成了一個「瞻前顧後」的中年大叔。
時光荏苒，不知不覺在體制內工作了十年多了。十年的青春韶光，可謂是一個人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而我的體制內十年，一直躬耕在基層。「躬耕」這個詞本來出自於諸葛亮的《出師表》「躬耕於南陽」，後來多用於褒義，說某人躬耕於某地，一般是暗示日後的發展還不錯，把這個詞用在這，我似乎有些「飄」——材料寫多了，不知不覺對用遣詞造句敏感了許多，這也算是一個「職業病」吧。
言歸正傳，十年的基層體制浸潤，可謂全方位改變了我，而最更大的改變，是三觀的改變，讓我從一個憤世嫉俗、熱血沸騰的小年輕，變成了凡事三思而行、思慮再三的一個的中年大叔，我懷念當年那份路見不平拍案而起的激情，更感激現在經過歲月淘礪、基層實踐鍛鍊塑造的這份成熟與沉穩，自己對事物的觀點，也由當初的偏激變得越來越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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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擷取幾個基層生活工作中印象比較深刻的片段，希望通過這幾個小故事，能夠讓更多的同志和廣大的群眾，對我們的工作有一個較為立體的認識。
遭遇拆遷
剛上班頭一年，我正碰到我們縣的大開發，一些城郊地區需要動遷，一些老的城區也需要舊城改造。在參加工作之前，經常看一些網貼，說屋子被政府給強拆了，一家老小露宿街頭，甚至出現過命案。當時我看的是熱血沸騰，覺得這些強拆的簡直過分，可真正參與到拆遷工作，才發現根本和想像的不是那麼一回事。
很多居民，在拆遷的半年前就聽到風聲了，為了多獲得點賠償，可謂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把院子都蓋上了建築物，有的在自家平房上又搭建了一層，還有的實在是不能加蓋建築物的，直接種上了各種各樣的植物。這些建築物蓋得質量可謂是糟糕透頂，不能住人，也沒人在裡面住；而種滿的各種植物，也都是歪歪曲曲的，一看就是苗木市場大量批發的。所有這些的目的，都是為了多獲點拆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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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早就預料到這一情況，提前很久就做好了規劃，對於臨時搭建的棚戶和加蓋的房屋都認定為違章建築，頂多予以成本價補償。我當時還不明白，問帶隊的劉主任，既然這些都是違章建築，直接給強拆了不就得了嗎，還賠償什麼啊。劉主任看了我一眼，說我這是想上熱點了，好言好語的勸人家拆，居民都不一定樂意，還強拆，我這樣的去辦事肯定捅婁子。
真正到動員拆遷的時候，出的狀況更是五花八門。一個業戶說他這是剛裝修了半年的房子，光裝修費就花了好幾萬。我去看了看，確實還挺新的，後來請評估師過來看看，評估師一眼看出貓膩，說你這是為了拆遷裝修的吧，這裝修的建材都不咋地啊，業戶這才無話可說。還有的房子被認定為違建的，業主抗議說他的舊房子不能住人了，不翻新可能會「房倒屋塌出人命」，而且他的房子翻修是經過批准的。我們房管局的同志就出面，說你這個房子翻修根本沒有報備，而且翻修的過程中實際還存在擴建的情況，我們頂多給你按照原來房子的面積給你認定。
當然也有比較「軸」的，我印象中有一戶姓周的業戶，擰著不肯搬遷，我們也沒有辦法。一年多過去了，就他家的房子孤零零的佇立在那裡，最後還是拆了。我聽說有一次周姓業主去政府辦談條件，我們領導把他二大爺請來了。二大爺是個老革命，頗有威信，看到周業主這事那事的，上去就是一腳，嘴裡訓斥道：你小子能耐了是吧。周業主沒辦法，畢竟擰不過他二大爺，最後還是籤了協議。
拆遷工作告一段落，後來劉主任說道，這老百姓的工作是最難做的。拆遷補償低了，老住戶怨我們；新房價高了，買房的怨我們，我們是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十年後，我在一次培訓課上看到同學播放北京海澱區的拆遷視頻實錄，業戶代表發言稱一定要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滿足他們的合理訴求時，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當時我拆遷時候的情景，實在是理解這些政府工作人員的苦衷。
幫扶貧困脫貧
大概在五年前，我們政府機關的部分同志被分派到全縣各個貧困村進行定點幫扶工作，我和陳主任一組，到了郭某村。該村共有140餘戶，人口690餘人，整體經濟情況尚可，但仍存在一些較為貧困的家庭，有的是孤寡老人，有的是因病致貧、返貧，還有的是因為殘疾失去勞動力。
印象最深的是有這樣一個家庭，一家三口人，老兩口接近80歲了，唯一的一個兒子也50多歲了，弱智，至今未婚。我們進去的時候問老兩口什麼困難，老人家握住我的手，說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他兒子。說這話的時候，他們那50多歲的兒子躲在父母背後，不敢和我們交流。
從那戶走出來以後，我的心情頗為沉重，和村主任商量具體的幫扶思路。村主任介紹說，其他的那些貧困戶都還好說，就這一戶確實比較麻煩，將來可能只能政策兜底。我說就不能給他們也想想辦法，村主任說，這一戶可以說一家三口都沒有勞動能力，家裡的兩畝地也是村裡指派他人幫忙代耕代種，除非村子裡能興辦一個企業或者產業，到時候可以把弱智兒子招進來，幹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說那你看有什麼合適的項目？村主任還真有一個項目：藥用菌培植。據他介紹，藥用菌項目投資周期短，毛利潤率相當高，綜合測算一下，每斤藥用菌成本大概在幾塊錢，市場售價在幾十塊錢。現在這個項目他很看好，但是前期投資，包括建設大棚等投入，大概在幾十萬塊錢左右，現在他手裡沒有資金，問我能不能給他找找投資。
我對農業生產可謂一竅不通，但是對扶貧工作幹出點成績還是很有積極性的，於是我就跑前跑後的想方設法給他拉資金。
當時有個通過招商引資認識的企業家朋友，和他接觸還稍微多一些，於是我就給他推薦了一下這個項目。企業家朋友讓我先寫一個「項目投資建議書」，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怎麼寫，就雜七雜八的拼湊了點資料過去，讓這個企業家朋友看得是大皺眉頭。他把資料放在一邊，對我說，其實目前市場上不是缺資金，而是缺好的項目。農業生產歷來是一個高風險的項目，外地投資人對本地又是人生地不熟，這個項目不太容易拉到投資。
我去找村主任說道，這麼好的項目，你自己怎麼不貸點款呢？村主任一臉委屈，他又不認識銀行的人，根本貸不到款，民間借貸高利率，他又不敢碰。我思慮再三，又找涉農金融機構的朋友打聽了一下情況，朋友給我介紹說，按照當時相關的政策，村子裡的宅基地等是不能作為貸款抵押物的，而村主任又沒有其它的抵押物和擔保人，這個款項是很難貸出來的。
這個事情前前後後折騰了小半年的時間，最後也沒有搞成。我有時候在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網際網路金融較為發達的今天，也許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談談機關寫材料
寫材料是體制內的大活，這件事就連體制外的很多人也都清楚。寫材料要求紮實的文字功底，嚴謹的文字態度，精確的文字表意以及儘可能客觀中立的敘述表達。而作為一名從事機關文字工作數年的人，我感覺寫材料最大的痛苦在於遣詞造句的「搜腸刮肚」和形勢判斷的「言之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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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本來文筆還算可以，大學期間偶爾投投校報，寫一些散文類的文字，抒發一下感情等等。參加工作後，有幾年沒動筆，寫作欲望直線下降，再加上機關材料的文風不符合我自由散漫的風格，所以一直是敬而遠之。最初的幾年，有老大哥頂著，我也就樂得清閒，但是老大哥偏認為我是一個寫材料的「可造之材」，然後我就開始了機關材料生活。
最初的時候我是抱著糊弄的心態，從網上裁剪文章片段，七拼八湊的搞出一篇來。剛開始一些不重要的材料，領導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多久一次比較重要的材料起草，領導看我寫得實在不像樣子，把我叫過去狠狠批評了一通。見到我有點不服氣，領導拿過我的文章，一字一句的給我摳。他指著我寫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沒有同步發展說，這句話屬於重大判斷，你哪來的依據？我跟領導辯解說這都是網上找到的資料，他反問我，這些資料權威嗎？是經過科學論證的嗎？是被黨和國家承認的嗎？他圈圈點點的，給我圈出一大片紅色來，讓我查一下「交代」和「交待」的區別，甚至一個逗號，他都給我圈出來，說這裡應該是分號。
給我改完材料，領導情緒稍微穩了穩，給我解釋道別小看這些材料，看的人多的去了。兩會工作報告，媒體都在拿著放大鏡甚至是顯微鏡看，一個字一個字的推敲。我們的材料就算達不到那種層次，但如果形成紅頭文件，漏洞一大把，被人笑話還在其次，肯定會有鑽空子的。然後他又給我講了一個典故。民國時期蔣介石命令屠殺進步人士的電文「情有可原，罪不可恕」被人巧妙的顛倒了一下語序成「罪不可恕，情有可原」，最後特務機關把人都給放了。
在重大問題、關鍵環節，一個語序、一個字甚至一個標點符號的改動，都會帶來一些不可思議的變化。我們這個寫材料、出公文的職位，就是要嚴防死守的。領導的苦口婆心和他工作中認真細緻嚴謹的表率，再加上我在工作中的一些體悟，使我越來越認同他的觀點，寫材料寫公文自我要求也越來越嚴格，基本上在材料寫作上沒出現過重大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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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個小故事，只是我在基層政府工作中擷取的一些小的片段，事實上，機關的工作細緻又瑣碎，而機關裡一些生動而又鮮活的例子，卻總在拓展我的思考和對社會的追索與反思。
以前一些社會熱點現象，我很容易被人帶了節奏，而今天，當我重新審視一些熱點問題，如網約車事件、環境綜合整治問題、醫藥價格居高不下現象等等，我會用更溫和理性的思維，去分析裡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而不會只是從個人立場出發，從自身利益得失去看問題。
可喜的是，隨著教育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網絡的發達，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客觀全面的看待問題，越來越多的人理解政府在整個社會治理中面臨的兩難處境。我作為一個基層工作十多年的公職人員，也從當初的思想偏頗、認識淺顯的毛頭小夥，成長為一個看問題更謹慎持重的中年男人。
要說這十多年的收穫，錢沒掙多少，但對社會的認知、對社會治理的難度認知卻是在不斷的進步，我在不斷的成長，這就是我最大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