犛牛，在藏語稱為「亞克」（གཡག），英文稱為「YAK」。亞克是犛牛的統稱，但在犛牛產區各地，對犛牛還有不同的稱謂。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犛牛的稱謂更為具體、細緻。犛牛是牛屬犛牛亞屬的大型哺乳動物，它與黃牛、水牛有著共同的祖先，即原牛。最早的原牛出現在300萬年前，而人類馴養野生動物的歷史大概開始於3萬年前。
野犛牛是何時、怎樣出現在青藏高原？科學界還沒有明確定論。在西藏犛牛博物館裡，有兩具非常巨大的野犛牛頭骨化石，它們出土於「九曲黃河第一彎」的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經過檢測後顯示，其歷史超過45000年。這也足以證明，野犛牛比人類更早地出現在青藏高原。從現有資料分析，犛牛的馴養歷史大概在距今3500—4500年前就開始了。馴養前的野犛牛，身軀龐大，性情威猛，每頭體重至少在一噸以上，甚至更大。
美國學者喬治·B. 夏勒說：「人類對野犛牛的看法混合了想像和現實。就我看來，野犛牛象徵著廣闊無垠的羌塘，成為這一地區的象徵符號。」羌塘是對西藏藏北草原的統稱。在今天的青藏高原，特別是可可西裡無人區，還存有大約20000多頭野犛牛，它們是國家一類保護動物。隨著許多保護措施的實施，近年來野犛牛的數量正在上升。
被馴養後的犛牛成為青藏高原居民最重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當今世界，犛牛總量並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大約為1800萬—2000萬頭，主要分布在中國的青藏高原及其周邊國家和地區，如尼泊爾、不丹、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目前，中國擁有佔世界犛牛總量大約92%以上的犛牛數量，它們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甘肅、新疆、雲南等省區。這些地區大都是高海拔地區，海拔都在2000—5000米。
經過漫長的歲月，犛牛的體格、生理結構、機理組織、血液分子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逐漸適應了高寒缺氧的自然環境。特別是犛牛那一身皮毛，不但漂亮威風，而且非常實用，具有高度的耐寒性、耐缺氧性。
按照《中國犛牛學》的分類，在中國境內的犛牛，因生存環境和基因的不同，可以分為青海高原犛牛、甘肅大通犛牛、四川九龍犛牛、雲南中甸犛牛、新疆巴州犛牛、西藏斯布犛牛、西藏帕裡犛牛等十幾個品種類別，它們各具特點。
在早期，犛牛的生存範圍可能要更大一些。在中國先秦歷史典籍中，最早在《山海經》中就出現過「旄牛」的記載。《北山經》記載：「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周禮》中出現「旄舞」一詞。而《呂氏春秋》還有「肉之美者，旄象之肉」的內容。東漢時期，《說文解字》就已經收錄了「犛」這個字，其解釋是「西南夷長毛牛也」。漢代還出現過犛牛國、犛牛縣、犛牛道等。
藏族馴養了犛牛，犛牛養育了藏族
藏族有句諺語：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犛牛。一個動物種群與一個人類族群，這樣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關係，實在是非常罕見，具有典型的人類學意義。動物是人類最重要的朋友，犛牛是藏族最重要的朋友。藏族馴養了犛牛，犛牛養育了藏族。
數千年來，犛牛與藏族人民相伴相隨，儘其所有，成就了這裡人民的衣、食、住、行、運、燒、耕，涉及青藏高原的政、教、商、戰、娛、醫、用，並且深刻地影響了藏族人民的精神性格。
犛牛作為高原的運輸工具，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在西藏阿里的象雄遺址處就曾發現犛牛馱鞍的殘片。2000多年來，犛牛馱著牧人的家，四處遊牧，甚至在古代戰爭中，犛牛還成為勇士們的坐騎。就連如今人們在攀登珠峰，也是先由犛牛把登山物資馱運到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
犛牛肉、犛牛奶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點，是牧區藏族人民的主要營養來源。犛牛毛、犛牛絨可以織成帳篷、衣物，也是上好的紡織原料。黑色的犛牛毛帳篷是千百年來牧人的家，用犛牛毛編織的帳篷，天晴時毛線會收縮，露出密密麻麻的小孔，透進陽光和空氣；雨雪之時，毛線會膨脹把雨雪擋在外面。犛牛皮是上好的皮革原料，被製成各種生產生活用品。西藏醫藥古籍《四部醫典》《藍琉璃》對犛牛在藏醫藥中的作用多有記載，認為其「具有上千種強體養生之功效」。犛牛角、犛牛骨，有的被製成擠奶容器，有的被製成骨針工具，還有的被雕刻成宗教法器，被製成工藝品，在寺廟裡使用的酥油燈中的酥油基本上是從犛牛奶裡提煉的。
此外，散發著牧草清香的犛牛糞曾經是牧區的主要燃料，陪伴著高原人民度過了漫漫寒冬。青海省果洛州久治縣牧民蘭則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牛糞》，真實地記錄了牛糞在牧區生活中的作用。蘭則說：「沒有牛糞的日子將是我們自我遺失的日子，是給我們生活帶來災難的日子，也是我們與大自然為敵的日子。到那時，我們的慈悲心與因果觀、善良的品性都將離我們遠去。」
聽牧民說，犛牛還有一種本領，遠途旅行時不愛睡覺。它們通過凝望星辰能記住地理方位，所以永遠不會迷路。要說犛牛走丟了，其實很可能是它生氣故意跑了。
在高原人民的生活中，處處都有犛牛的身影，處處都離不開犛牛。犛牛被譽為「高原之舟」「高原之寶」「高原之魂」。犛牛的長相憨厚，秉性忠誠，情懷悲憫，力量堅韌，氣魄勇悍，它以自己的生命去儘自己的使命。有位藏族學者曾寫道：「對於高原人類而言，犛牛是永遠的祖先，是祖父母，是兄弟姐妹，是子女，是朋友夥伴，是鄰家親戚朋友……」
犛牛背上馱載的藏族文化
在藏族與犛牛相處的幾千年中，犛牛不但是一種物質現象、生產生活方式，而且逐漸進入了人們的精神世界，成為犛牛文化。犛牛文化是指在犛牛背上馱載的文化。這既包括歷史文化、畜牧文化、器物文化、喪葬文化、生態文化，也包括了高原藏族的文學、藝術、音樂、舞蹈等審美文化，還涉及宗教和哲學文化。
早在西藏原始宗教——本教中，就有這樣的傳說：當世界第一縷陽光照耀到崗仁波欽時，便有了第一頭犛牛。崗仁波欽是早期本教、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四大宗教共同的神山，也是人們常說的須彌山，被認為是世界的中心。人們傳說崗仁波欽的山褶，就是犛牛的背脊。這個傳說充滿了對於早期世界的想像，充滿了對犛牛出現的好奇。
犛牛這一形象甚至進入了藏族創世紀傳說。在藏區廣泛流傳的《斯巴宰牛歌》中唱到「犛牛的頭顱變成了高山，犛牛的皮張變成了大地，犛牛的尾巴變成了江河」。「斯巴」是宇宙或宇宙大神的意思。在大膽、誇張的想像中，犛牛儼然成為這個世界的統治者。
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長江在藏語中稱為「哲曲」，意為「母犛牛河」，而長江水可以被認為是犛牛奶。現今山南地區的雅礱河谷被認為是藏族的發祥地，藏族最早的先民的部落，被稱為「六犛牛部」。在遺存至今的藏族最早的宮殿——雍布拉康的壁畫上，還畫著犛牛的圖案。
據敦煌古藏文文獻記載：天神自天空降世——墀聶墀贊也，來做大地父王，父王來到人間。當初降臨神山降多之時，須彌山為之深深鞠躬致敬，樹木為之奔馳迎接，泉水為之清澈迎候，石頭石塊均彎腰作禮，遂來做吐蕃六犛牛部之主宰也。在《王統世系明鑑》中記載，第七代藏王止貢贊普與大臣羅旺達孜決鬥，被羅旺用計謀殺死，篡奪了王位，並將其王妃流放牧馬。這位王妃在牧場上夢見與雅拉香波山神化身的白衣人交合，醒來時看見一頭白犛牛。之後，王妃生下一個血團，王妃便把血團放到一個野犛牛角中，從中孵出一個男孩，這個男孩便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七賢臣」之一：茹列傑。茹列傑後來發明了冶煉術、二牛抬扛稼耕術、熬膠術。犛牛作為耕作工具、沿襲兩千多年的二牛抬槓術，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在高原歷史的遙遠的源頭，犛牛的形象就是與藏族人民重合在一起的。在犛牛產區的廣闊大地上，考古學家們發現了很多處巖畫，其中，多數都刻有犛牛圖案。
在西藏、新疆、青海、甘肅交界的若爾羌出土了部分金質野犛牛飾物。據考證，「若爾羌」的意思是北方犛牛之地，這件物品被認為是漢代時期的作品。1973年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出土的青銅犛牛，重達80公斤。這件作品造型古樸，氣勢雄渾、結構嚴謹，後來被專家鑑定為吐蕃時期的作品，是國寶級的國家一級文物。
當佛教進入西藏，佛教再度興盛，在眾多的寺廟的壁畫、唐卡和法器當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了犛牛的形象。如西藏犛牛博物館收藏的清代彩繪犛牛哈達，圖案奔騰歡快，吉祥悅人，栩栩如生。
到十三世紀，藏傳佛教薩迦派第5位祖師、元代帝師、著名的宗教領袖、政治家和學者：八思巴·洛追堅贊（1235—1280年），曾寫下一首《犛牛贊》：
體形猶如大雲朵
騰飛凌駕行空間
鼻孔嘴中噴黑霧
舌頭擺動如電擊
吼聲似雷傳四方
蹄色恍若藍寶石
雙蹄撞擊震大地
角尖擺動破山峰
雙目炯炯如日月
恍惚來往雲端間
尾巴搖曳似樹苗
隨風甩散朵朵雲
擺尾之聲傳四方
此物繁衍大雪域
四蹄物中最奇妙
調服內心能鎮定
耐力超過四方眾
無情敵人舉刀時
心中應存憐憫意
這首詩從頭到尾、從角至蹄，對犛牛讚美不已，「此物繁衍大雪域，四蹄物中最奇妙」。作為一名宗教領袖，八思巴大師還不忘提醒，「無情敵人舉刀時，心中應存憐憫意」。
在以文學方式讚頌犛牛的作品中，又以珠峰腳下的絨布寺每年薩嘎達瓦節期間舉辦的犛牛放生儀式上的說唱最為經典。說唱詞是由十五世紀絨布寺上師扎珠阿旺單增羅布首創的，流傳了幾百年。比較特殊的是，在這個宗教節日期間，所有活動都是由僧人主持的，唯有犛牛禮讚這項活動是由俗人，也就是由放牧犛牛的牧民主持。這個儀式先要調集四十多頭犛牛，再從中選取七頭毛色不同的犛牛，讚頌主持人先在犛牛腰椎上面用線縫上不同色質和寫有不同經文內容的經幡。之後，由讚頌主持人一邊唱著《犛牛贊》，一邊在犛牛身上用硃砂畫畫，並在犛牛角頭、角腰、角尖、額頭、眼部、耳部、鼻梁等部位塗抹酥油。最後，給犛牛餵食糌粑、青稞酒等，在「咯咯嗦嗦」聲中，圓滿結束《犛牛贊》的唱誦。
在西藏許多著名的寺廟聖地，包括布達拉宮、大昭寺、薩迦寺、哲蚌寺、古格王朝遺址、東嘎皮羊遺址，那些千年遺存的壁畫當中，都繪有犛牛的圖案。其中布達拉宮的一幅壁畫，講的是在蓮華生大師的開啟下，人們從獵獲的野犛牛的嘴唇的鹹味，發現了北方高地的鹽湖，此後人們就到那裡馱鹽了。在西藏高原的牧區鄉村，到處都有掛在門楹上的犛牛頭、繪在牆壁上的犛牛畫、刻在山野上的犛牛圖，這些都有鎮魔避邪的作用。
藏族人民的精神家園
博物館是徵集、典藏、陳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類文化遺產實物的場所。「博物館」在最早的拉丁文中含有「智慧之神寓所」之意。近年來，我國的博物館事業快速發展，各地的國有和民間博物館方興未艾。除了綜合性博物館外，也出現了一些專題博物館。走進博物館，成為更多民眾的文化選擇。
在犛牛博物館最初的設想和籌建過程中，有很多人不太理解，為什麼要建犛牛博物館？我認為，犛牛的被馴化、被畜養、被役使、被廣泛利用，以及被產業化、被精神化、被藝術化是人類文明進程宏偉篇章中的獨特傳奇，這是一個極好的博物館題材。犛牛博物館是一個以犛牛為載體、表現犛牛與藏族關係、展示犛牛馱載的高原文化的專題博物館。在很多人對犛牛博物館還持懷疑態度時，最早理解犛牛博物館的卻是高原牧民。他們並不知道什麼叫「博物館」，藏文中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這個詞。我們給牧民介紹，這是一個「亞頗章」，意思是「犛牛宮殿」，他們馬上就理解了。
藏北申扎縣的牧民日諾、比如縣的牧民才朋對我說，犛牛跟著我們幾千年，我們養了一輩子犛牛，現在要為犛牛蓋一座宮殿，我們支持！日諾給我們講述了多年前為了防止雪盲，用犛牛絨編成眼罩的故事，他根據記憶，現場給我們做了一個犛牛絨眼罩。日諾全家人還一起捻線、編織、縫製了一頂犛牛毛帳篷，坐了三天車來到拉薩，將帳篷捐贈給我們。才朋開著汽車，裝了一車與犛牛相關的生產工具捐贈給我們。
在我們看來，博物館不應當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而應當是本地區人民的精神家園。在這個星球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類才是自覺的歷史動物，只有人類才會有意識地尊重自己的文化記憶，只有人類才會努力從歷史的方位中來理解自己。
按照我們的設想，犛牛博物館裡應當有三頭犛牛：第一頭是「自然與科學的犛牛」，就是從自然與科學的角度，來認識犛牛的起源與遷徙、馴化與畜養、分布與特徵等；第二頭是「歷史與人文的犛牛」，從犛牛與藏族的關係、犛牛在高原的經濟、社會、政治、宗教歷史中的作用來展示；第三頭是「精神和藝術的犛牛」，展示作為視覺藝術和造型藝術的犛牛。
有人問犛牛博物館能展示什麼物件？鎮館之寶又是什麼？博物館不是古董店，也不是鑑寶所，從反映人類歷史生活和文明進程的意義來說，所有藏品同樣都是有價值的物證，所不同的是其稀缺程度和由此造成的市場價格。在西藏犛牛博物館裡有一堵專門請牧民壘砌的牛糞牆。可能在全世界的博物館也沒有把牛糞作為展品的。但牛糞作為犛牛產區歷史上最重要的燃料，曾經溫暖了世代牧人的生活，這不就是歷史生活的物證嗎？
在籌建犛牛博物館的過程中，我們在犛牛產區進行了近3萬公裡的田野調查，也徵集到一些非常稀缺的藏品。這些稀缺的藏品並不僅僅因為它們的價格有多麼昂貴，而是因為它們真切地印證了犛牛與藏族的關係，是犛牛文化的象徵，它們本身包含了遙遠而豐富的歷史信息。
在展品中，有幾件犛牛皮毛製作的裝瓷碗的碗套碗盒，年代並不久遠，大約只有一二百年。一二百年前，西藏的交通運輸極其不便、商品經濟極不發達，景德鎮生產的瓷碗要越過萬水千山才能到達青藏高原，到達牧民的手中非常珍貴。當時，為了保護這個瓷碗，人們就用犛牛皮製作碗套，用犛牛毛編織碗盒，把瓷碗裝在裡面。這樣一來，無論是外出放牧，還是旅行朝佛，都能保證瓷碗不會破碎。今天的西藏，交通、商業都非常發達了，拉薩的市場上可以隨處買到價廉物美的瓷碗，反而這些犛牛皮、犛牛毛製作的碗套碗盒倒成了稀罕之物。
一位藏族詩人曾經寫道：「雅魯藏布江上的牛皮船，曾經是一個民族動蕩的房間。」有一次，我們到拉薩郊區的俊巴村調查，看到那裡的牛皮船。船一般是用四張犛牛皮縫製成的，是在沒有橋梁的年代渡過江河的工具。最具喜劇色彩的是，二十多年前，縣裡給這個村分配了第一臺拖拉機，因為沒有橋梁，這臺拖拉機居然是用牛皮船裝載，渡過雅魯藏布江運到村裡來的。現代化到來的過程是多麼有趣啊。博物館的使命就是要記錄這個歷史過程，而不僅是展示寶物。
我們為西藏社會發展而歡欣鼓舞，但需要保存以往歷史生活的記憶，從而回答那個古老的問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往哪裡去？
博物館是公共性、共享性的文化機構。國外有一套資助博物館的辦法，我們國家也在探索試行，也會越來越完善。博物館的建設和運行是需要資金的，但博物館本身是公益性、社會性的，博物館不是交易所。即使是私立博物館，也不能成為販賣地。西藏犛牛博物館現有的藏品中，大約有50%是當地人民無償捐贈的，這在中國的國有博物館也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當我們看到來自牧區的百姓、來自鄉村的幹部，有的是一家四代人，甚至還有一位近百歲老奶奶坐著輪椅，來參觀犛牛博物館時，我們感到欣慰。因為能夠成為當地人民的精神家園，是一座博物館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
在犛牛博物館的籌建過程中，我們總結出了「犛牛精神」：憨厚、忠誠、悲憫、堅韌、勇悍、盡命。
吳雨初 1954年生於江西，1976年江西師範大學畢業後進藏工作，長期在縣、地、自治區工作。1992年調回北京，曾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北京出版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2011年重返西藏，現任西藏犛牛博物館館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理事，中國百名優秀出版企業家。著有《藏北十二年》《最犛牛》等。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