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權理論絕不是西方的專利。
在寬泛的尺度下，權力分散和制衡的理論，並不是孟德斯鳩第一個提出的，甚至也不是西方人首先提出的政治理論。在古代東方的專制體制下，君主們非常熟悉如何運用各種手段來控制下屬，對他們來說，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讓屬下們彼此爭鬥、彼此競爭、彼此猜疑、彼此妒忌，如此一來，這些下屬都會將主要精力用於和同僚「纏鬥」，為了在競爭中勝出，他們必然會向高踞寶座的統治者逢迎諂媚，搖尾乞憐。這樣一來，君主們的皇位就更加穩固了。
也許，當人類社會出現君主或相應政權的同時，類似的權力制衡原則就已經產生了。這是在權力鬥爭中如影隨附的寄生物，也是權術手段的必然結果。慢慢的，這樣的帝王權術被逐漸固定了下來，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慣例或章程。
軍事權的制衡
對叢林法則的古代帝國而言，最重要的權力始終是兵權。
在古代中央王朝，對兵權的制衡，也始終是皇帝們最優先的考慮事項，有兵權就可為所欲為，兵權旁落則意味著大勢已去。
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對兵權的掌控，特別是繼唐和五代十國亂世之後的宋朝，由於其開國君主趙匡胤本就是靠奪取兵權上位的，宋朝統治者們深知軍隊的重要性。正因如此，篡位沒幾年，趙匡胤就上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好戲。
從此，宋朝開啟了其極力打壓軍事將領的立國原則，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全面碾壓軍隊的高官。這也體現在宋朝的軍事制度上。
宋朝時，三軍統帥自然是皇帝本人，在平日，樞密院在名義上是軍隊最高指揮機關，分別統領禁軍和廂軍；率臣，為禁軍出徵或鎮戍時臨時委任的將帥，統領地分屬三衙的禁軍。
可以看到，宋朝時，研究軍事決策、平時指揮軍隊，以及戰時將領的權限都被限制的很清楚，以免出現一個部門或一個強人就能調動並指揮軍隊的情況出現。
如此還不足以令宋朝皇帝們心安，北宋的更戍法更是規定軍隊定期更換駐地，而將帥不隨軍轉移。因此出現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現象，這也導致宋朝軍隊的戰鬥力每況愈下。
和宋朝一脈相承，大明則有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優良」傳統。也就是說，一個將領不能長期帶領一支軍隊，以免這支軍隊成了該將領的私人部曲，不服從朝廷的權威。
具體操作上，戰時，兵部奉皇帝旨意調軍，任命領兵官，發給印信，率領從衛所調發的軍隊出徵。戰爭結束，領兵官繳印於朝，官軍各回衛所。完全做到了「戰管分離」。
和宋朝的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一樣，儘管這樣的軍隊戰鬥力越來越差，但也保證了軍權無法威脅到皇權，皇帝的高枕無憂才是最要緊的第一要務，多打幾次敗仗，也無傷大雅嘛。
對地方上，明朝各地要員明確區分軍事和行政職能。由總督負責軍務，巡撫掌管民事，兩者互相監督、互相制衡、互為掣肘。才不至於像唐朝的節度使制度那樣，讓地方勢力坐大。
可見，由唐及宋再到明朝，皇帝們對軍權的掌控越來越牢固，像南北朝和隋唐之際屢屢上演的權臣幹政，武裝造反等情況也少了很多。這也是皇權進一步牢固的第一步。
科舉制和皇權的集中
除了軍事方面，皇權尋求對國家各個層面的絕對掌控。在隋唐以前，世族大家一直是皇權的有力競爭者，儘管他們表面上臣服於皇帝，但私下裡擁有極大的勢力，對皇權的長治久安形成了極大的威脅。也正因如此，科舉制應運而生。
科舉制的本意，按朱元璋的話說，是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
除了僵化天下頭腦，收攬天下人才，科舉的另一大作用，就是架空一度威脅皇權的世家大族。
漢魏以來，中央帝國選拔官吏往往使用舉薦制，也就是所謂的「舉孝廉」。現實情況中，「舉」出來的孝廉往往是世家子弟，魏文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強化了世家在帝國人事上的天然優越性和壟斷性。到了南北朝，隨著皇權的衰落，這樣的情況愈演愈烈，當時的文豪左思就留下了這樣的詩句：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這是對當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社會景象的辛辣白描。
這樣的情況，對窮苦看不到希望的底層人自然很不利，對皇權也同樣不利。正如孟德斯鳩所說，君主制和專制制度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去中間化」，也就是去除穩固的中間階級。一旦去掉了中間的釘子，那麼就再也沒有什麼能限制皇權的專制了。
利用科舉制，皇權有了更充裕的人才來源，也掐斷了豪族對帝國官職的壟斷。事實上，皇權和底層聯手對付貴族的例子，在人類文明史中屢見不鮮，比如薩珊皇帝就曾利用民間的馬自達派來反對宗教貴族。但當荷姆茲達成了自己的目的之後，代表底層的馬自達派也就像夜壺一樣被塞進了床底。
對於底層來說，科舉儘管比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或中彩票還要難，但畢竟有了翻身的一丁點指望，而這點指望，正來自於天子的垂恩，這也就使他們更加感恩戴德，體沐皇恩了。
他制衡手段
除了科舉制，魏晉以降，帝王們用了很多手段以圖達成削弱世家的目的。
比如，讓比較小的官，身居要職。在曹魏明帝時，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帝愈嚴憚之。中書舍人即其中的代表。
顯然，在漢魏之際，九卿的權限還較大，並不太忌諱那些在皇帝身邊如後宮主管、黃門侍郎之類的小官。這也令皇帝們「嚴憚之」。為了解除皇權這方面的限制，最好的辦法自然是加強那些
漢魏時，中書舍人只是一個小官職，但因位近至尊，掌傳宣詔命，所以地位日趨重要，到了南朝劉宋時期，中書舍人可「入直閣內，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實權日重，中書侍郎之任遂輕。」
中書舍人慢慢架空了原本位高權重，對皇權形成一定製約的中書監。與此過程對應的，則是原本的三公九卿職位逐漸職能化，原本是決策層，如今決策是在皇帝的宮闈之中和幾個密友商定，九卿六部慢慢淪為了橡皮圖章和執行機構。
到了明清，這樣的結構則充分定型，並於清朝的軍機處達到了頂峰，軍機處儘管凌駕於所有正規部門之上，但仍只是皇帝決策的執行和諮詢機構。通過這樣的制度設計，清朝的皇權集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除了這些機構，皇權還很擅長利用宦官和外戚進行權力制衡。整個東漢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外戚和太監的奪權史，並最終以地方豪族的崛起而告終。對於生養在深宮的皇帝來說，他們最信賴的，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太監，而不是外面滿口「之乎者也」的士大夫們。太監無法生育，也就意味著他們無法將權力傳給下一代，也就永遠不會有「改朝異姓」的危機。
此外，相比於朝臣，宦官對皇權的依附性更高，往往換個皇帝，某個太監的地位就會受到極大的變動，因此他們也絕對會為對自己有利的皇帝出死力。
明朝是利用宦官制衡外臣最「成功」的朝代，儘管明太祖朱元璋有明確的祖訓：後宮不得與政。但後世明朝皇帝卻天才的設計出了一套讓宦官也能「依法」參政的制度流程。掌握硃批大權的司禮監，不僅能和內閣分庭抗禮，甚至還隱隱凌駕於內閣之上。但在皇權日熾的明朝，宦官再怎麼坐大，也始終只是皇權的一條狗，崇禎上位之初，就能隨意處置大權在握的魏忠賢即是明證。
小結
作為古代全世界最為成功的專制皇權帝國，龐大的中央帝國的歷史，就是一部「精彩絕倫」的權術史和厚黑史。通過不斷的「分權制衡」，皇帝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皇權也最終獲取了至高無上的超然地位。
諷刺的是，在西方，分權制衡理念，則成了現代國家形成的淵源。這其中的原因，其實並不難解釋，中國式的分權制度，主要是為了制衡屬下，並不以理性的法律為準神。而西方的分權理念，則是建立於理性的法律之上的，其目的是限制當權者的權力過大。出發點不同，手段不同，思路不同，結果自然也就大相庭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