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孫女鄒宗平的記憶中,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是個更為具體生動、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是有著堅定信仰的科學家,也是尊重女性的謙謙君子。
圖為1954年底李四光夫婦與外孫女鄒宗平一起享受冬日的陽光
我的外公是李四光,他曾對年幼的我講過許多自己的事情。現在我從中選出幾件往事講出來,與大家分享一下地質學家之外的「李四光」,一個不被大家熟知的「李四光」。
外公早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認識了宋教仁和馬君武,後經這兩位先生又認識了孫中山。本來他留學是想要學習造船技術,以此實現強國夢想的,但到了日本接觸了這些革命者以後,發現中國的問題不僅是工業的極度落後,更主要的是社會的極度腐敗。要想讓中國變成一個強國,不僅要學工業、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推翻清政府的腐敗統治,所以他更加積極地靠近在日本的進步學生。1905年8月20日,宋教仁帶他到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會場。成立當天,全體與會人員來到旁邊的一間小屋子裡面宣誓,外公是由孫中山帶領的。待宣誓完畢,孫中山見他長得比較小,於是問:「你今年多大了?」他說:「我今年16了。」孫中山非常高興地說:「湖北李四光16歲就嚮往革命,非常的好。」還送給他八個大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而後,外公用他這一生來實踐了這八個字。
自此,外公成為同盟會第一批會員中最年輕的成員,因此後來周總理評價說他是「辛亥革命的老同志」。
1910年,外公在大阪高等工業學校畢業以後回到了湖北,在一個中學做老師。清政府一貫不承認國外的學位,所有留洋學生都要到北京去參加一個考試。於是次年6月,外公接到清政府通知,到北京參加考試。考試成績公布以後,他被授予了工科進士的稱號,此時是10月左右,因此他大概是宣統皇帝統治期間最後一批進士之一了。
不久,外公在北京聽到了武昌起義爆發的消息,立刻趕回武漢,組織人力車夫、碼頭工人為起義軍搬運彈藥,運送傷員。起義成功之後,外公被推選為湖北省實業司司長。
1927年,李四光與夫人許淑彬在北京
外公這一輩子特別討厭蔣介石,所以他老躲著蔣介石,一輩子都不願意跟他照面。
抗戰時期有一次外公到重慶去開會,蔣介石宴請參會人員。外公開完會就回了廣西,沒去參加宴請。誰知他的桌籤被放在了蔣介石的右邊,宴請開始的時候一看外公沒來,蔣介石就有點不高興,說:「李四光怎麼沒來?」翁文灝打圓場說:「他病了,重感冒。」蔣介石這才作罷。解放後外公見到翁文灝還說:「你救了我一命。」
1937年,外公和他創立的地質研究所本來在廬山,結果日本人很快打來了,要趕快撤退。當時國民政府命令所有中央機關、研究機構一起搬到重慶去,但外公想,重慶比較小,去了恐怕要與蔣介石抬頭不見低頭見,所以他請時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聯繫了廣西軍閥李宗仁,希望能將研究所搬到廣西。李宗仁特別歡迎,於是外公就聯合物理所打了一個報告說,大家不要一股腦兒都搬到重慶去,也搬幾個研究所到廣西去,廣西也很落後。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快便獲得了批准。所以他和地質研究所就搬到了廣西桂林,一直到1944年。
1948年,外公代表中國地質學會到英國去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大會,會後便留在英國做地質考察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給他寫了一封信,歡迎他回國來。1949年9月,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外公的名字就出現在《人民日報》刊登的政協委員名單之中。國民黨當局看到了這一消息,就叫駐英大使鄭天錫去找外公,想讓他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的稱號,而且不要回國。此時,陳西瀅找到外公說:「你要想離開就趕緊走,要不然你就走不了了。」當天晚上外公就提著小箱子去了法國。其時,外婆還留在英國。後來外公到了瑞士,給她寫了一張明信片,外婆便也輾轉到了瑞士。會面後兩人買了從義大利到香港的船票。然而那時候不像現在有固定的航班,船票都是沒有日期的,他們在歐洲足足等了三個月,其間與所有人都失聯了。上船後又行駛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到香港。
1952年,周總理與李四光交談中
周總理始終非常關心外公的去向。他很擔心外公會從東歐回國,因為那時東歐都是共產主義國家,而外公拿的是國民政府時期的護照,這樣會產生籤證問題。於是周總理就發電報給當時駐布拉格的新華社社長吳文燾說,如果你們發現了李四光,請協助他回國。吳文燾給周總理髮電報說,現在沒有李四光的消息,他肯定會從西歐回來的。所以周總理就委託葉劍英找了一位黎先生到香港去,黎先生會說英文,到香港也比較好偽裝。這時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外公的護照上寫的是他的英文名字J.S. Lee,J 意思是仲揆(外公原名,後用作字),S是四光,L是李。但黎先生沒弄清楚,隱約記得叫Jes Li,就拿這個名字到處打聽外公的下落。這時,我外公也託好友陳厚甫打聽怎麼回國。很巧的是,陳厚甫遇到了黎先生,問他:「你說的是不是叫J. S. Lee啊?」黎先生說:「我也搞不清楚,有點像。反正是英國來的老紳士,學地質的。」陳厚甫說:「我正好有一個這樣的朋友也在打聽怎麼回國。」這樣陰差陽錯居然就接上頭了。
外公到了香港後,他的老朋友到碼頭來接他並安排了住所。兩天以後,黎先生來拜訪外公,先給他講了一下內地的形勢,然後說:「我奉總理的指示安排你回國,你在這兒安心休息等待。」過了一天黎先生又跟他說:「明天早上,你們夫妻倆到海灘上去散步,其他的就不要管了。」第二天早上,外公、外婆就依照囑咐去散步,沒一會兒就來了一輛車,司機說他是黎先生派來的。兩人上車後就過了羅湖橋,最後到了南京火車站。其他東西,大大小小箱子好幾個,後來在黎先生安排下拿了回來。回國前外公已經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所以當他回到北京,《人民日報》的報導標題就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李四光昨日抵京》。
其實,外公回到南京的時候,滿腦子還是想著回南京地質所做研究。但因為是周總理安排他回國的,所以他還是先到了北京。周總理來看他,兩個人關上門在房間裡談了三個多鐘頭。外公說:「我的興趣主要在做研究,我想再回南京去。」周總理就跟他說:你這種想法不完全正確。其實你回來之前,就要開地質工作者的代表大會。這件事已經籌備了很久了。當時你與國內失聯,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到哪兒去了,有人說李四光是不會回來的,還是開吧。我相信你一定會回來的。現在還沒有回來,一定是碰到了什麼困難。我就等你回來開這個會,因為我認為你是組織地質工作最合適的人選。你當初去做研究是孫中山跟你說「努力向學,蔚為國用」,現在國家需要你來做組織工作,你也應該把這個重擔給承擔起來。這也是為了振興中華。最後外公接受了周總理的意見,答應來做組織工作。
1969年,毛主席接見科技界群眾代表時,與李四光(左)交談
1969年,毛主席在接見科技界群眾代表時,在隊伍中看見了外公,就一把拉住他說:「我正好找你有事。」兩人從天體的起源聊到人類的起源,最後主席說:「我現在對科學挺有興趣,你能不能給我找點書?」外公問:「主席想看哪方面的書?」毛主席說,就你研究的那些。外公回去後找了一些書,發現都太專業晦澀了,不太適合主席看,就給主席寫了張便條說:「給您找了一些,但是不太適合您看。我給您寫一本吧。」後來外公就寫了那本著名的科普讀本《天文•地質•古生物》。
解放前,外公除了參加過同盟會之外,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1950年回國以後,他也沒有提出要入黨。這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思想上還有很多需要改造的地方。此前他出國的時候,國民黨打內戰,中國是一塌糊塗的,等到1950年回國,他看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新中國。他認為自己年輕時參加辛亥革命想要得到的結果,現在看到了,所以他非常熱愛新中國,對共產黨非常地崇敬。他認為,大家在為新中國成立而努力的時候,他還是一個生活相對優裕的舊知識分子。因此他沒有資格參加共產黨,只有為國家建設而繼續努力。
1957年6月,李四光在杭州飛來峰用放大鏡察看石灰巖中的有孔蟲化石
到了1957年,外公左腎上長了一個特別大的結石導致尿血,當時以為是癌症,就在杭州休養。一天,周總理一個人來療養院看他,還特別高興地說:「我把他們(指秘書、警衛等)全部甩了!」兩個人到屋子裡關上門,又談了好幾個鐘頭。周總理先是講了講國內的形勢,然後說:「李老,問你一個問題,你為什麼不申請入黨呢?」外公非常驚訝地說:「怎麼可能呢?像你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做黨員,我還有很多舊思想需要改造,我怎能入黨呢?」周總理說:「李老,你這種想法是不對的,過去雖然你沒去打仗來建立新中國,但是你為這個國家做了很多工作。你應該申請入黨,這樣的話你才能更靠近黨組織,可以進步。」周總理還說:「如果你有意願的話,我可以做你的入黨介紹人。第二位入黨介紹人,我建議你找董老。」周總理說的「董老」指的是董必武。董老是湖北人,在辛亥革命時期就和外公相識。周總理這麼講,可謂為外公考慮得十分周到。
事後,外公認真地考慮了周總理的意見,回京後就跟時任地質部黨組書記何長工講:「我覺得我還是應該申請入黨,在入黨過程中和入黨以後繼續改造思想。」但他自己也說:「總理那麼忙,我怎麼能去找他做入黨介紹人呢?」何長工說:「我來做你的入黨介紹人吧。」由於外公時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所以他的入黨介紹人一位是何長工,另一位是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1958年,外公終於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64年夏,李四光周末帶外孫女到香山櫻桃溝散步
外公與外婆的相識是很浪漫的。一次賑災義演上,外公看到一位年輕女士在臺上彈鋼琴,於是問旁邊一位物理系教授她是誰。剛巧這位物理系教授的夫人是那位女士在教會學校的同學,於是她特別熱心地介紹外公與後來的李夫人、我的外婆許淑彬相識。外公對外婆說:「我在英國讀書的時候,因為學習比較緊張,就買了個小提琴,找人教我拉。我拉得不怎麼好,回國以後沒人願意給我伴奏,你願不願意給我伴奏?」外婆說:「好,我給你伴奏啊。」那時外公32歲,外婆26歲。兩人一個拉小提琴,一個伴奏,一來二去便成就了一段姻緣。1923年1月,他們倆就結婚了,蔡元培主持了他們的婚禮。
外婆和外公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樣。外婆是一個大小姐,父親在清政府中的職務相當於現在的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民國後又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供職,比較有錢也比較洋派。那時女性念書的機會不多,但外婆從小就被送到了上海的教會學校念書。她一直在家裡很受寵,脾氣非常大,生活也很奢華,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反觀外公,他的父親只是一個農村的私塾先生,家裡比較窮。外公從小在農村長大,還要做砍柴、放牛等農活。他自己的生活是很簡單的。由於小時常見農村男人喝醉酒打老婆,他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非常反對這一封建陋習,所以一生滴酒不沾。
去日本留學之前,大家想,家鄉可算是出了一個大知識分子,於是湊錢請他吃了一頓飯,又是甲魚又是雞的。外公從小吃葷的機會比較少,吃完這頓飯在去往日本的船上就開始生病,一直上吐下瀉。到了日本去看醫生,醫生對他說:「你這個人不太適合吃大葷,你的腸胃接受不了,以後不要吃葷了。」
自此以後,外公一輩子都不吃肉,即便是魚蝦也吃得很少,吃得最多的「葷腥」就是雞蛋。但外婆愛吃,且什麼好吃吃什麼,外公儘管自己生活簡單,但都儘量滿足她,而且外婆在家裡是管事的。因此兩人相處得十分融洽。
當然,兩人之間難免會產生一點小矛盾。有一次,外公搬了一塊石頭回家,他覺得那是一個特別好的冰川標本,於是帶回來想在空閒的時候拍照研究。不久他帶學生出野外,而外婆因為是江蘇無錫人,特別喜歡吃雪裡蕻,每年冬天都要醃一缸,正愁找不到適合壓雪裡蕻的石頭,一看這塊石頭不錯就給壓上了。鹹菜是醃成了,但這塊石頭就不知道弄到哪兒去了。等外公從野外回來,想再看看這塊石頭卻怎麼也找不到,就問她石頭跑哪兒去了,外婆這才知道「闖禍」了。外公非常不高興,但他一生都對女性非常尊重,尤其是對我外婆百般呵護,從不對她發脾氣,所以儘管如此也只是很耐心地對她講:「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地質標本。以後我的石頭你要動的話,最好先問我一下,別給我扔了。」
還有一段時間,外婆嫌外公一天到晚忙工作,沒空陪她,很生氣。有一次,她把石頭堆了一床就到她哥哥家去了。外公見了,知道外婆生氣了,就趕快去把她接了回來。外婆生了女兒之後,外公每天下課以後趕到醫院去看她,問完「你今天好不好、昨晚睡得好不好」,就掏出一塊小木板,擱在膝蓋上開始寫文章。外婆很生氣地說:「你這人怎麼一點情趣也沒有!」外公說:「你自己選擇一下,你想要一個每天卿卿我我的人,還是要一個比較有本事、努力工作的人呢?」後來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外婆也很支持他的工作。
1935年李四光去英國講學前與夫人許淑彬、女兒李林在上海
外公只有我母親一個獨生女兒。外公是地質學院士,我母親李林是物理學院士,我父親鄒承魯則是生物化學院士。「用創造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求人生的出路」是外公一生的真實寫照,也一直在激勵我不斷博學慎思而篤行。
本文根據北京市西城區第一圖書館「名人之後話名人」系列講座錄音整理,選自《縱橫》2018年第4期,責任編輯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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