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9年12月5日至10日,我與故宮博物院博士後韓宇嬌應浙江嘉善方面邀請,參加「2019中國嘉善·了凡善學思想論壇」,雖然行色匆匆,但感到收穫甚豐,感想亦多。
王素擔任"了凡善學思想論壇"主旨發言
我青少年時就知道陸贄和袁黃(了凡)。這得益於很早就看過民國周養初的《陸贄文》
(選注本。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一集收錄,1933年出版)
和袁了凡、王鳳洲(世貞)的《袁王綱鑑》(民國時期屬於學習通史的普及書,版本甚多,不能具列)。關於陸贄及其著述,我撰寫整理過三部書,按出版時間:第一部是《陸贄評傳》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二部是《陸贄集》
(點校,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
,第三部是《唐陸宣公集》
(點校,《儒藏·精華編》集部第202冊上冊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而關於袁黃及其著述,我卻沒有做什麼工作。這是我此次願意應邀來嘉善的主要原因。
嘉善是袁黃的故裡,吳江是袁黃曾經舉家遷居的僑鄉,寶坻是袁黃曾任知縣的地方。由嘉善倡議,吳江、寶坻贊同,三家輪換,每年舉辦一屆「了凡善學思想論壇」,到2019年已經是第三屆了。據說2020年還要舉辦第四屆。當下為什麼需要弘揚「善學」,宣傳「善文化」?嘉善為什麼對「善學」與「善文化」情有獨鍾?等等問題,確實值得探討!
性善與性惡
相對論的奧妙在於可以不限時空和引力。既然有「善」,就必然有「惡」!而性善與性惡,二者相對,實際由來已久。奇怪的是,性善與性惡,均出自儒家。孔子講「中庸」,原本沒有絕對的性善與性惡。儘管他說「仁者愛人」,談「有教無類」,其實包含了性善。性善之論,原出孟子;性惡之論,原出荀子。
孟子是儒家的正統代表,故《孟子》一書,能入「十三經」。其《滕文公上》說滕文公為世子,見孟子,孟子為之「道性善」,趙岐注云:「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又《告子下》云:「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岐注云:「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人生皆有善性,人人皆可以為堯舜,成為孟子性善論的經典表述。
荀子是儒家的非正統代表,故《荀子》一書,未能進入「十三經」。其《性惡篇》第一句話就是:「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通篇都是針對孟子性善論的批判言辭。主張針對「性惡」,要有「師法之化,禮儀之道」。「化」指教化,「道」謂引導。即認為人性本惡,需要教化引導。楊倞注云:「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修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認為荀子之論,雖然「激憤」,但事出有因,戰國是亂世,人性之惡,得以張揚,荀子知道教化之方,卻無權勢地位實施其法,故激憤直指人性本惡。
斯坦因1349號《勸善經》
人性究竟是善是惡,傳統文化實際並無定論。故後世儒家,每欲調和性善、性惡二論。如《三字經》開篇所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前四句宣傳的是孟子的性善論,後四句宣傳的是荀子的教化引導之說。也正因如此,出現一種特有的「勸善文化」。這種「勸善文化」,不僅儒家有,釋、道二家也有。儒家無須多說。釋家有著名的《勸善經》(唐代「疑偽經」之一種),敦煌藏經洞出有至少三十件左右,可見流布之廣。道家勸善經典更多,《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合稱「三聖經」,為其最著者,明清頗為流行。而融合儒、釋、道三家「勸善文化」的傳奇小說「三言二拍」,自明末問世以來,更成為人們常讀之書。然則,人性是否就因此向善了呢?實際上遠遠沒有。教育原本就非萬能。在專門發掘人性之惡的體制下,教育更是萬萬不能。向善之心的形成,存在多方面因素,教育僅為其中之一。從地方而言,文化有無傳承,民風仍否醇厚,無疑屬於更重要的因素。而嘉善就是這樣一個文化有傳承、民風仍醇厚的地方。
嘉善:地嘉人善
嘉善地方,明宣德五年(1430)始從嘉興縣分出,單獨置縣,因「地嘉人善」,名曰嘉善。雖然置縣較晚,但歷史十分悠久。境內有馬家浜文化遺址,證明在新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春秋時為吳、越接壤地,號稱「吳根越角」,為吳越文化發祥地之一。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初隸長水縣,後改長水為由拳縣,統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由拳改為吳郡屬縣。三國孫吳先改由拳為禾興縣,後改禾興為嘉興縣。五代後晉升嘉興地方為秀州,另置嘉興為秀州屬縣。北宋改秀州為嘉禾郡。南宋升嘉禾郡為嘉興府。此後直至明宣德五年置縣前,嘉善均為嘉興縣轄地。置縣後,嘉善仍屬嘉興府。現在仍為嘉興市屬縣。
《康熙嘉善縣誌》縣境總圖
嘉善地方不大。《康熙嘉善縣誌》卷一《區域志上》說:「嘉善地狹,東西三十餘裡,南北五十裡。」初置縣,轄遷善、奉賢、思賢、麟瑞、永安、胥山六鄉。此六鄉並非明時始有。據元徐碩(時官嘉興路教授)《至元嘉禾志》卷三「鄉裡」條記載,此六鄉元時即為嘉興縣屬鄉。由於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區劃一直比較固定,可以推測,此六鄉元以前就已存在。六鄉中,遷善、奉賢、思賢三鄉名分別帶「善」「賢」二字。我們知道,善者必賢,賢者必善,「賢善」可作通用詞。唐元稹《故建州浦城縣尉元君墓志銘》云:「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北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謠辭一·卿雲歌三》云:「遷於賢善,莫不鹹聽。」而據前揭《至元嘉禾志》,當時嘉禾還有勸善、積善、集賢、象賢、崇德、履仁、伏禮、移風、德政、德化、感化、慕化等鄉。不僅崇尚「善」「賢」,還崇尚「德」「仁」「禮」及移風興化等。可以看出該地區人民的文化趣向和道德追求。
當然,僅循其名不夠,還須進責其實。南宋祝穆撰《方輿勝覽》卷三「嘉興府」條引《題名記》云:「惟秀介二大府,旁接三江,擅湖海魚鹽之利,號澤國秔稻之鄉,土膏沃饒,風俗淳秀,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百工眾技,與蘇、杭等。」前揭《至元嘉禾志》卷一「風俗」條引《會稽郡志》曰:「有夏禹勤儉之餘習。」又引《吳郡志》曰:「有太伯辭遜之遺風。」又引「舊經」云:「罕習軍旅,尤慕文儒,不憂凍餒,頗勤農務。」其中「尤慕文儒」,「文賢人物之盛,前後相望」,是說文化有傳承;「風俗淳秀」「頗勤農務」,有「勤儉之餘習」「辭遜之遺風」,是說民風仍醇厚。
重學興業,有教無類,反映文化有傳承;平衡貧富,裒多益寡,體現民風仍醇厚。此二因素,無疑是「善文化」的基礎。當然,具有此二因素的地方,全國恐怕還有不少;僅憑此二因素,還沒有資格扛舉「善文化」大旗。嘉善的「地嘉人善」,能夠傳頌至今,是因為歷史上有兩位其他地方沒有的鄉賢,弘揚「善學」的標誌性人物:一位是唐代著名賢相陸贄,一位是明代著名學者袁黃。
陸贄與民本主義思想
陸贄(754-805年)字敬輿,史稱蘇州嘉興縣人。據我最新研究,陸贄的鄉裡,在故嘉善縣奉賢鄉奉四中區陸莊,今嘉善縣惠民街道曙光村一帶。論壇結束的第二天(12月8日),我們赴曙光村進行調研,並與現村黨委書記查雲法及原村黨委書記陸鑫鍾進行了座談。據老書記陸鑫鍾回憶,在其兒時,村內確實存有陸宣公祠堂,因年久失修,1958年前後,為擴建耕地和平整土地,整體拆除,僅存兩個大石獅,後來也不知所終。祠堂原址約在「祠堂浜」附近。在陸書記和查書記的帶領下,一行七人在原址附近進行了初步考察。此次座談及考察,為確定陸贄鄉裡的最終歸屬,提供了關鍵證據。
王素在嘉善惠民街道曙光村「祠堂浜」附近考察
《陸贄評傳》書影
大約二十多年前,匡亞明先生主編《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卞孝萱先生為副主編,給我寫信,請我撰寫《陸贄評傳》。我躊躇很久,主要糾結有二:一是傳世文獻關於陸贄的生平材料太少,如何成書是個問題;二是陸贄的思想很多,有政治思想、軍事思想、財經思想等等,如何定位是個問題。最後決定:本書分「傳略」「政論」上下二編,給陸贄定位為儒家民本主義思想家。「傳略」大家都懂,無須解釋。「政論」從陸贄僅存的著作《翰苑集》一百四十一篇文章中,選取六十七篇,進行分期、解題、摘要(或全文)、簡評(或考評),不僅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德宗時代與陸贄有關的方方面面,還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陸贄不結黨、不營私、憂國憂民、廉潔奉公的儒家民本主義思想。
儒家的有些說法,需要正確理解。譬如有人據《論語·子張》載子夏曰「學而優則仕」,便謂儒家主張「官本位」,其實不然。同是《論語·子張》,此前還載子夏曰「學以致其道」,學習是為了獲得治國之道。學習優秀去仕宦,便可以推行這種治國之道。否則就如同前文說的荀子,面對戰國亂世,人性惡化,知道教化之方,卻無權勢地位實施其法。儒家實際主張「民本位」。歷史上,凡所謂「醇儒」,都是民本主義思想家,陸贄當然不能例外。
「民本」一詞,最早出自《尚書·五子之歌》,原文為: 「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背景是:夏禹死,子啟繼位。啟死,有六子,長子太康繼位。太康遊畋無度,民懷二心,為后羿所逐,不得返國。啟另五子怨其不返,作歌以諷之。「皇祖」指夏禹。「近」謂親近。「下」謂輕賤看不起。這裡援引祖訓,告誡太康:人民只可親近,不可輕賤看不起;因為人民是國家之本,只有人民穩固,國家才能安寧。《尚書》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成果,孔子自然是主張「民本位」的。此後遂有《孟子·盡心下》所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君死了可以再立國君,社稷亡了可以重建社稷,只有人民是不可替換的。故人民最為貴重,統治者應該善待自己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民本主義無疑是儒家「善學」最重要的思想。
陸贄入仕之後不久,即逢德宗亂世,先後經歷五王(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李希烈)僭立,朱泚先亂,二李(李懷光、李希烈)續亂;他以翰林學士充「內相」,幫助德宗平定內亂。後以中書侍郎當「真相」,希望能夠施展抱負,振興國家,卻為德宗所不容,竟至貶死。陸贄只活了五十二歲,短短的一生,政治思想無非「以民為本」,奏章文字無非「為民請命」。他充「內相」時寫的第一篇「奏草」,為《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就提出「人(民)者,邦之本也」,要求停罷各種苛捐雜稅,使「人(民)心不搖,邦本自固」。他當「真相」時寫的最長一篇「奏議」,為《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均」和「節」都是針對賦稅,「恤」則專對百姓,「均節」是徵稅原則,「恤」百姓是均節目的。
陸贄作為民本主義思想家,一定是不營私利、廉潔奉公的。據他所寫《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透露:德宗認為他拒絕一切饋遺,清廉太過,私下建議「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他認為這是皇帝公然鼓勵臣子行賄、受賄,很生氣,上狀指出:「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溪壑成災。」簡直就是給了德宗一記耳光。蘇軾《進呈(陸贄)奏議札子》說:「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事事都與貪婪刻薄、愚而自用的德宗對著幹,其命運如何,是可以想見的。親友或規勸陸贄不必太認真,陸贄答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既要忠君,又要恤民,只能「不恤(顧)」自己的安危了。但必須指出,陸贄的這種忠君,屬於「愚忠」,並非正統儒家思想。《孟子·離婁下》記孟子吿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儒家理想的國家與社會,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君臣相得的國家與社會。可惜這種國家與社會,在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體下,是不可能實現的。
陸贄傳承並實踐的儒家民本主義「善學」思想,對嘉善的文化與民風無疑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陸贄的後裔分布甚廣。據《康熙嘉善縣誌》記載:留守嘉善陸莊者,南宋有迪功郎陸瑀,曾創建陸宣公祠;明代有二十九代孫陸道乾,先重修陸宣公祠,後因家藏《宣公奏議》原板漫漶多訛,又重新刻板印行之,並令其婿國子司業李自華撰序以記其事。同書卷一○《藝文志一》「著述」條所列第一部書籍就是陸贄的《宣公奏議》,說明嘉善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卓越的鄉賢。陸贄鄉裡所在的故嘉善縣奉賢鄉,所奉之賢,無疑就是陸贄本人。前揭該地區其他帶「善」「賢」「德」「仁」「禮」等字的鄉以及顯示移風興化的鄉,不少也都可能與景仰和紀念陸贄有關。陸贄的影響,在袁黃身上得到了發展。
袁黃與《了凡四訓》
袁黃(1533~1606年)原名表,字慶遠,後改名黃,字坤儀,又字儀甫,初號學海,後改號了凡,嘉善縣魏塘鎮人,明末著名學者、思想家。袁黃少年喪父,由母李孺人教養成人,事母極盡孝道。其改名黃,出《易·坤》:「天玄而地黃。」為坤地之色,故改字坤儀,實際均與紀念其母有關。早年曾從母命習醫。隆慶三年(1569)赴南京國子監讀書,在棲霞山遇嘉善高僧雲谷禪師。袁黃原認為自己一生天已註定。雲谷禪師謂為「凡夫」之見,告誡可以「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袁黃大悟,知道命運可以通過努力奮鬥獲得改變,遂改號了凡,表示與「凡夫」之我決裂。萬曆十四年(1586)中進士。萬曆十六年(1588)任寶坻知縣。萬曆二十年(1592)調任兵部職方主事。萬曆二十一年(1593)參加抗倭援朝,因得罪李如松,被李誣告,罷官還鄉,閉門著述。萬曆二十三年(1595)曾舉家遷至吳江蘆墟趙田村居住。萬曆三十四年去世,年七十四歲,葬故嘉善縣胥五區大西收字圩,今嘉善縣惠民新潤村獨社浜。
袁黃一生勤學,政治、宗教、軍事、教育、農業、水利、天文、曆法、醫藥、術數等無不精通,著述宏富,多達二十餘種,還是編輯刊刻《嘉興藏》的最早倡議者(將梵夾本改為方冊本也是出於袁黃的建議),其中,最為普及的,除了前揭《袁王綱鑑》,便是《了凡四訓》。《了凡四訓》從性質而言,就是「家訓」(或稱「誡子書」),在中國古代極為普通,原本不足為奇;但中國古代那麼多的「家訓」,只有《了凡四訓》獲得「勸善書」之名,這就值得研究了。
嘉善惠民新潤村獨社浜袁黃墓
按儒家素重「家訓」。儒家最早的「家訓」,應即《論語·季氏》所載孔子教訓其子孔鯉(子伯魚)的二問二答,全文為: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二問二答人所熟知。王勃《滕王閣序》的「他日趨庭,叨陪鯉對」即出於此。中國社會兩千多年來奉為規矩的「詩禮傳家」也出於此。中國歷代士大夫家庭和家族形形色色的「家訓」更源於此。中國與西方不同。西方傳統重個人,故有「人權高於主權」之說。中國傳統重家庭和家族,《禮記·大學》所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重點在齊家,有家才有國,家國情懷,家永遠排在國之前。家庭和家族是社會的基礎,「家訓」是治理家庭和家族的方略。但袁黃《了凡四訓》的意義與此不盡相同。
嘉善袁氏家族是當地世族。袁黃的曾祖袁顥,是地方通儒,著述頗多,《明史·藝文志一》記有《春秋傳》三十卷,《千頃堂書目·醫家類》記有《痘疹全書》(不分卷),《浙江通志》卷二四五《經籍五·子部上·儒家類》還記有《袁氏家訓》一卷、《庭闈雜錄》一卷。值得注意的有二點:一是《明史·藝文志一》與《千頃堂書目·儒家類》等書均在袁顥《春秋傳》三十卷下,記顥子袁祥有《春秋或問》八卷、祥子袁仁有《針胡篇》(一名《春秋胡傳考誤》,胡指南宋胡安國《春秋傳》)一卷。袁仁即袁黃之父。袁黃也有《春秋義例》(不分卷)。袁氏四代相繼皆治《春秋》,反映該家族極其重視學術傳承。二是《袁氏家訓》《庭闈雜錄》均為「家訓」,不同的是,《庭闈雜錄》(「庭闈」指父母居處,代指父母)記袁顥父母教訓顥本人,《袁氏家訓》記袁顥教訓自己的兒子袁祥、袁禧、袁禎等。袁黃也有《了凡四訓》。反映袁氏家族有編輯「家訓」教訓家庭和家族的傳統。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千頃堂書目·儒家類》又有「薛厚《教家類纂》十卷」,注云:「嘉善人,取古今訓誡分類。」《康熙嘉善縣誌》卷一○《藝文志一》「著述」條記載略同。薛厚見於《浙江通志》卷一三八《選舉十六·明·舉人類》嘉靖二十二年(1543)癸卯科舉人名錄,從年齡看,與袁黃祖父袁祥大致同輩。反映嘉善地區各家族都有編輯「家訓」教訓家族的傳統。嘉善文化有傳承、民風仍醇厚,與此自然有著密切的關係。袁黃的《了凡四訓》也是這種背景的產物。
需要強調的是,袁黃撰寫的「家訓」,並非只有《了凡四訓》,還有《訓兒俗說》。二書都是為教訓其子袁儼撰寫的。《訓兒俗說》分為《立志》《敦倫》《事師》《處眾》《修業》《崇禮》《報本》《治家》八篇,為袁黃中年所寫,其時袁儼尚未成年,看得出來是比較基礎的「家訓」,真正的「誡子書」。《了凡四訓》分為《立命之學》《改過之法》《積善之方》《謙德之效》四篇,為袁黃晚年所寫,其時袁儼已是成人,看得出來是比較高級的「家訓」,亦即所謂「勸善書」。《了凡四訓》進行「勸善」的具體步驟如下:
第一篇《立命之學》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切身感受,說明「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道理。袁黃年輕時在嘉善慈雲寺遇一孔姓老者,仙風道骨,自稱得邵雍《皇極經世書》真傳,精通術數,為袁黃卜算縣、府、路三考得名,稍後皆驗,袁黃遂篤信命由天定。如前所說,後經雲谷禪師點化,知道可以通過努力奮鬥改變命運。雲谷禪師還給袁黃看「功過格」,教袁黃如何分別善惡,專心行善積德。袁黃謹記不忘,專心行善積德,終於有成。孔姓老者謂袁黃與進士無緣,命中無子,五十三歲壽終正寢。而袁黃通過努力奮鬥,考中進士,有子袁儼,撰寫《了凡四訓》時已有六十九歲,最終活了七十四歲。
袁黃《了凡四訓》
第二篇《改過之法》首先指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行善先須改過,改過先須修心,要有羞恥心、敬畏心、勇猛心,要以古聖先賢為榜樣,「見賢思齊」,如此,沒有不能改之過。然後介紹各種改過方法,最重要的是從根本斷絕,所謂「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能做到這一點雖然很好,但不能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就是無過之人,還要向春秋時期的賢大夫蘧伯玉學習,終生自省和改過,所謂「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如此,才能做到終生無過。
第三篇《積善之方》是「勸善」的正篇,也是本書的重點。首先根據大量事例,說明《易·坤》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的必然性。然後要求分辨真善與假善、端善與曲善、陰善與陽善、是善與非善、偏善與正善、半善與滿善、大善與小善、難善與易善八對概念,學習與人為善、愛敬存心、成人之美、勸人為善、救人危急、興建大利、舍財作福、護持正法、敬重師長、愛惜物命十種善行。其中談到學習勸人為善,引時諺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意思說:以口勸善,只能有效於一時;以書勸善,才能有效於久遠。暗示自己撰寫《了凡四訓》這部「勸善書」,也是為了有效於久遠。
第四篇《謙德之效》認為行善之後獲得福報,容易驕傲自滿,產生懈怠。根據《易·謙》所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舉例說明《尚書·大禹謨》稱「滿招損,謙受益」的效果。如舉例云:「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意思說:趙裕峰童年就考取舉人,卻多年沒有考中進士。其父到嘉善做主簿,他也隨父到嘉善。他聽說嘉善有錢明吾者,學問很好,便拿著自己的文章去拜訪。不料錢明吾把他的文章全部塗抹。他不僅不生氣,反而心悅誠服地馬上改正文章錯誤。第二年,果然考中進士。
袁黃的《了凡四訓》涉獵廣博,遍及儒、釋、道三家,可以說,是一部融合儒、釋、道三家「勸善文化」的「勸善書」。前面談到,「三言二拍」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勸善文化」。另外,劉宗周撰寫《人譜》《人譜類記》兩部「勸善書」,與「三言二拍」大致同時,雖屬理學家的「勸善書」,但也不可避免包含其他「勸善文化」。《了凡四訓》的成書,比「三言二拍」和《人譜》《人譜類記》要早數十年,其融合儒、釋、道三家「勸善文化」,應該更具典型意義。但這也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明朝末年,會出現這麼多「勸善書」?顯然,這麼多「勸善書」的出現,一定有其獨特的背景。然則,是什麼獨特背景呢?
如所周知,我國封建社會,王朝更替頻繁,每一個王朝建立,都註定必將滅亡,區別僅在早晚。何也?體制早已決定。在封建體制下,國家大位,私相授受,必然近親繁殖,基因蛻化。以明代為例。傅增湘撰《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文曾云:「餘嘗綜觀史籍,三代以下,得天下之正者,莫過於有明。」明太祖從蒙元手中奪回漢家天下,故稱「得天下之正」。然而自他以下,除了明成祖還能繼承餘烈,實際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朝末年,社會之黑暗,人性之邪惡,實際已無法收拾。袁黃《了凡四訓》第三篇《積善之方》特別說「吾輩處末世」,已隱晦指出這種現實。因為此處「末世」,一般可作二種解釋:一指王朝衰亡時期,如《易·繫辭下》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一指佛教「末法時代」,也就是佛法的衰微時期,如《隋書·經籍志四》:「然佛所説,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均指行將滅亡時期。劉宗周《劉蕺山集》卷六《復周生》書更稱:「嗟乎!時事日非,斯道阻喪,亟爭之而敗,緩調之而亦敗,雖有子房,無從借今日之箸,有載胥及溺而已!」「載胥及溺」出《詩·大雅·桑柔》,連接前文,意思是說,到了這一步,誰也沒有辦法,只能大家一起落水淹死。這就是明朝末年出現這麼多「勸善書」的獨特背景!當然,這麼多「勸善書」的出現,並不能挽救明朝的滅亡。明朝亡國之慘,也為史所罕見,朱家子孫幾十萬,被農民軍和滿清軍誅殺幾無噍類。「勸善書」的作用,是在大災大難之際,呼喚和釋放人們內心深處的善念,儘量減少彼此的傷害。
綜觀上述,可以看出,嘉善對「善學」與「善文化」情有獨鍾,是有歷史淵源的。從陸贄弘揚民本主義思想,到嘉善以「地嘉人善」建縣,再到袁黃撰寫《了凡四訓》,這種「善學」與「善文化」一直不斷傳承與發展。
《陸贄評傳》修訂版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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