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兩個世界的戰爭:2500年來東方與西方的競逐》,作者:[美]安東尼·帕戈登,譯者:蘇宇,出版社:民主與建設出版社·後浪出版公司
在西方,教會和殘存的羅馬帝國此後踏上了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到阿拉裡克的哥特人進入羅馬時,帝國早已分崩離析,而且明顯衰弱不堪。城陷之後,殘破的羅馬曾迎來過短暫的復興,但是476年日耳曼人奧多亞克廢掉末代皇帝羅慕路斯(他被輕蔑地稱為奧古斯圖盧斯,也就是「小皇帝」),西部帝國壽終正寢。之前的羅馬世界逐漸變成了一系列的採邑、王國、公國、城市國家和主教區。雖然它們信奉的教派經常起衝突,但是在名義上,它們都屬於基督教世界;雖然時而發生短暫的叛亂,但至少在精神領域,它們都必須服從教皇,後者是現存唯一重要的國際勢力。教皇憑藉自身的權利成為君主,他是一個在義大利南部和中部佔有大片土地的世俗國家名義上的首領。不過他也是一個宣稱有朝一日將傳遍全世界的宗教團體的領袖,也正因如此,古代羅馬帝國的統治權僅存的身份象徵不牢靠地依附在他的身上。
在5世紀和6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歐洲一直處於混亂狀態之中。後來從771年到778年間,法蘭克人和倫巴底人的國王查理一世,也就是後世所說的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統一了分裂的法蘭克人,徵服了位於義大利北部的倫巴底王國,降服了居住在今天的下薩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亞的部落,並且讓他們皈依基督教。800年,教皇利奧三世以羅馬人民和羅馬城的名義,授予他「皇帝」的頭銜。這樣,西羅馬帝國復活了,重要的是,它是通過屬靈的祝福而復活的。
在地中海盡頭的君士坦丁堡,這一單方面的加冕行為被視為有意試圖摧毀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的舉動。自從300多年前羅慕路斯·奧古斯圖盧斯退位後,只存在一位皇帝,他住在君士坦丁堡。查理大帝的加冕打破了始於君士坦丁大帝的帝系傳承。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拜佔庭朝廷不情願地承認查理大帝是共治皇帝,這就在事實上重建了由戴克里先開創的東西分治體系。但是隨著查理大帝加冕,基督教世界東西兩半已經醞釀了一些時日的矛盾,現在公開化了。
加冕之後,查理大帝就成了西方理想皇帝的標準形象,他「將帝國一直擴張到耶路撒冷」,這在後來將會成為十字軍東徵的主要靈感。「虔誠的查理」,11世紀時,馬斯垂克的喬孔多寫道,「為了祖國和教會,不懼死亡,週遊全世界和基督的敵人戰鬥」,而且他也遵守基督教正義戰爭的理念,只有在「無法用基督的語言說服他們」的時候,才會「用劍」徵服他們。
不過事實上,查理大帝不僅沒有週遊全世界,也沒有征服過耶路撒冷,甚至都不曾和基督的敵人打過多少仗,他離重新收復曾經屬於羅馬帝國的領土的目標也相去甚遠,甚至沒能恢復羅馬在歐洲傳統疆界之內的土地。他的勝利維持的時間也很短暫。到了924年,由他所建的帝國只剩下義大利一地,法蘭克和德意志在此過程中逐漸變成獨立的王國。
這股後來被歸為具有典型「個人主義」特徵的力量,最終將會導致所謂的「萬國的歐洲」的形成。當時它已經蓬勃發展了起來,任何其他無論多強的單一勢力都無法長久地阻止它的步伐。到了12世紀中期,每一個歐洲國王都聲稱是「自己王國的皇帝」,皇帝的領土被慢慢限制在今天的德國、奧地利、匈牙利、荷蘭和捷克共和國這些地區。
查理大帝可能沒有建立起一個新羅馬帝國,但是他幫助重建了曾經和羅馬緊密相連的普世主義。新皇帝和曾經的君士坦丁一樣,也是教會的捍衛者。他是全基督教世界的「第二把劍」(教皇揮舞著第一把)。1157年,當時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為了表示自己將擔負起這項任務,在他的頭銜裡加入了「神聖(sacrum)」這個詞,這樣他的帝國就不僅是羅馬的,同時也是「神聖的」。這個古代羅馬帝國的遺物,正如伏爾泰在18世紀時不無諷刺地評論的那樣,「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但是它卻擁有相當大的國際聲望,將會繼續存在近700年,直到1806年,最終被拿破崙所滅。
西方的皇帝理論上是基督教世界正式的捍衛者,以武力守護教皇。不過實際上,查理大帝的加冕造成教皇和皇帝、世俗的王國和神聖的王國間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的鬥爭。我們已經看到,基督教的一大優勢是,它能夠清楚區分愷撒和上帝各自的職責,允許政治和社會秩序不受神的注視。但是面對權勢日隆的教會,堅持二者的區別並不容易。保羅可能曾經是羅馬帝國忠誠的臣民,但他的繼承人們則只承認自己是上帝的子民,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而且他們越來越相信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統治者應該服從他們。在帝國東部,皇帝尋求盜用教會權力;而在西部,教皇試圖行使皇帝的權力。
1075年3月,教皇格裡高利七世公布了27項提議,它們被統稱為《教皇敕令》,使形勢瀕臨危急關頭。《教皇敕令》規定,教皇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享有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和司法權。它還更進一步規定教皇有廢黜不論教俗的君王貴族的權力。第十二條規定:「教皇可以廢黜皇帝。」第二十條規定:「對於已向教皇提出上訴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作出判罰。」
而對政治產生最深遠影響的是最後一條:「教皇有權解除臣民對不義的主人所做的效忠宣誓。」實際上,儘管教皇可能並沒有主張統治教會所屬土地之外領土的權力,但是他必須要擁有決定由誰,以何種方式統治的權力。這就是後來所謂的「教皇的擴權」,而教會律師很快將其擴展到所有統治者和臣民的身上,無論他們是不是基督徒。教皇成了「全世界的主人」或「宇宙的守護者」,正如1世紀中葉安東尼·庇護以後的羅馬皇帝聲稱的那樣。當然,他也因此危險地幾乎將愷撒的和基督的混為一談。格裡高利的敕令對歐洲所有君主構成了直接的挑戰,其中受到最直接威脅的是亨利四世,他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世俗統治者,至少在名義上是,因為他是皇帝。後世所謂的「敘任權鬥爭」就此拉開序幕。當時表面上的問題是皇帝「敘任」,也就是任命帝國內主教區的主教的權利,但是衝突的真實原因在於,如同格裡高利的敕令再明白不過的宣示的那樣,到底該由誰來掌握基督教世界的絕對權力,是教皇還是皇帝。
亨利對格裡高利敕令的回應直接而強烈。1076年1月,在德意志城市沃爾姆斯舉行的帝國會議上,他命令帝國的主教們將格列高利革出教門,斥責他「不再是教皇,而只是一個冒牌的修士」。「我,亨利,受上帝恩賜的國王,」他不明智地宣布道,「同我們全體主教一道對你說,下臺,下臺,你將永遠被詛咒。」教皇的對策是,對皇帝施以絕罰,而根據教皇敕令的條文,皇帝的臣民現在不需要再對他效忠了。長久以來,德意志貴族們的野心一直受到帝國的壓制,他們迅速抓住這個機會擺脫了對帝國的誓言,隨後的內戰被稱為「薩克遜大叛亂」。
現在,亨利發現自己力不從心,無法平定叛亂,認定只有悔罪才有可能保住帝位。他帶著妻子和孩子在隆冬時節穿過阿爾卑斯山的塞尼山口,到義大利北部的卡諾薩城堡面見教皇。接下來的故事是,他穿著粗毛襯衣和懺悔者的長袍,光腳在城堡外的雪地上站了三天。格裡高利在第三天允許他覲見。1077年1月,他解除了對亨利的絕罰,條件是亨利許諾會遵守《教皇敕令》的條款。
雙方的和解極具戲劇性,不過維持的時間很短。1081年,叛亂的貴族剛被消滅,亨利就帶著一支軍隊前往羅馬,決意廢掉格裡高利,代之以更加順從的教皇。格裡高利招來義大利南部的諾曼人來幫忙。他們成功地擊退了亨利,不過反過來自己攻陷了羅馬。氣憤的羅馬人選擇靠自己來解決問題,他們迫使教皇逃到南部,他於1086年在那裡去世。
儘管在這一次和後來多次的鬥爭中都敗給了沒有耐心的世俗統治者,但是在接下來的六個世紀裡,教皇將會繼續——雖然是時斷時續的——嘗試實現自己所主張的對全世界擁有的主權。基督可能已經在自己的王國和塵世的王國之間做了區分,但是根據《馬太福音》,他也宣稱「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而這正如13世紀偉大的神學家聖託馬斯·阿奎那和其他人所總結的那樣,意味著基督自己才是貨真價實的「全世界的主人」,皇帝奧古斯都只是代其統治的攝政而已。
不過,雖然有這麼直白的權利聲索,教皇卻再未給國家的權威帶來任何嚴重的威脅。國王和君主盡其所能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在按照基督教規定的方式生活,如同後來馬基雅維利所評論的,「(君主)必須要看起來具備一切品質」。每一位臣民都期待君主篤信守義、誠實正直,但是君主真正遵守的法律只能是完全世俗的。國家有自己的特殊國情,教會對國家的所作所為基本不會過問,而且會繼續如此。這經常使教會處於令人難懂的道德立場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在面對納粹和法西斯迫害猶太人時的消極態度,以及它對西班牙佛朗哥將軍的政權的公開支持。而最極端、最容易引起質疑的例子之一,肯定是教會宣稱國家的法律獨立於教會法,甚至包括直接來自上帝的律法。1956年,教皇庇護十二世宣布,基督徒不能以良知為由,拒絕為自己的國家服兵役。「一個天主教徒,」他宣稱,「不能以自己的良心為由拒服法定的兵役。」即使那些法律看起來並不符合神聖的詞句:「受到良心的束縛」。
對於所有主張教會不能直接介入世俗事務的人來說,這給了國家強有力的意識形態上的支持。通過曲解曾經是羅馬普世文明概念核心的斯多葛式的世界公民的概念,基督教使正在崛起的歐洲君主產生了可能擁有無限權力並且成為全世界主人的憧憬。早在公元5世紀前後,教皇大利奧宣布羅馬人所說的「世界(orbisterrarum)」已經成了「基督教世界」。一個世紀後,聖格裡高利一世將會把這種說法翻譯成「神聖共和國」。
這樣,教會就為西班牙、法蘭西和葡萄牙巨大的海外帝國提供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支持。葡萄牙人莊嚴地宣布,他們已經開始從事非洲西海岸的奴隸貿易,成為奴隸的人因此得以擺脫異教神祇的奴役和不潔的(宗教)行為,他們確信這必然會「拯救那些已經墮落的靈魂」。這是樁不錯的買賣,不過應該是上帝的工作。為了讓信仰傳遍世界,西班牙的軍隊一路來到中國的門口,以此來為耶穌第二次降臨做好準備。法國傳教士跟著皮毛商來到加拿大的荒地,希望能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從而成為法國的臣民。當然,所有這些強權在為上帝服務的同時,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受益也頗為豐厚。不過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內在的衝突。1624年,英國的清教徒愛德華·溫斯勒滿意地說,異教徒的土地是「宗教和利潤完全一致」的地方。
宗教和利潤、宗教和世俗國家之所以可能以這種方式媾和,是因為基督教強調個人的終極自由。上帝為人類定下律法,不僅是基督徒,所有人都必須遵守。他將其中十條傳達給摩西。更多的是由上帝之子耶穌轉達給眾人的,其中絕大多數是含糊的道德要求。不過所有其他的都被記錄在所謂的「自然之書」裡,而閱讀那本書唯一的方法是運用上帝賦予人類的理性力量。
只有最狹隘、完全不經思考的基督教基要主義者才會聲稱,上帝已經將獲得幸福和福祉的方法口述給了由他創造的人類。大部分人的看法與此相反,他們認為上帝創造的世界的運行方式是,如果人們可以自由地運用理性,那麼他就會清楚地知道以何種方法才能實現希臘人所說的eudaimonia,也就是幸福和人類的成就。從根本上說,真正重要的是理性和自由意志、個人選擇的權利和能力,而非神的命令。基督教區別了世俗的和神聖的,也就是歸愷撒的和歸上帝的事物,而無論是猶太教還是古代的異教都沒有類似的區分法。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是,正因如此,兩個本質上是世俗的、異教的概念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核心位置,它們分別是包含全人類的普世主義和個體的尊嚴與自主。
基督教吸收並重新詮釋了之前的異教,雖然它也確實粗暴地排斥過它,不過即使所有古代的神祇都只是汙穢的、使人敗壞的迷信,其崇拜者所創造的文化卻被普遍認為是世界最偉大的,甚至連奧古斯丁也持有這樣的看法。今天,在羅馬的大街小巷,很多原來的異教建築和紀念碑只是加上了十字架或聖徒的形象,就被轉化成基督教建築和教堂。
在羅馬鬥獸場附近有圖拉真柱。它是為了紀念皇帝圖拉真在113年戰勝達契亞人,也就是現代的羅馬尼亞人而立的。精緻的浮雕以螺旋狀環繞柱身,上面描繪著被擊敗的蠻族的形象,他們一路往上走,而在柱子的最頂端,原本立的是皇帝的塑像。在羅馬皈依基督教以後,圖拉真的雕像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同樣威嚴的聖保羅的雕塑。今天,柱子上步履蹣跚的蠻族看起來似乎不僅是被吸納進羅馬文明世界,同時也要被吸納進基督的教會,只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徵服者對此都毫不知情。這是我所知道的最能表現「得勝的教會」的形象。
不過儘管它有著向外延伸的權力和不和諧的地方,西方的基督教會一直飽受內部紛爭的困擾。到了16世紀早期,它最終分裂,先是分成兩個,然後又分成多個,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今天。這些分裂有些是因為神學爭論,另外一些則是因為對某些行為的不滿。一些是因為擔憂如何維護原本是使徒的教會,使其不受有權有勢的世俗或宗教霸主的侵害,後者假裝在完成基督的使命,實際上只是為自己通常問題重重的目標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