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東傑（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張灝先生曾將1895—1920年稱為「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亦即中國思想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關鍵期。「在這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他舉出其間一系列重大現象，其中有一項就是語言：文體方面，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文章正統；語彙方面，隨著西學的輸入，大量新詞語在短期內湧現，大幅刷新了中國思想文化的面貌。圍繞這些議題，學界近年已經出版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澄清了許多以往的模糊見解。這其中，有好幾位語言史學家的貢獻不容忽視。
沈國威教授最近出版的《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一書，意在解析清季民初漢語史上的一個重大現象——二字詞（即兩個字組成的詞，也稱雙音詞）的井噴，作者稱之為「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在他看來，這不只是個詞彙問題，同時也橫跨了語法和文體層次，「賦予了漢語最明顯的近代特徵」，成為現代漢語形成的主要契機之一。沈著所討論的現象，恰好落在張灝先生所說的「轉型時代」，並構成了後者的一個重要內容。從思想文化史視角解讀這部作品，不但是題中應有之意，亦可反過來深化我們對近代思想轉型的理解。
《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沈國威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
「詞彙化」假說與語言接觸說的碰撞
本書討論的基本問題是：「現代漢語的二字詞來自何處？」作者舉出董秀芳的「詞彙化」假說作為商榷對象。董氏認為，作為「現代漢語詞彙系統主體」的雙音詞，主要是漢語「詞彙化」的結果。「所謂詞彙化，是指原來非詞的語言形式在歷時發展過程中變為詞的過程」，具體來說，就是「語言單位從理據清晰到理據模糊、從分立到融合的變化」。詞彙化的途徑有三：「從短語降格而來；從由語法性成分參與形成的句法結構發展出來；從本來不在同一句法層次上但在線性順序上緊鄰的兩個成分所形成的跨層結構中脫胎出來。」董秀芳強調，「詞彙化是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
沈國威指出，詞彙化假說是局限於一個「封閉環境」中的觀察，「只能處理偶發的個案，對數以千計的二字詞不具備解釋力」。他對六千餘條現代漢語常用二字詞做了調查，結果顯示，「直至20世紀初為止」，現代漢語中很多二字詞甚至作為文字列都還無法在「本土文獻中發現緊鄰、共現的事實」；即使有，很大一部分也是以短語方式存在的，「並無所謂詞彙化的徵兆」，那種「由古至今、一以貫之的二字詞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多」。大量二字詞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出現並迅速定型的。那麼，是什麼使得漢語在短短十多年中實現了一次躍遷，完成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裡一直停滯不前的「詞彙化」進程？董書對此並無細緻分疏。多數情況下，她先從中古文獻中選取初始書證，再跳到20世紀的文獻，至於中間的具體演變過程和成詞契機，則往往以「後來某個表述在語義上泛化了」一類說法，含糊而過。
《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沈國威著，中華書局，2010年2月
與詞彙化進路強調「內因」的作業方式不同，沈國威試圖從語言接觸史角度理解這一現象。在他看來，二字詞在20世紀初的井噴，並非漢語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它和其他語言接觸的產物；尤其是日書漢譯運動，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而且這不是20世紀才出現的新現象，在歷史上亦曾出現類似情形。近代之前二字詞生產的兩次高潮，就分別和中古時期的佛經移譯及明末清初來華天主教士的西學翻譯活動密切相關。沈著成功地將詞彙化假說所忽略的傳教士譯著和日本文獻納入考察範圍。在此基礎上，作者甚至提出一個「極端」之論：「二字詞化與其視作漢語詞彙變化的趨勢，毋寧是16世紀以後中外對譯，20世紀以後中日對譯所引發的詞彙現象。從語言由綜合向分析發展的大趨勢上看，漢語自身是否存在二字詞化的動機令人懷疑。」
使我更感興趣的，是兩位學者觀察歷史方式的差異：語言接觸說注意到，「數以千計」的二字詞是在一個極為短暫的時間裡融入漢語體系的，其著意點在於歷史進程的突變；詞彙化假說則將此現象放入長程時段，視其為歷史連續性的結果。語言接觸說從空間角度出發，關注異文化的交流對漢語發展的影響；詞彙化假說更側重於時間維度，強調漢語本身的「自然」演進。這兩個特徵具有邏輯上的聯動性，印證了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德塞託（Michel de Certeau）的評論：「歷史區域是連貫的，但它們之間的過渡是突然的」；這往往出自「相異文化共存」的刺激。
歷史的連續性與突變性問題
沈國威和董秀芳的爭論，對於思考其他領域的類似現象亦不無啟發。比如，近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流行的「在中國發現歷史」（我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短語）的思路，就與詞彙化假說異曲同工。持這種思路的學者，將20世紀的中國歷史視為其前近代脈絡的自然延展，西來的影響則被相應淡化乃至刻意貶低。像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就宣稱，西來觀念只是「促進」了中國前近代思想傳統的「蛻化」，起到的不過是加速器的作用。王國斌和羅森塔爾（Jean- Laurent Rosenthal）雖然強調，歷史乃是「人們在不同環境下的選擇」結果，但也聲言，由於接觸西方之前的中國人亦曾有過「發展正式制度」的嘗試，因此「從外國引進的正式制度只是加速了那些本來就該出現的變化」。
他們沒有回答的是，為何只有在與西方接觸之後，中國那些原本只在小範圍和零星出現的「嘗試」才凌空一躍，變得更為普遍和重要？「蛻變」前後的觀念是否有所變化，如果有的話，僅是量的差異，還是質的不同？所謂「本來就該出現的變化」，既然無從證實，自然不具多少說服力。事實上，用沈國威討論的例子來說，即使語言自身真的具備了「變化的潛能」，如果沒有「適當的外部環境」，也不能保證其必然實現。
這裡存在一個很簡單但也往往被忽視的區分：「偶發的個案」和「數以千計」的普遍性案例，論證效力是不同的。更重要的，如果未曾充分考慮相關條件的變化，我們絕不能輕易地把前者當作後者的發軔或萌芽。空間和時間永遠是一個無法切割的整體。「歷史」一詞儘管看來更強調時間的綿延，但故事所在的環境絕非可以隨意撤換的布景，而是其內在的組成部分，環境一變，故事就隨之改變。將一個「主題」從不斷變動的語境中抽離，放入線性時間的脈絡中，雖使線索更加清晰，卻也不可避免帶來扭曲史實的危險。
沈國威的著作大致廓清了在詞彙層面日語影響漢語的實際狀況，提示我們，在很多情況下，決定語言格局變化的，並非語言的內部狀況，而是其所處的外部環境。不過，這也不意味著「內因」的作用就可以忽略不計。沈著有一節專論近代譯名創製過程中的方法之爭。這兩種方法，一是造字，一是組詞，目的都是為了表述新鮮事物。許多傳教士希望通過製造新漢字或啟用已廢棄的舊漢字的方式來表達這些概念，一些本土士人如章太炎、梁啓超、黃遵憲等也對此表現出極大興趣，但是除了傅蘭雅新造的化學元素名稱，其他的類似努力幾乎無一例外地落空，而採用常用漢字組成複合詞的做法則順風順水，廣為接受。
傳教士創製新字，有意遵循「六書」原則，為何反而失敗？沈國威認為，漢語的語音形式有限，「僅靠增加記錄語言的符號是不可能完成科技術語體系的建構的」。而據我猜測，此外似還有一個心理機制和經濟原則問題：造字乃是無中生有，新字雖也長了一副方塊字面孔，細看卻令人極為陌生（不妨想一想徐冰的「天書」）。拼合舊字組成新詞，則是溫故知新，藉助既存成分，維持了形式上的熟悉感，更便於理解和記憶，自然也更易被人接受（如沈氏所說，造字是視覺性的工作，組詞是聽覺性的）。此外，從創造者的角度看，組詞也比造字的成本低得多。
不過，我們不能僅僅從行動策略角度理解這一事例，而應充分意識到，任何變革都不是隨心所欲的，必須受到內部力量的調節和制約。同時，一種活的傳統也有能力採取簡潔方式，既實現改革目標，又避免更多代價。事實上，現代漢語二字詞的表現足以證明，儘管面對一個不斷刷新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漢字仍具有強大的應變能力。這也從一個側面確認了中國文化傳統實現轉換的潛能。
現代漢語變革的文化意義
沈著給我們帶來的另一個啟發是，僅有「概念史」的框架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一個更加寬廣的言語行為脈絡中，思考現代漢語變革的文化意義。此書將清末民初出現的二字詞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表達新概念的名詞。它們大都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學術用語，近年已引起學界的濃厚興趣。另一類詞彙則為人冷落，那主要是一些謂詞，包括動詞、形容詞和區別詞在內。這類詞彙所表達的概念在傳統漢語中本不缺乏，只是多採取一字詞的形式；到現代漢語中，則大都變為了二字詞。作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現代漢語的「單雙相通」原則：同一概念具有「一字和二字兩個長短不同的詞形」，既可「用一字詞表示，也能用二字詞表示」。
從表面看，這只是一個形式變化，純屬畫蛇添足，實際上卻自有其原由。沈國威強調，現代漢語的發展，首先需要滿足的是「科學敘事」的要求，簡單地說，就是要通過課堂講述，使普通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讓人聽懂。在清季民初的社會轉型中，這個需求比「文學革命」來得迫切；而「僅有名詞，沒有謂詞」，是無法完成這一任務的。只有當學術用語和二次謂詞全部具足，「現代漢語詞彙體系的建構」才算真正完成。沈氏這裡提出的課堂演述的需要，確是現代漢語變革中一個非常關鍵的推動因素，值得特別關注（相應的，在他看來，所謂「言文一致」的本質，也不是我們常說的「我手寫我口」，而是要使文章能夠讓人「聽懂」，因此，「其主要內容與其說是小說，毋寧是自然或人文的科學」。這也是一個啟人新思的論點）。
事實上，晚清以來中國政治、社會和物質條件的變化，已經使得「口說」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參看拙文《近代社會變革與「言語文化」的興起》，收入《歷史·聲音·學問：近代中國文化的脈延與異變》），而這勢必要求漢語完成一個從滿足於「看」到滿足於「聽」的變化。二字詞的出現，也正是因應此一變局的產物。此外，哪怕僅從形式的意義上講，大量二字名詞的出現，也需要有足夠的二字謂詞加以匹配，否則很難音韻諧和，成為一句「像樣」的中國話。
《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嚴復譯詞研究》沈國威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
在形式要求之外，二字謂語的產生，也是為了適應「精密描寫」的需要：「動詞詞義變化常常是主語、賓語引起的；形容詞的增加一是區別事物，大量新增的非謂形容詞所起的都是這個作用，二是為了表達新的感覺，或者說語言的使用者追求用新的詞（或詞形）表達新的感覺。」語言是一個系統，而且必須通過具體的使用才產生意義。新名詞的湧現固然是現代漢語變革的核心，但僅僅關注這一點，還遠不足以從語言史角度展示整個中國近代文化的複雜變遷。新名詞的出現，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堆新材料。這些材料必須要進入各種動態實景，才能發揮作用，參與生活的建構。
這也就意味著，大量新概念的出現，也需要我們有新的感覺方式、思考方式和行動方式來與之配合。只有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下，中國近代的思想轉型才成為可能。這對我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關鍵詞」和「新概念」之外，還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對現代漢語謂詞，乃至語式和修辭變革的考察中，以進一步探索它們和中國近代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情感世界的微妙關聯。
撰文 王東傑
編輯 徐偉
校對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