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觀察 蓋特納帶來歐巴馬的「中美發展戰略」
提要 在金融大海嘯的陰霾下，蓋特納對華態度的轉變和訪華的意圖都是希望贏得中國政府的好感和積極的配合。
在全球化的今天，只要我們自己頭腦不要發熱，只要跟美國政府一樣時時刻刻去選擇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尋找更多國家的支持和幫助，那麼，中國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一定能找到和美國交涉的最佳對策，也一定能漸漸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大國戰略。
孫立堅
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近日以總統歐巴馬特別代表的身份訪問中國。它還會老調重彈嗎？
記得在今年年初剛獲得財長提名的他，曾斷然認為中國「操縱匯率」，表現出將跟中國進行正面交涉的強硬立場。但是，4月份，在其領銜的美國財政部半年度匯率報告中，他又拒絕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而且，5月20日，他在參議院再次為放棄將中國納入貨幣操縱者行列的決定辯護，稱中國的匯率政策在過去兩年已發生顯著變化。那麼，他180度的立場轉彎說明了什麼？是為了來華前「討好」中國嗎？還是另有「企圖」？中國該如何出牌？有沒有可能得到一個「雙贏」的結局？我通過以下三點內容來闡述對此問題的看法：
美國政府在力圖實行一個「最低成本的」救市計劃
眾所周知，從今年第一季度以來，美國的救市政策跟中國刺激經濟戰略一樣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中國從去年年底以貨幣政策及其放款銀行體系流動性為主的救市行為，轉變成以積極財政政策和與之對應的產業振興計劃為主的刺激經濟復甦的「務實」方案，而美國則將單純的降息政策轉變成有針對性地剝離金融體系有毒資產的流動性注入的「務實」計劃。顯然，中美的救市目的都是防止本國經濟在現有的經濟結構下不要出現硬著陸的風險——美國金融機構破產的傳染效應是否會滲透到其實體經濟健康運作的系統性風險，以及中國外需萎縮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的下滑是否會導致銀行體系資產質量嚴重惡化和由此引起的「脫媒現象」的問題。對於美國政府來說，最低成本獲得救市資金是當務之急，重中之重！
美聯儲如果不顧及需求者的保值和增值利益，完全可以轉動它特有的印鈔機，但是，通脹的風險，匯率貶值的風險和資本流出的風險就像一個無形的制衡力量壓得美聯儲和美國政府喘不過氣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控制印鈔行為，向美元資產富裕的國家直接和間接地借錢則是成本最小的救市融資方案。直接的效果，在於力勸中國政府把幫助美國政府挽救其經濟看成是解決自己危機的一個重要舉措，增持美國國債是一個「短痛」，但它能夠避免「長痛」。間接的效應是希望中國帶頭維持美元在世界經濟舞臺中的霸主地位，只要貿易和投資的結算貨幣以美元為主，那麼，出於保值和增值的目的，美元回流美國本土的概率要比在其他國家和地區「流動」的可能性大。這就間接地為美國政府提供了較好的融資條件。蓋特納身為美國財長，深諳此理，這種「屁股指揮腦袋」的無奈之舉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說，蓋特納對華態度的轉變和訪華的意圖都是希望贏得中國政府的好感和積極的配合。
於是，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和開放中國資本市場的要求，比起維持中國外匯儲備流入美國的當務之急來講，就有點「隔靴搔癢」，「遠水不解近渴」的感覺。而且，跟中國這個美元富國「傷了和氣」，效果將適得其反。所以，即使蓋特納「老調重彈」，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讓中國感到美國政府在頂住國內壓力，不計較這類傷和氣的問題，顯示出他們「寬容大度」的胸懷，從而在彼此之間產生幾分友好的氣氛有利於切入正題和解決核心的融資問題。
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增值無法扭轉美國雙赤字的結構，而且，此時推動美國金融機構大舉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也會對美國本土的就業和資本市場的穩定產生意料不到的負面效應。不過關於這類對中國經濟敏感的問題，美國政府和中方交涉的戰略有所變化，那就是強調雙邊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力和義務分配（G2格局），而且，為了更有利於得到好的談判結果，中美戰略對話在美方的建議下經濟和政治分開來進行交涉，這將考驗中國政府如何在分開的場合能夠凝鍊出統一的「中國聲音」和果斷的決策力。
蓋特納訪華意在向中國政府解釋「J曲線效應」
這次全球性的金融大海嘯讓我們看到：危機面前，任何國家的政府看重的是「穩定」，而不是經濟過熱時候強調的「效率」改善。但是，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和目前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發展的格局下，這種求穩的救市行為都需要外部環境的配合，對美國而言，保住金融體系的穩定和保持美元國際貨幣主導地位同等重要，而且兩者相輔相成，沒有至今為止最龐大的美國金融體系支撐，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一定會在雙赤字的不斷嚴重的趨勢下漸漸地衰弱；當然，沒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大環境，美國金融體系的強大就沒有充實的「物質基礎」。所以，蓋特納這次來華，就是親自向中國領導人帶來歐巴馬的謝意和救市政策的詮釋，也就是希望中國政府「十二萬分放心」：通過「治理大蕭條的全球著名專家」（達拉斯美聯儲主席費雪爾的原話）、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團隊親自推行的剝離有毒資產計劃的成功運行，一定會將美國經濟迅速擺脫危機的纏繞，中國債權國的利益從中長期來看一定能夠從美國經濟的復甦中獲得財富效應。當然，現在會存在一個「J曲線效應」（它來自於貿易理論中，說得是「當一國匯率貶值後，由於價格效應的時滯性和前期合同所帶來的收入效應同時存在，所以，貿易逆差短期內會擴大」的現象）：由於美國政府的救市計劃，美國財政赤字短期內非但不減少，反而會增加，這背後也會伴隨著短期內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的下滑、美元貶值和通脹風險衝高的問題，但這些問題，都會隨著今後美國救市的逐步成功和美國實體經濟的日漸復甦慢慢消失。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口頭承諾，世界經濟發展的失衡格局不扭轉，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改變，美國救市的「J曲線效應」就無法兌現。除非，美國金融體系的復甦再構建一個新的增長（將來也會走向泡沫及其崩潰），那麼，世界再回到以前的格局，但是這種可能性在短、中期內很小。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迅速擺脫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一定會帶來兩敗俱傷的結果。而且，發展中國家的損失會更加慘重。所以，要求美國政策的透明性和保持現有經濟狀況不再惡化將是我們唯一應對美國訴求的「次優選擇」。中國政府國債結構的調整也顯示了我們的這一立場，如果救市效果不明顯，那麼，中國脫美元化的戰略就不會停止，它甚至包括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和調整我們外儲的幣種結構。美國政府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也會千方百計地解決「雙赤字」給他們造成的越來越大的麻煩。
中國的大國戰略任重道遠，而美國不會袖手旁觀
中國的大國戰略可以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看：
從供給面上講，中國政府想改變自己在產業鏈上低端的不利格局，通過產業自主創新，建立標準挑戰美國創新大國的地位，同時，通過部分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力圖獲得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和產品服務所創造的更高的附加價值，尤其是強化金融體系的戰略來管理好自己的財富意圖，更是在挑戰現行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
從需求面上講，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財富的穩定增長，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中國政府也在通過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創造出更多能夠給農民更多收入的就業機會，因為他們的「購物」願望和規模都會十分明顯；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力圖解決城鎮人口「有錢不消費」的問題。再者，中國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上述產業政策和刺激內需的計劃，收入再分配製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討和嘗試的方向。但是，無論是目前從供給面還是從需求面，這種大國戰略和調整需要時間，無法馬上帶來十分明顯的經濟效應。
當然，一旦效果出現，供給和需求會相輔相成，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光有消費，不一定就能做強中國的企業，而光有生產力，也會因為缺乏市場、缺乏財富分配的話語權而無法進一步升級和發展。所以，今天我們談得很多關於「自主創新、人民幣國際化、內需主導」等概念都是出於我們想從被動的出口導向的低附加價值的增長模式轉變成主動的創新、標準設定導向的高附加價值增長模式所致。這是在挑戰美國現有的霸權地位，儘管中國方面任重道遠，還沒有給今天的美國構成多大的威脅，但是，美國會袖手旁觀嗎？
今天，中國政府也清楚地意識到大國戰略是一個中長期需要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但是，在短期內，尤其是目前如何幫助中國經濟擺脫全球金融大海嘯的困擾，不切實際地過分強調大國戰略反而會讓我們適得其反，事倍功半。顯然，目前，中國政府並沒有強化內需來挽救外需，而是看到中國區域差距給我們留下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投資擴張戰略來解決舊的產能過剩，為大國戰略的有效實施贏得寶貴的時間。當然，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美國救市的效果，因為中國內需不貢獻出來，美國貿易逆差就無法有效收窄，所以，一部分美國學者主張中國應該用消費者信貸的擴張來刺激內需的觀點也反映了美國國內的立場。可是，這種沒有基本面支撐的消費增長恰恰是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帶來的最大教訓。這個「陷阱」我們當然不會跳下去！只要我們自己頭腦不要發熱，跟美國政府一樣時時刻刻去選擇最佳的救市方案，去尋找更多國家的支持和幫助，那麼，中國一定能真正率先走出危機的陰影，一定能找到和美國交涉的最佳對策（雖然不要做兩敗俱傷的事情，但是雙贏格局中也不能一直處於劣勢的位置），也一定能漸漸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大國戰略。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