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與過去相比，當代美術史研究在方法論上顯然更為深入。美術史的撰寫離不開敘事方式、史學觀、文獻梳理、圖像分析等諸要素的參與，圖像、文獻是可見的，但隱藏在文獻圖像背後的，則是不可見的史學觀念和敘事結構。不同的美術史家在面對這些要素時，採用的方式、方法也會有很大的不同。那麼，如何構建自己的史學觀和方法論？就這個問題，本期「學術月刊」邀請了四位從事美術史論研究的專家，從美術史的圖像研究、區域美術史研究、美術史的方法論、傳統畫論的方法等幾個方面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社會大變革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在需要理論、需要思想，且一定能產生理論、產生思想的時代，社會大變革呼喚新文科；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往往體現了本民族的思維能力和精神品格，同時蘊含著方法論的光芒。
長期以來，國內藝術史學科與其他人文學科少有交集，涇渭分明、壁壘森嚴，在「新文科」背景下更應相互參照、取長補短。以歷史學為例，其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有極大的改變，尤其是自1980年代的「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學」運動所產生的影響，甚至已經波及到美術史研究的領域。為此，就以下幾個方面來談這種「由內而外」的變化。
概念
區域是在地理差異的基礎上，按一定的指標和方法劃分出來的地球表面的空間單位。區域史可以指華北地區、華南地區、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歷史等。在這裡，區域史側重福建以及周邊地區的古代政體、社會、經濟、文化的歷史。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那些往昔發生的事件、事務、事象，學者們通過文獻考證或實地考察藉以解釋歷史。歷史學被認為是一門關乎時間的學問，或者說它是在時間長河中觀察人類及其生活的流變。有學者進而指出：「在或穩定或變動的情況下，人們如何經歷時間，當我們思索過去的時候我們又如何『形塑』它」（司徒琳、萬志英：《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第1頁）。由此，一方面，史學家關注相對的變與不變的時期人們是怎樣度過他們的一生；另一方面，史學家們在觀察歷史演進時，又如何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給那個客觀的時間流程。終歸史書是由人撰寫的，看你從什麼角度去看待歷史，怎麼去理解歷史。
【明】文徵明滸溪草堂紙本設色26.7cm×142.5cm遼寧省博物院藏
三種史學方法論
西方歷史學的發展，兩個時期的史學變革值得關注：第一個時期是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學，被置於一個新奇的、強制性的框架內進行討論。人們發現歷史研究總是伴隨著自然科學和新興社會科學的發展而發展。達爾文《物種起源》發表的同時，德國《歷史雜誌》創立，兩者有著內在必然聯繫的事件，標誌著具有「知識系統化」的開始，比如提供了一個更職業化的交流場域，這個模式被各地模仿、移植。此後，大學設立歷史學教席以及把一些重要城市變成歷史研究重鎮，這些行動演變為一場學術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運動。在此期間，德國的學會確立了絕對的領導地位。
客觀上，此時的史家們面臨著兩難困境：是遵循各種歷史學傳統模式（結論、憲政敘事、關於新興的民主與自由的各種陳述）訴說主題；還是直面趨勢，重新思考並革新：重現對語言的教育，吸納接受新觀念，以及吸收新環境文化（異域文化）。強調史料考證的訓練以科學方法從描述偶然性躍升到發現規律性。此時，以蘭克學派為代表的學術觀念更能說明問題，明確史學家的三個任務：「發現事實，學會表達，尋找事件的邏輯聯繫，支配這些事件的諸法則」（麥可·本特利：《科學轉向：發布非理論化真理的歷史學家們》）。
同樣，他們還發現，「一門科學歷史學的真正目標是處於時間和空間中的人，現世的人」。繼而，首次把「經濟學」帶入歷史學研究，避開了傳統史學中歸納方法的無序性，而展現一種關於人的行為的模式，給這門科學的結論添加某些接近確定性的東西（薩拉·富特主編：《史學理論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頁）。蘭克學派理論直到20世紀初期由梁啓超介紹到國內，其理論對後世產生影響。
第二個時期是194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產生許多歷史學派。但是獲得最大的成功，或者說影響重大的當屬法國的年鑑學派。該學派因1929年創辦了《年鑑》雜誌而得名，顯然，它形成於「二戰」之前，但其影響則是1940年代末才顯現。代表性人物有馬克·布洛赫和呂西安·費福爾這兩位早期奠基人。而讓年鑑學派產生巨大影響的則是費爾南多·布羅代爾、肖尼夫婦和莫拉澤，包括後面的馬克斯·韋伯等人。布羅代爾及同仁，繼承了前輩關於歷史研究的「綜合性」理論，即「通過研究環境與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觀察某種複合性社會構造，包括生活費用、社會習俗以及各種心理和地理要素等客觀條件的產物」（約瑟夫·滕德勒：《年鑑學派：實在論，方法與時間的各種變數》）。他認為：今日歷史學的成就要求對長時段中活動著的各種隱蔽進程有所意識，因為那些由各種有形的歷史所構成的模式與趨勢是依據著他們自己的邏輯在運作著，並決定著人類生活的各種事件。各種短時段和特殊事件由此不應該再冒稱是歷史學家們據以進行他們那些詮釋的基礎；相反，長時段提供了所有歷史分析對象都適用的那種模板。年鑑學派歷史學家們著眼於那些變化之最為緩慢卻作為運擎的歷次地質學及地理學演化；在人口規模及增長、經濟周期及社會風尚演變方面趨勢性的、中速的突變；以及局限於短暫時期內不斷變化的政治事件。即把一種對各社會形態的多視角探查與一種對全部文明的詳盡核查整合在一起。
布羅代爾將歷史演進劃分為長時段變化、中時段變化和短時段變化，即由地質、地理演化為長時段變化；人口規模及增長、經濟周期及社會風尚演變為中時段變化；政治事件為短時段變化的觀點影響了包括許倬雲先生在內的歷史學家。
由年鑑學派發展出來的「新史學」，即微觀史學理論對歷史研究提供的參照和啟示是顯而易見的。各種關注特定區域的政治、軍事、宗族、宗教、社區等研究庶民草根蔚然成風。既強調對綜合的、整體性的研究觀念廣為認同，又因歷史研究涉及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人類學和自然科學的跨學科方法被廣泛運用，宏觀敘事與微觀體察相結合成為一種趨勢。
然而，在傳統史學裡雖然都視經濟因素為歷史考察的範略。近來，將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運用於歷史研究顯得更普遍。它發端於1960年代的歐洲，後來在美國形成體系。它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借鑑計量、統計的方法進行歷史研究。1970年代，新英國社會史研究代表性人物勞倫斯·斯通，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生態學、人口學的方法建立歷史研究的模式——計量史學方法。他斷定：社會史的使命依然是把思想及文化史的那些令人激動的進展緊密束縛在社會經濟的和政治的基礎上。「他也確實地將計量史學的方法用於論證各種定量的、人口學的和社會科學的方法，比以往更清晰、更精確、更全面地將個體經驗與宏大社會進程成功地連結在一起」（布賴恩·劉易斯：《社會史：一種新型的歷史》）。到了1990年代，美國的社會學家們將計量史學的方法應用得爐火純青。事實上，稍早的人類學家已將物質文化中的各種物件清單以列表的方式呈現出來，進而他們還將官方寺院與民間祠廟進行分列，以考證時間和空間上的宗教與民間信仰的分布和營建。還有相當多的藝術史家，將計量史學方法用於藝術史研究。
國人的目光
回到中國學術史，國內對西方學術理論的介紹和闡釋，同樣是兩個關鍵的時期：一是20世紀初，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最先接觸到西方史學理論，將其介紹到國內，並結合對中國歷史加以闡釋；二是1980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國門初開，學界對新知識、新方法的渴求，大批的西方史學理論被介紹、被推薦。至1990年代，學術界熱議方法論，幾近時髦、方興未艾。冷靜分析，似有許多話題不可迴避。
1902年梁啓超的《新史學》無疑是當時最具前瞻性的史學宣言，可以說20世紀中國史學的諸多命題大多能從文中找到端倪。梁先生說：「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卿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36年，第三頁）。梁啓超對舊史家只寫帝王將相而不寫國民歷史之責備，針對傳統史學四大弊病提出「國家」「國民」「群」和「社會」的形成與衍化，這幾個主要概念為後世史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史學觀成為主流的敘述方式，在這種觀念下，自然要進行階級的劃分。另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學觀的調查研究，記錄和保留了不少平民的口述史料，這些調查報告直到今天還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
進入1980年代，中國史學界積極介紹西方自「二戰後」的新史學潮流，那種宏觀站位、微觀著手的研究視角給中國科學界注入一縷新風，人們發現，歷史研究也能從自下而上的角度進行。
近30年來，國內各出版社紛紛組成力量介紹西方文論：格致人文讀本、鳳凰文庫、博雅擷英、開放的藝術史等。大量的西方史學研究成果呈於中國讀者面前，各種史學研究方法論被學人所熟知，就連向來被忽視的近鄰日本的學術成果也開始被推介。拋開了陳見，知識共享。
靜心想來，百餘年前梁啓超曾經大聲疾呼，開風氣之先的期許，正在得到不同背景和學術關懷的史家們的積極回應和實踐。史學界不一定能夠準確地回答「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新史學」如此宏旨的胸懷，但卻逐漸找到「我希望用什麼方法回答什麼問題」（程美寶：《走出地方史:社會文化史研究的視野》，中華書局，2019年，第二頁）。
區域歷史過程
區域史研究就是一種對區域社會的「結構過程」的研究，也是一種對社會—文化結構的「空間過程」的研究。前者強調的是某個社會—文化複合體的形成過程，後者強調的是某個空間或者區域的形成過程。簡言之，當結構被改造為結構過程時，人類學變為歷史人類學；而當空間被改造為「空間過程」的時候，地理學也相應地轉變為歷史地理學，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人類學和歷史地理學都可以成為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趙世瑜，《在空間中理解時間：從區域社會史到歷史人類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頁）。
但無論是結構過程還是空間過程，在其中扮演能動角色並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人，人及其活動不僅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研究的主體。
就像劉志偉教授在其《在歷史中尋找中國》中談到的，「我們所追求的歷史學與傳統歷史學的分歧，其實不在於是研究國家還是研究民間，也不在於是研究精英還是研究下層民眾，而是在於是國家的歷史還是人的歷史，分歧就在這裡……我們的歷史分析以人作為邏輯出發點，那麼在人的行為之上，有或強或弱的國家權力存在，有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形成不同的文化結構，還有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等等東西，都要進入我們的視野，從而得到由人的能動性去解釋歷史活動和歷史過程」（劉志偉、孫歌：《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於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5頁）。如此各種不同的空間或者區域，都不過是階段性研究的單位，不同空間或區域的歷史過程會儘可能地揭示出歷史演變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提示我們給出多樣而複雜的歷史解釋。
同中求異與易代差序
後現代的特徵之一就是「地方性」——求異，不管是異中趨同，還是異中見異、異中求異，都是對抗文明進步對文明多樣性的毀滅。地方性知識的尋求是後現代意識共生的……有人總結現代性對今天社會科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復旦大學葛兆光指出幾個面向：其一，地方性讓位於全球性的普世性。其二，功利的計算取代了感情與神聖的崇拜。其三，政治與社會單位不再是宗族、家庭，而是個人。其四，人和人的關係不由出身、階層，而是由現實的選擇。其五，人定勝天取代天人合一。
以歷時的、變化的角度理解區域歷史，日本學者濱下武志說，「地方」或「區域」不一定與「國家」具有階序關係，時間隨不同的空間有著不同的呈現。許倬雲則認為：中國文化，若作為一個文化圈，則在每一個時代，都可超越政治或低於定義的「中國」。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演進中，出現過這種現象：即改朝換代之際，同時出現了多個時間標識；或是易代時期的「失序」和「朝秦暮楚」。古代社會，不同的人們在相同的物理時間中經歷了不同的「文化時間」，他們或飽經戰亂而流離失所，或遇災害共克時艱，或風調雨順五穀豐登，或忙碌、或快樂、或閒散，經歷世事、繁衍生息。
換言之，當人們在相同的物理時間中經歷不同的「文化空間」時，意味著他們已處在一個不同意義上的空間之中。這個不同意義上的空間，與上述對時間的定義一樣，同樣包括物理空間，也包括各種形式的文化空間。於是，我們就可以說，區域的概念不能限於各種物理區劃，空間亦面向流變的行政區劃、族群遷徙、語言狀態和生產生活等。
代際更替作為時序概念，往往被史學家所重視。郭沫若從「易代時期」的第三種力量——農民起義所評價；至於「民族革命」和「階級革命」的解釋顯然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新近的一些西方漢學家提出的看法值得注意：史景遷等人的《從明到清》一書，明確指出了跨越明清的長期連續性，是客觀存在的。而魏斐德在《中華帝國晚期的衝突與控制》一書中提到：「社會史家開始逐漸認識到，從16世紀中葉到20世紀30年代整個時期構成連貫的整體。學者們不再把清代看成過去歷史的翻版，也不認為1644年與1911年是異常重要的界標。」如此看來，「易代」或「鼎革」就一定被看成是一個歷史上的分水嶺或轉折點。如：北宋時，泉州、漳州二郡直至977年方歸入宋朝，雖然早在18年前省內各州已易宋代，而泉、漳兩州仍按閩國舊制運行，實為「宋依唐制」在福建的具體呈現。
清代福建，與南明政權有關的案例時有發生：一是明朝在北京失陷後，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多個政權。其中南明隆武政權短暫地設都城於福州；清初，「靖江王朱亨嘉（石濤之父）及家人由廣西被押送到榕城入獄，並死於獄中」。二是清順治年間，鄭成功的軍隊在潮州一帶，與南明、清、各種地方武裝混戰，他們之間不斷改換身份，構成了較長時期「不清不明」的局面。三是清康熙年間，時任福建水師提督的施琅，在1683年打敗鄭氏軍隊攻克臺灣，並屯兵治理臺灣。施琅在臺期間，發現臺灣社會各個方面沿續明代制度，百姓尊崇鄭成功，稱其「開臺祖」，為此，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政策，於是，康熙年間的臺灣地區民間沿用明朝習俗。「不明不清」成為這個時期區域社會的現實。
古之中國，王朝易代在遠離中央集權之地，常有「失序」之狀態。「清承明制」一語，為治清史者熟知，通常意指清朝的許多制度承自明朝，並以此來論證明清時期的連續性和清作為明朝繼承者的合法性。綜上所述，清初的許多史實並非由清的入主中原所導致，而具有更長期的淵源。無論是「不唐不宋」「不明不清」還是「不清不明」，表明易代時期，區域社會「朝秦暮楚」或自立為王等現象，意味著沒有一個超強的權威對各地行使統一的政令。因此各種勢力乘機攫取自身利益，或試圖打破原有的均衡和差序格局。這種易代失序，甚至不僅是一種政治立場表現，更是一種集體心態顯現。
區域美術史研究的意義
錢鍾書在其《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提到：「畫派分南北和畫家是南人、北人的疑問，不難回答。某一區域的專稱引申而為某一屬性的通稱，是語言裡的慣常現象。譬如漢魏的『齊氣』、六朝的『楚子』、宋的『胡言』、明的『蘇意』；『齊氣』『楚子』不限於『齊人』『楚人』，蘇州以外的人也常有『蘇意』，漢族並非不許或不會『胡說』『胡鬧』。」楊萬裡說：「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家鉉翁說：「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西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更是文學流派名稱的好例子。拘泥著地圖、郡縣誌，太死心眼了。
由此可見，某個被認為是屬於某地域畫派的畫家，並不僅限於與地緣有關係的畫家，同樣也包含在此活動的異域人，那麼，該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便自覺或不自覺地與該畫派產生關聯。如明清時期江南書畫及文人趣味研究，因其特殊的區位優勢，一方面是商業發達，推動藝術品收藏的風氣；另一方面是畫派林立，畫家群體活躍，著書立說、刊刻版印等，極大地推動了本地區的藝術發展。此時之江南即是當時的藝術主流。
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區域美術史可能是整體美術史的主流。例如「抗戰時期大後方的美術史」研究，雖然戰時南京美術界亦有重要的力量，同時期北平、上海可能亦相當活躍，但相比較此時的西南：重慶、成都、貴陽、昆明，顯然，「大後方」美術更鮮活、更準確地反映了戰時美術的形式與內涵。
區域美術研究不因其以「本地」或地方而顯「偏於一隅」，有失「代表性」。事實上，其漠視了區域歷史進程與中國歷史重要轉變環節的內在關聯，並忽略了地方社會各階層人物在本地舞臺上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何況明清時期南方世族對朝廷的影響等，區域研究實際上與國家作為行政管治、禮儀秩序和意識形態的機器與地方社會的組織和個人活動關係的意義。區域史研究不僅是對主流歷史的豐富與補充，在特定的時期，可能代表著國家的意志，體現出的就不單單是局部的，更是整體的。區域研究的特點在於：本地之事，本地攸關；本地之事、物備受關注；關注不囿於本地，議題與中國歷史重要問題互相映照，跨越本地。
誠如梁啓超在百餘年前的呼籲：要擺脫「帝王將相」的歷史敘事，回到「群體之歷史」或「國民之歷史」，區域史研究從了解民間社會的視角出發，是對以國家為中心所營造的中心論或以士大夫、富紳、文人形成的主流歷史的補充和豐富，然而在特定時空中顯現的特質，本身就是那個時代國家與群體意識的表徵。它已將區域的歷史敘述，納入國家話語的體系，表明其所謂的「中國性」，區域即是整體。而以今日的觀念，則思考怎樣將當地人的觀點，置於相對宏觀的歷史視野中去理解。族群社會及其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本土經驗，應被認為是審視同一歷史整體的不同視角，這就是區域史研究的價值所在。
按漢學家魏斐德的話說：世界史織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織出了世界史，而中國也改變了。換言之：中國美術史織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織出了中國美術史，而重構了中國美術史。■
（作者李豫閩系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美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