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漢字產生很早，對中國早期歷史和文化記憶產生了深遠影響。目前，漢字是世界上唯一還在作為官方文字使用的表意文字。漢字在使用和傳播上的特點，導致了歷史、文化記錄的向心性，這是中國統一的基礎。
漢字的表意特性
漢字屬於表意文字，即俗稱的象形文字，注重使用象形符號系統記錄語言。表意文字越發展，語音因素的加入就越多。例如，漢字中有相當一部分形音字，既包含形又包含音，所以也有學者把表意文字稱為意音文字。
在造字方法上，漢字所針對的對象是外部世界。先是對外部世界進行細緻觀察，歸納出各種事物的典型特徵，然後摹畫，形成最基本文字，如（人）、（日）、（月）、（雨）、（山）、（水）、（木）等。然後以這些基本文字作為造字的基本要素，即偏旁和部首，通過偏旁和部首的組合再配以發音形成文字。例如「女」字，其基本含義為「婦人也」，即女性，以此為基礎加其他偏旁構成好、奶、媽、妹、妻、婦、姑、姆、妃、妾等諸多與女性相關的字。《說文·敘》說：「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由於每個人對外部世界的認知都不一樣，所以當表示某一事物的文字造成後，要使這一文字在人數眾多的使用者群體內得到一致認同，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即新字推廣的時間成本很高。
同時，由於每件事或物都需要有一個與之對應的文字，所以漢字的字數較多。據相關研究，類似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系統，至少要有兩千個以上的文字才能適應語言表達需要。事實上，漢字的字數遠超兩千個，僅《說文解字》就收錄了九千多個字。因為字數較多，漢字的學習和傳播需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即漢字使用的時間成本很高。
推廣和學習的時間成本高，頻繁的改動會引起混亂，這就要求漢字保持高度穩定性。漢字針對的是外部世界，是對每件事物的描繪，所以不同族群無法以語音為平臺學習和接受這種文字，學習者在接受文字本身的同時，必然會接受造字者的觀察理念和認知體系。
漢字的上述特性，導致了其在學習、推廣和傳播中的一些特殊現象，最終影響了早期歷史與文化的面貌。
早期文字記錄的特徵
由於漢字的推廣成本高，很難在短時間內被大範圍內的人群所接受和掌握，所以，在很長的時間內漢字只在小範圍內使用。也就是說，漢字長期為王朝的上層知識團體所壟斷，用其記錄的內容也主要是王朝關注的事務。這就使得中國早期文字記錄呈現出以下特徵：
一是記錄內容以王朝貴族的主流觀念為主。這些觀念通過文字記錄下來，並得以流傳和不斷加強，逐漸形成官方觀念為主的學說體系。這一特徵在中國古代傳世文獻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對政治事件和說教的記錄佔有主體地位。如，六經與政治生活密切相關。《尚書》是政治人物、事件與文誥的集合，其中典、謨、訓、誥、命、誓等文體都是政治內容；《詩經》由反映民情的風、貴族生活的雅和宗教性的頌構成；《禮》《樂》主要是政治生活中遵守的規則和儀節；《易》是高層的佔卜書籍；《春秋》則是各國政治生活的記錄。
二是社會與生活的多樣性被消解，記錄內容服從於記錄者的記錄需求和認知體系。由於記錄者是受過相同教育的王朝知識分子，其記錄也是根據王朝需要或職責要求，對記錄對象進行取捨，這就致使社會、歷史、文化各方面原本複雜的內容或被整合，或被忽略，最終納入同一體系當中。這一點，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都表現得很明顯，主要是官府文化典籍、法律文書、祭祀記錄等，缺乏對具體社會生活的記錄，其他文明中大量發現的財產情況、商貿記錄尤其少見。
歷史文化的向心性
文字長期為中央王朝獨自掌握的資源，而對早期歷史和文化的記錄主要由中央王朝完成，這就導致了歷史、文化記錄的向心性。也就是說，王朝周邊地區各部族，因為在歷史早期的長時段內沒有能力用文字記錄自身歷史與文化，其歷史和文化只在中央王朝的文字記錄得以保存。這使得各地、各族的史事，不可避免地帶上中央王朝的印記，甚至可能被整合納入同一體系當中。
例如，從考古文化看，山東地區的東夷文化和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呈現很高的發展水平，並不落後於同時期中原地區的考古文化，但在文獻的記錄中卻得不到反映。也就是說，中原地區的自古即處於中心地位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字特性造成的「假象」。
由於漢字以世界為對象，每個字都有特定含義，構成部件也相對穩定，其他部族想引進和利用這種文字時，很難隨意改動。同時，要想準確理解每個字的含義，必須藉助文字的原文進行認知（字母文字則不一樣，外來者可以利用字母直接拼讀自己的語言，而不必藉助原有的文字環境）。也就是說，外來使用者，既需要基本保持原樣地引進文字，又需要引進文字構成的文本——典籍。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王朝的典籍和觀念，隨著文字的傳播而傳播開來。
這種現象早在商周時期已十分明顯，周原甲骨明顯是從商王朝那裡學習來的。周人對商人文字的引入也必然伴隨相關典籍的引入。在《尚書》《逸周書》的相關記載中，周人對商人歷史和典籍非常熟悉，出現「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鹹至於帝乙，成王畏相」（《尚書·酒誥》）。《周易》也有多處提到商代史事，如「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等。《清華簡·保訓》則提及殷人祖先上甲「假中於河」的典故。這說明周人對商人的典籍和史事非常清楚。
上層文化的趨同
從文化上而言，周人的祭祀禮儀、天命觀等都與商人有明顯的淵源關係。可以說，在實際的政治控制完成以前，已經建立起一個由文字和典籍為基礎的認同圈，可以視為早期的漢字文化圈。漢字文化圈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文字與典籍的這種密不可分特性，使周邊部族在學習使用漢字時，不得不藉助和利用已有典籍。漢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先是由中原到周邊，然後由中國擴展到整個東亞。
漢字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歷史早期各地上層文化的趨同。一方面，文字的學習和使用成本高，所以文字的流傳局限於上層社會和相關機構；另一方面，文字與典籍密不可分，使中心文化和思想隨著文字而傳播，學習和使用漢字的各地上層社會和相關機構接受了其中的觀念。這就導致了歷史早期各地區、各部族上層文化的趨同，即使部族不同、社會結構不同，其上層建築的文字、制度、觀念和表現方式卻十分相似。這在考古學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很多遺址的陶器地方特色濃厚，但禮器卻與中心文化高度一致，即與上層文化趨同。這種上層文化的趨同，對各地文化的獨立性具有一種消解作用。
由於漢字在使用和傳播方面的特點，使歷史的記錄和闡釋成為早期官方獨自掌握的能力，民間力量很難介入到歷史事件的記錄和史學的構建當中去。因此，中國在歷史早期，形成了官方主流學術和官方史學。同時，文字的傳播及其特性，對各地文化尤其是上層文化起到了一種消解作用，使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歷史在文字記錄上呈現出相似性。
兩種作用相疊加，使早期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狀況不斷改變，逐漸融合到統一的模式之中。中國歷史上很早即出現以人為中心的記錄模式、一體化的王帝譜系和統一的歷史觀念，這固然有政治、制度、族群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但文字的作用是極為重要、不容低估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