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詞典著作權糾紛中的是與非
3月14日,江蘇科技大學英語系教授,江蘇省翻譯協會理事尹邦彥教授將一份兩部漢英詞典的對比結果寄往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及上海新聞出版局。這兩部詞典分別是大連交通大學外語系教授、該校辭書研究所所長吳光華教授編撰的《漢英大詞典》(第3版)和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漢英詞典》。尹邦彥稱,吳光華的《漢英大詞典》抄襲了外研社出版的《漢英詞典》,侵犯了後者的著作權。此事一時引起熱議。
詞典著作權糾紛案例
尹邦彥和吳光華兩位年逾古稀的老教授已經不是第一次為詞典著作權「過招」了。2006年9月,尹邦彥曾起訴吳光華,稱吳光華主編的《漢英大詞典》(第二版)涉嫌抄襲了自己主編的《漢英常用熟語詞典》。該案經四次審理,於2007年12月20日由江蘇省鎮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法院判決:大連交通大學教授吳光華主編的《漢英大辭典》對江蘇科技大學外語系教授尹邦彥主編的《漢英常用熟語詞典》形成侵權,尹邦彥獲賠8萬元,吳光華被判令停止相關侵權行為。其後,吳光華曾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但被法院駁回。尹、吳的第一次「交鋒」以尹邦彥勝訴告終。
不過,吳光華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儘管自己當時接受了法院的判決,也按時繳納了罰款,但這個判決他至今也無法認同。吳教授稱,尹教授向法庭提交的作為證據的兩部詞典對比材料自己至今也沒有看到,為此他曾向鎮江市政府、江蘇省各級人民法院等寫信投訴,但沒有得到回應。
2010年,吳光華主編的《漢英大詞典》(第3版)正式出版,記者在部分圖書銷售網站查詢發現這部詞典銷售火爆,在某網站的好評率甚至高達99.2%。但這部詞典讓吳光華再度陷入了一場和尹邦彥的「對弈」中。
這一次,尹邦彥帶領自己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團隊,將吳光華的《漢英大詞典》和外研社出版的《漢英詞典》進行對比分析,把其中涉嫌抄襲的條目逐一標註。尹邦彥還在天涯論壇開通了一個博客,每隔幾天發布團隊近期的工作成果。尹教授對本報記者說,如果說八年前的訴訟是給自己維權,那麼這次的「較量」則不涉及個人利益,他不圖回報,只是出於公益進行的學術打假。對於此次打假的結果,尹教授表示,具體的處理方式,比如是否提起訴訟等,由外研社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決定,而自己將作為致力於糾正學術腐敗不良現象的公民,提供必要的幫助。
尹、吳之爭不是第一起詞典著作權糾紛的案件。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語言所)、商務印書館起訴王同億和海南出版社,稱二者未經同意,在其主編、出版發行的《新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新現漢」)和《現代漢語大詞典》(以下簡稱「大現漢」)中,以照抄、略加改動或增刪個別無關緊要的字等方式,使用了原告的《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和《現代漢語詞典補編》(以下簡稱「補編」)大量內容,嚴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權和專有出版權。
受理案件的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判決:被告王同億、海南出版社停止侵權、公開致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共計30餘萬元。法院認為,被告「新現漢」、「大現漢」的大量釋義、例句與「現漢」的釋義、例句相同,連後者中錯誤的、反映編纂時代特點的也相同,抄襲是明顯的。王同億、海南出版社的行為已構成對語言所的著作權、商務印書館的專有出版權的侵害,應承擔侵權的民事責任。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2008年發布的《改革開放30年來30件智慧財產權司法保護典型案件》稱此案「在辭書出版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對制止辭書界抄襲現象起到了積極作用,也對淨化文化出版市場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且,法院「對詞典中釋義、例句是否屬於作品的構成要件以及如何判斷作品的抄襲等問題作出了精闢的論述,產生了深遠影響」。
兩起詞典著作權糾紛案件,均以原告勝訴告終。那麼這類糾紛都涉及哪些法學和辭書編撰學中的理論,詞典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作品,其獨創性的界定,著作權的歸屬,辭書領域和法律領域的專家學者又有怎樣的見解呢?
詞典著作權訴訟中的難點
語言誕生於人類的社會生活中,其規範由全體社會成員約定俗成。因此同一時代出版的辭書中對詞語的釋義通常不會有很大的區別,那麼一部辭書的獨創性應體現在哪裡呢?所謂抄襲和借鑑的區別又怎樣界定呢?
在語言所、商務印書館訴王同億、海南出版社一案中,被告王同億、海南出版社曾答辯稱,「現漢」和「補編」中詞條的一個或幾個義項在前人出版物中均能見到,屬於約定俗成、可以共享的社會公用詞語材料。語言所只是對這些義項進行了「收集」和「記錄」,不屬於創作;義項不是獨立作品,語言所只享有「現漢」及「補編」的整體著作權。
中國社會科學院智慧財產權中心副主任李順德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指出,辭書作為工具書,可以肯定是文字作品,由於其中有很多詞條是彙編而成的,因此總體上說,辭書類的文字作品可以視為彙編作品。如論文集、期刊和雜誌,都是多名作者,多篇文章的匯總。
詞典中的一些詞條和解釋是借鑑前人的成果,如果借鑑的時候作一些改動,或者自己編寫一些,那麼自己編寫和修改的部分是有獨創性的。
彙編作品的獨創性還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編著論文集的人並不是其中論文的作者,但在編排和選擇上彙編者還是付出了自己的智力勞動的,所以獨創性體現的是多樣的。只有剽竊了另一方作品中具有獨創性的部分才構成侵權,除非是已經進入公共領域的資料和信息,比如《康熙字典》這樣的資料是可以使用的。所以抄襲和借鑑是可以區分的。
對於這個問題,尹邦彥和吳光華也從辭書編撰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尹邦彥在採訪中表示,編撰辭書允許適當的借鑑和引用,但應當適度,大量使用前人成果自然就是違規的。只有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提高才可視為創新,原封不動地寫在自己作品裡不是創新。而即使是引用也要註明來源,否則即便在作品結尾註明參考書目也仍會構成侵權。
吳光華則告訴記者,雙語詞典要做到兩種語言的對應,換一種說法讀者就很難理解,因此重複率比所有詞典都高。詞典的獨創性體現在「詞彙上最多是5%到10%,但體例上的獨創性應該在90%以上,體例(編排)是能體現一部詞典能不能存活的關鍵」。如果「在體例上有所改革,就不是抄襲」。
在這兩起詞典著作權糾紛案件中,法院的意見相對一致。尹、吳案中,鎮江市中院認為,辭典的詞條本身(如格式化的成語、熟語等),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但詞條的釋義和例證是辭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精華所在,獨創的釋義和例證往往凝聚了作者的心血和智慧,應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王同億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辭書詞條的解釋選擇範圍有限,可能會與前人或他人的詞典解釋雷同。但「現漢」和「補編」首次系統地對現代漢語詞語給出釋義和例句,其例詞義項與先出詞典不同,具有獨創性。因此語言所依法享有著作權,商務印書館依法享有該書的專有出版權。
由此可見,無論在法學領域還是辭書編撰領域,詞典著作權都存在值得探討的問題。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它們還會呈現新的特點。
「新詞典」的「老問題」和「新難點」
上述兩起案件涉及的都是傳統的紙質詞典。如今,即用即查的在線詞典和方便攜帶的電子詞典越來越受人們青睞,只是,和「新詞典」相伴的卻還是著作權糾紛的「老問題」。
去年,Di「ι.「″海詞網創始人範劍淼在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批評網易有道詞典不尊重原創知識版權。據範劍淼介紹,海詞詞典是由他在2003年創辦的中國第一家在線詞典,2006年有道開始和海詞詞典合作,雙方的合同中明確要求詞典服務只由海詞提供,不能改動任何海詞數據,服務必須出現海詞品牌和連結。但隨著詞典推廣進展順利,有道開始逐漸轉變身份,從有道搜索「海量詞典」頻道改名「有道詞典」,並且逐步隱藏背後的服務者介紹。終於,有道在沒有主動和海詞商量的基礎上,突然於2010年推出了他們經過程序修改數據後的有道詞典,成為海詞競爭者,原本與海詞的合約也如同一紙空文。
海詞曾為有道侵權的事情諮詢了律師,但是律師的意見是網際網路資料庫內容的版權侵權認定在我國還沒有成熟的流程和先例,所以認定會比較困難。而且這樣的起訴最後可能需要申請封存雙方的伺服器才能作資料庫鑑定,這個鑑定在時間成本上和經濟成本上都對小公司的發展不利。
電子詞典版權使用狀況也不盡如人意。2011年6月,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了電子詞典內容質量及版權狀況檢測報告。報告指出,雖然大部分受檢產品或設有內置版權頁,或在說明書、網站中對內置辭書版權作出說明,表明各電子詞典生產企業已認識到電子版權的重要性,具備了一定的版權意識。但仍有部分詞典並未經過出版社的授權,有的已超過授權期限,還有部分產品的部分詞典版權說明不清晰。
對於在線詞典和電子詞典的著作權問題,李順德認為,電子詞典和在線詞典這樣的新的辭書載體由於方便快捷,傳播速度快,導致抄襲剽竊變得更加容易。這兩種詞典裡的內容實際上可以算作一種資料庫,一部電子詞典內包含的多種紙質詞典轉化的數據,也是需要詞典著作權人授權方可使用的。
目前有些在線詞典本身不提供資料庫,而是通過搜索指向其他資料庫,這種行為是否侵權要看指向的資料庫是否合法取得授權,如果該連結不合法,那麼提供搜索的網站也要承擔侵權責任,當然,該資料庫一取得合法授權,則不是直接侵權行為,網站也不構成侵權。
截至記者發稿前,尹邦彥和吳光華都表示還沒有收到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及上海新聞出版局的回應,據尹邦彥了解,幾家相關單位都已將尹教授的對比材料上交專業機構作進一步的比對鑑定,目前尚未有結果。
詞典應是一國語言文字的圭臬,從古至今都是正音定義的範本。辭書的編撰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來收集浩如煙海的文字資料,再進行甄別、挑選和改編與創作。一部得到社會公認的辭書面世,往往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和太多不為人知的辛苦。在保護詞典作者著作權的同時鼓勵更多獨立編撰的優秀辭書面世,才能拓寬語言文化繁榮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