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丨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國家主題性美術創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
在當下的融媒體、全媒體時代語境中,大數據圖像對於美術創作的影響深入而廣泛,幾乎無處不在。「畫照片」「圖像製作」的問題成為最為集中的問題之一,一時間對於「畫照片」現象的關注與批判,也成為當代畫壇的顯學與令人矚目的現象。陷入「圖像」的繪畫,如何解套與破局?是否存在超越與升華的契機?在影像媒體文化語境下,如何以繪畫藝術的敘事方式再現過往歷史、表現當代社會?如何以繪畫特有的魅力感染觀者、回應新的時代課題?這些都成為擺在當下主題性繪畫作者面前的重要問題。
孫滋溪 天安門前 油畫 1964年
事實上,如果僅僅將這場媒體時代下繪畫的「圖像困局」,理解成智慧財產權角度下繪畫與攝影的博弈關係,或狹義地歸結為「畫照片」的問題,是把這個繪畫史層面的時代課題看得過於片面和簡單了。媒體視覺「圖像」對於繪畫的影響是廣泛、立體而深入的,也有著相互塑造的關係,繪畫曾經作為重要的圖像資源,積澱為我們對於不同地域、時代的認知與記憶。尤其對於表現民族歷史與社會現實的主題性繪畫而言,「圖像」與歷史的關係甚為緊密。英國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曾提出「圖像證史」和「可視的敘事史」的概念,認為「圖像如同文本和口述證詞一樣,也是歷史證據的一種重要形式」。作為視覺形象的圖像,比文本更趨向於指向過往的場境,不僅「圖像可以讓我們更加生動地『想像』過去」,而且讓「我們與圖像面對而立,將會使我們直面歷史」。這裡的「圖像」,在很大程度上意指作為藝術品與歷史文獻的繪畫及其他造型藝術作品。
委羅內塞 伽納的婚宴 油畫 1562-1564年
德拉克羅瓦 自由領導人民 布面油畫 1830年
無論是歷史題材還是現實主題,主題性繪畫創作往往具有情節敘事性。回看那些表現重大、宏闊的歷史主題的人物群像與展現戲劇性衝突的畫作,有助於恢復和廓清我們對於繪畫與視覺影像圖像關係的認知。如在歐洲繪畫史上,委羅內塞的《伽納的婚宴》、達維特的《拿破崙的加冕》、德拉克羅瓦的《自由領導人民》、列賓的《伊凡雷帝殺子》等經典油畫名作,都具有戲劇舞臺般的取景和抓住「永恆的一瞬間」的特質。這與照相機、攝影機出現以後的現代影像藝術分享著共同的藝術規律,或者說在某種角度上前者已經深刻影響了後者的創作審美意趣。進入媒體時代後,在視覺影像追求「畫面感」與展現真實性,繪畫藝術借鑑影像真實與探尋「畫意」「畫趣」的進程中,「圖像」之於繪畫的悖論及其尷尬、焦慮也由此出現,並隨著「圖像」的擴張而不斷加深。
列賓 伊凡雷帝殺子 布面油畫 1885年
圖像與畫意的問題,既關乎主題性繪畫創作的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關係問題,又在當下媒體時代的語境中具體顯現為「數位化」視覺圖像與「手藝性」繪畫創作的相互影響與博弈。面對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影像視覺圖像,如何充分「消化」當代媒體圖像文獻,如何在大量歷史圖像文獻資料中探尋藝術意象,通過遴選與整合圖像資源,從生活體驗和視覺影像中汲取養分,或疊加或聚焦,通過宏闊深沉或以小見大的題材,以現實場境再現歷史,以具體局部的精微表現彰顯宏大主題。回首新中國成立至今的諸多經典畫作,從孫滋溪的《天安門前》、周思聰的《人民和總理》到唐勇力的《新中國誕生》等,很多作品正是通過對於照片的借用、人物形象的參考與從影像到繪畫的再創作,建構了富有豐厚意味的「意象的組合」,以其獨特的藝術感染力,完成了對於真實影像和圖像文獻的詩意超越。
唐勇力 新中國誕生 中國畫 2012-2015年
唐勇力 新中國誕生(局部)
媒體時代的視覺圖像及科技發展對於繪畫藝術的影響,使數字圖像對於繪畫藝術而言真正變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圖像化」正在悄然改造甚至吞噬著繪畫藝術的本體屬性。如筆者與諸同行就在多次中國畫畫展評審的過程中,見到一些運用電腦微噴列印整體畫面加筆墨、色彩「後期」收拾的「製作」,或是對某些已有作品題材圖像的模式化重複,感嘆其真可借用德國學者本雅明的書名,乃「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而這些「偽畫作」的出現無疑正在顛覆繪畫的原創性與本體價值。另一方面,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視覺經驗的更新,也在改變乃至重塑藝術史的發展路向。如宇宙飛船、航空客機、無人機、照相手機等現代交通工具、影像設備乃至天文望遠鏡、顯微鏡等光學儀器所帶來的嶄新的人類視角,正在不斷刷新著藝術家的視覺經驗與審美感知;對於影像媒介像素、編程、交互等新興技術的關注,也為繪畫藝術的創作和觀看帶來了有益的啟迪與拓展。
周思聰 人民和總理 中國畫 1979年
毋庸諱言,媒體時代與新科技語境下的當代視覺「圖像」,已經成為當下造型藝術創作無法擯棄與隔絕的視覺資源。面對視覺影像與媒體圖像,主題性繪畫創作既毋需刻意避讓,也要加強對其理解、消化與研究,應以參用而非重複、引領而非跟隨的態度,使其更好地為我所用,實現繪畫藝術對於媒體圖像的轉化、超越與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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