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鶯鶯傳》到《西廂記》,「西廂故事」完成了由「始亂終棄」的悲劇到「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喜劇的變化,最終成為才子佳人愛情故事的典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悲到喜的變化並不僅僅是結局的變化,而是整體敘事的變化。在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中已初步完成敘事模式的轉變,王實甫則在《董西廂》的基礎上將之變得更徹底、更完美,因此本文以《崔鶯鶯戴月西廂記》(簡稱《西廂記》)為例進行分析。
一、從《鶯鶯傳》到《西廂記》的敘事變化
《鶯鶯傳》的情節框架為張生幫助崔氏一家、張生對崔鶯鶯一見鍾情並展開追求、崔鶯鶯自薦枕席兩人偷歡、張生離開並最終拋棄崔鶯鶯、張生另有所娶崔鶯鶯另做他嫁,敘事線索為張生和崔鶯鶯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敘事模式之下,「終棄」的悲劇性其實在一定程度上被「張生另有所娶崔鶯鶯另做他嫁」掩蓋了。換言之,從情感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情悲劇,但從傳統的社會角度上來說卻藏著喜劇因素。當然,這種傳統社會角度意味著將女性排除在外,是一種純粹的男性角度。

《西廂記》對《鶯鶯傳》中的張崔故事進行了改寫,其情節框架為:張崔偶遇並雙雙生情、張生幫助崔氏一家、老夫人食言、張崔在紅娘的幫助下得以偷期、張生進京赴考、鄭恆造謠挑撥、老夫人再度悔婚、張崔終成眷屬。《西廂記》將張崔的相遇放在了張生解圍之前,並增加了鶯鶯抗爭及紅娘相助的情節,由此得以對張崔的愛情關係進行根本性地重塑。除以之外,《西廂記》還增加了另一條敘事線索,即老夫人食言、小人撥亂(鄭崔婚約)和老夫人再度悔婚。
《西廂記》中的張崔之戀相較於《鶯鶯傳》更為艱難,他們不僅要經受雙方的考驗,更要時刻承受來自外界的打擊。在《西廂記》中,張崔之間的真摯情感是敘事的一個「大前提」,但張崔卻是依靠一系列「小前提」才得以終成眷屬的。如若沒有紅娘的幫助,崔鶯鶯或許始終不敢正視自己的情感,老夫人也不會承認張崔相戀的事實;如若沒有法聰的幫助,張生根本沒法傳信至寺外,也就無法替崔家解圍。即使在張生高中之後,如果沒有白馬將軍的幫助,張崔或許也得不到圓滿結局。

不難發現,在《西廂記》的大團圓結局背後,實則潛藏著眾多的悲劇因子。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在《鶯鶯傳》的悲劇結局背後卻隱藏著團圓的喜劇因素。此時存在一個重要問題,《鶯鶯傳》和《西廂記》中的悲劇因素、喜劇因素都是因何而生的?
二、《鶯鶯傳》和《西廂記》的人物地位和情感觀念
《鶯鶯傳》的悲劇根源在於崔鶯鶯始終處於被支配的位置,她根本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唯一一次主動追求幸福卻又落下「始亂」之名。初時,崔鶯鶯「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這使得她無法正視自身的情感。因此,在與張生偷期之後,「始亂之,終棄之」的想法一直縈繞在她心頭,與其說她不主動追求幸福,倒不如說她始終在準備接受被拋棄的結局。至於結尾處的「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亦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罷了。

《鶯鶯傳》的「喜劇」因素則來源於張生對於拋棄崔鶯鶯並不抱有悔恨之心,其「忍情」之說不僅說服了自己,還使旁觀者稱之為「善補過者」。不難看出,在張崔之戀中,張生始終是一個主動者(被動求愛的過程被省略了),這段感情能否得到圓滿結局完全取決於他。也就是說,張生不僅是張崔之戀的組成部分,更是這段戀情的最終審判者。可惜的是,張生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有情者,社會因素使得他最終拋棄了鶯鶯(筆者有另文分析張生拋棄鶯鶯的原因,此處不再贅述)。不難看出,在《鶯鶯傳》中,情感因素讓位於社會因素,這不僅造成了崔鶯鶯之悲,亦造成了張生之喜。
在《西廂記》中,張生則失去了審判者的地位,只是戀愛關係中的一方。此時《鶯鶯傳》中的張生被一分為二,一半是張崔之戀中的張生,一半是擁有審判權力的老夫人。當然,我們並不能因此得出女性地位上升的結論,因為老夫人維護的只是封建思想,而非女性權利。不過,這種審判權的失去,無疑昭示著張生地位的下降。因此,張生雖然始終忠於愛情,但卻不得不面臨一系列考驗,這可視為潛藏在《西廂記》中的悲劇因子。

事實上,張生不僅失去了審判者的地位,甚至在戀愛過程中也變得極為被動。因此,他才不得不採用殉情的方式來打動崔鶯鶯。當然,張生殉情一方面說明了由地位下降帶來的軟弱性,另一方面卻也說明了情感地位的上升。與之相為呼應的則是,《西廂記》中崔鶯鶯的地位明顯上升:崔鶯鶯不僅由富家之女變成了相國之女,更是在紅娘的幫助下變成了戀愛中主動的一方。崔鶯鶯的矛盾心理雖不可忽視,不過它最終得以消解。因此,《西廂記》最終展現的是情感戰勝封建思想,這正是《西廂記》大團圓背後中的核心喜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