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筆記》之類的通俗書籍並不是考古,考古不是挖寶,更需要的是...

曾經，考古似乎和現代社會相隔甚遠，對普通人來說有些遙不可及。近年來，隨著考古發現的深入、考古手段的進步、考古知識的普及，考古不再是生僻冷門的領域，而與每個人產生越來越多的聯繫。

有人說，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於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裡的歷史挖掘出來、舒展開來進行窺探。但在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陳淳看來，泥土裡的窺探和書齋中的考古同樣重要，而後者常常被人們所忽視。他倡導考古學者深入研究考古理論後再進行考古的實踐，因為「思考考古學的問題比挖土更加重要，沒有問題的考古發掘常常會變成『挖寶』」。

「「沙發考古」常被看作另類」

上觀新聞：提到考古，人們並不陌生，但您的新書名為《沙發考古隨筆》。「沙發考古」看似是個新穎的概念，就是坐在沙發上考古嗎？

陳淳：「沙發考古」源自美國的armchair archaeology，意指理論考古。但在中國，考古學又叫鋤頭考古學，是動手動腳找材料的體力活。因此，「沙發考古」到了中國，又叫紙上考古，指坐在書齋裡的筆耕，被很多人看作另類。

然而，如果考古只限於挖土、辨認陶片和類型學研究，缺乏思辨精神和想像力，那一定是枯燥乏味的。愛因斯坦有句名言：「想像比知識更重要，知識是有限的，而想像則涵蓋了整個世界。」愛因斯坦的理論物理也可以被視為「沙發物理」，他的偉大貢獻舉世公認。考古學家倫福儒說，考古學部分是縝密的研究，部分是從事創造性的想像。他還說，考古學史首先是思想的發展史。所以我希望中國能夠有更多學者從事「沙發考古」。

上觀新聞：我們為什麼一直忽視考古學的理論研究？

陳淳：這和我國考古學的定位有關。

中國考古學是20世紀初西學東漸的產物。顧頡剛先生發起的古史思辨運動，使得學界認識到地下文物在證經補史上的作用。於是，疑古思潮迅速被我國學界採納，中國考古學的史學定位就此確立。長期以來，考古學是依附於史學之下的一個分支，直到最近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我國的傳統學術如經史研究本來就缺乏理論研究，相信眼見為實，並不認同抽象的理論思維。如果考古學的問題都來自現成的文獻，那理論就是多餘的東西，所以，我國學者常將理論看作缺乏事實的空談，認為考古學重視理論是本末倒置。這是考古學從業人群缺乏科學訓練的一個顯著特徵，也是中國考古學在發掘能力上很強，但是在解釋考古材料上乏善可陳的根本原因。

上觀新聞：長期服務於史學使得當下我國考古學存在的一些問題，如材料解讀和歷史重建水平難以提高、學界對某些闡釋性問題存在尖銳分歧等，都與偏頗的重歷史、輕科學的觀點有關。您是否認為考古學是與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相結合的學科？

陳淳：考古學比較特殊，就如英國考古學家戴維·克拉克所說，這是一門用間接方法在殘缺不全的材料中研究古代人類行為的學科。

過去，我們習用的方法比較簡單，主要是類型學和地層學，用典型器物或具有年代標誌的類型進行排列比較，得出大致年代和文化關係的推斷。發掘報告也只是對出土文物的羅列描述。這基本是一種經驗性的簡單操作，無法將出土文物轉化為歷史知識。對某些闡釋性問題存在尖銳分歧也與此有關，因為缺乏實證的經驗分析，難以了解現象的潛因，從而獲得抽象的科學認識。

雖然考古學是一門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材料卻是各種物質材料，需要通過自然科學手段如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化學乃至遺傳學的方法來分析，所以缺乏自然科學的手段，考古學的研究水平是難以提高的。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結合只是比較晚近的一段歷史，它們雖同為研究人類歷史的學科，但是無論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存在很大的不同。歷史學是對文獻記載的研究，而考古學是對物質材料的研究，所以必須依賴自然科學方法。

上觀新聞：在您看來，考古學理論和考古的實踐應該如何結合？

陳淳：考古學理論主要強調問題意識，就是要明白我們的發掘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所以如果沒有理論，我們許多發掘都是盲目的，沒有解決問題的想法，大多只是照章辦事。理論還提出對歷史重建的設想，並通過實際的發掘和材料分析來進行檢驗。如果把考古學家看作歷史的偵探，那麼理論就是幫助偵探面對「作案現場」時思考「犯罪」過程的一種假設性思考，分析各種複雜的可能性，以便為「破案」設定尋找證據的路徑。考古學的操作和偵探的破案過程完全一樣。理論為考古學家如何發掘、找什麼材料以及如何用邏輯將分析結果構建為一條完整的證據鏈提供合理的模型和框架，並最終做出科學的判斷。

理論思考在探索一些因果關係和規律性問題上發揮著指導性的作用，特別是一些重要的戰略性課題，如農業起源和國家與文明起源等。這些問題單從材料的收集、觀察和歸納中是無法解決的，需要多個角度，提煉各種證據來綜合分析，並用邏輯推理來驗證某些假設，理論就是為這種全方位分析構建研究的路徑和模型。如果單憑發現一些穀粒、家畜來定義農業的起源，或者憑藉文字、城牆或青銅器等物質標準來定義國家和文明起源，已經遠遠不夠了。科學的基礎訓練還應該包括如何定義和使用抽象的學術概念、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訓練，更重要的是邏輯推理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培養。過去，我們考古專業訓練只是培養學生田野發掘技能，熟悉器物鑑定和分期的能力，缺乏科學研究基本原理的訓練，這對考古工作者的研究水平有直接的影響。

「思維方式也需創新進步」

上觀新聞：考古學理論在中國一向不大受人重視，您最早為什麼選擇了考古這條路？並開始把考古學理論作為研究對象？

陳淳：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學考古的研究生，在賈蘭坡先生門下學舊石器考古學，也只是興趣所致。我1986年出國留學，比較系統地學習了考古學理論，因為世界知名的考古學理論大家布魯斯·特裡格先生就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執教。我對考古學理論的關注深受他的影響，並深感中國考古學缺乏理論思考的弊端，回國後我努力把國際上流行的考古學理論介紹進來。我覺得，如果考古學家只會發掘而不會思考，沒有理論的素養，這門學科就無法提高，我們培養學生的水平就只是技術工匠的檔次。

上觀新聞：您覺得這三十多年來中國考古學領域裡，給您印象最深、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陳淳：這三十多年來，比較大的變化是考古學同仁特別是年輕人思想活躍，對國外的學科進展充滿好奇，並努力提升自己。今天科技考古已經成為考古學實踐的常態，各種成果也出現在世界著名的考古學術刊物上。所以，中國考古學能夠突破類型學和地層學單一的方法，將多學科交叉作為研究的常態，是這門學科最大的進步。

上觀新聞：《沙發考古隨筆》這本書中挑選了您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報刊上發表的短文，如今回看這些文章，也可以感受到中國考古學的進步嗎？

陳淳：這本隨筆是幾十年來對考古學許多問題的思考，以及引進國外考古學理論的成果。現在回看這些文章，有些方面大有改觀，但是有些方面變化並不大。就人文社會科學來說，借鑑國外的技術方法比較容易，所以科技考古的方法在中國被普遍接受。但是考古學理論借鑑相對滯後。在國外，技術方法和理論是一體的，科技方法往往是在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我們引進科技方法，卻沒有同步引入運用這種方法的思維方式，因此我們的科技方法往往也達不到原來的要求。所以，理論的滯後妨礙了考古學的進一步提高，科技方法的借鑑也無法得其精要。

「理性看待「與世界接軌」」

上觀新聞：您提到了中國考古學不斷在借鑑國外的技術與理論，在中國考古學「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還存在哪些問題？

陳淳：20世紀初，中國考古學的主要範式就是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所創建的文化歷史考古學，其代表作是《歐洲文明的曙光》。1949年後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國的考古學基本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中進行操作，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的重建。改革開放以來，中外學術交流為考古學帶來了新的氣象，國際上許多新的理論方法也逐漸介紹進來。我國學者也走出國門留學和參加國際會議，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一些研究項目也有國外學者的身影。但是，中國考古學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中國學者在研究範式和研究思路上的某種滯後，使得我們較難與國際學者平等對話。

考古學畢竟是一門帶有民族性的學科，而中國考古學在引入科學考古學之後很大程度上被我國的傳統史學所同化，中國考古學有很強烈的證經補史傾向，信奉二重證據法，這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因此，這種以歷史學問題為導向的考古研究成果拿到國際上去時就會受到比較尖銳的批評。比如，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一例。特別是諸如朝代、事件、戰爭和歷史人物等問題，如果沒有出土文字的自證，是很難達到預期要求的。所以，中國考古學如果要躋身世界社會科學之林，還是有許多需要學習和思考的地方。

上觀新聞：所以說，國際化是推動中國考古發展非常重要的方式。

陳淳：我覺得在技術和方法的層面，中外學術交流會比較容易，但是在建設考古學理論以及在如何解釋考古材料，還有如何利用考古材料來重建歷史上，中外學者可能會存在很大的分歧。因為社會科學，特別是考古學並非完全客觀的一門學科，它會受到當下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還會受到學者自身偏好和價值觀的影響。所以，我並不認為國際化會促進中外學者對考古材料闡釋層面的相互理解。技術沒有立場，非常容易交流和學習，但是材料解釋，特別諸如社會發展的闡釋是有立場的，很難達成共識。

上觀新聞：近年來，我國考古有了「走出去」的趨勢，但是也有人認為我們應當在合理有效地完成國內工作的基礎上再考慮境外考古，您如何看待這類觀點？

陳淳：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就是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基礎工作要做，我們的研究水平並不處於國際前沿。到其他國家特別是到像非洲和美洲等國家進行考古發掘，需要對對方國家的地質、歷史、文化傳統和研究成果有非常透徹的了解，這些都是需要花大力氣準備的。如果只是到其他國家挖幾個遺址，發表幾篇文章，不能為考古研究做出自己獨到的貢獻，這樣的境外考古僅是走出國門的一種姿態而已。當然，有些境外考古比如對中亞相鄰一些國家的考古，與我國西北地區的考古研究有密切的關係，對了解我國自身的考古材料有很大的幫助，這樣的合作還是具有實在的學術價值的。

英美一些考古學家在埃及、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和中美洲的工作都投入了他們畢生的心血，如為印度考古學做出奠基性貢獻的英國惠勒爵士和為西亞農業起源做出突破性貢獻的美國考古學家布雷德伍德等。「走出去」畢竟能夠開闊眼界，增進文化和學術交流，同時學習其他國家考古的經驗，應該會對我們研究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

上觀新聞：近些年在中國，隨著諸如社會潮流、經濟發展、文化需求、學科壯大等方面的發展，公共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各種宣傳手段和力度都極大增強，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您怎麼看待這股潮流？

陳淳：我國經濟發展和文化的需求，使得博物館和考古活動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關注，成為業餘生活和旅遊出行的主要選項。公共考古在中國也方興未艾，其實公共考古並不限於普及考古與文物的知識，也旨在提高公眾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但是，這項工作還是比較艱巨的。首先，專業考古工作者要有為公眾服務的想法，最主要的就是將冷僻的專業知識變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歷史故事，這對專業人員是一種挑戰，因為只有深入才能淺出，粗糙的研究很難講好它們背後的歷史故事。第二，媒體也需要了解考古學的一些基本知識，不要追求考古發現的轟動效應，或渲染挖寶的刺激性和神秘性，需要向大眾介紹這是一門嚴謹的科學研究，目的在於通過古人遺留下來的東西重現古代已逝的社會發展過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第三，某些鑑寶節目其實對文化遺產保護有負面作用，某種程度上會刺激非法的盜墓和文物走私活動，導致對地下文化遺產的巨大破壞。在這方面媒體和專業工作者還沒有很好地溝通和合作，認識到考古與文物在了解我們自身和民族歷史中的意義和作用。鑑寶節目如著重表現文物在拍賣市場上的天價，只會損害這門學科，因為盜掘後的遺址和墓葬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大部分價值。

上觀新聞：所以《沙發考古隨筆》的目標，也是讓人們客觀地了解考古這門學科嗎？

陳淳：我這本書的目標讀者基本上是業內同行和在高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不知道這本書是否會在普通讀者中產生影響，畢竟考古學是一門比較冷門的學科，我的文章也多是些針對業內有關的理論方法問題，不像《盜墓筆記》這類通俗書籍那樣引人關注。

上觀新聞：對考古學的了解，會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什麼變化嗎？

陳淳：美國考古學家莫裡森曾指出，考古學研究的價值就在於能為我們今天的決策服務，向公眾宣傳人地關係之間的危險性和脆弱性。考古學能夠為今天決策者提供的一個警示，就是大規模的環境退化幾乎總是社會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必須了解生態環境的拐點在何處，如果越過這個拐點，社會衰落將不可逆轉。面對類似瑪雅、復活節島文明崩潰這樣的歷史教訓，我們必須反躬自問，我們究竟比這些先民有多少高明之處？

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史，過去50年的進步超過了過去的500年，過去500年的進步超過了過去的5000年，而21世紀的文明將繼續在科技、經濟、社會和政治上出現很大的變化———地球正在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幫助下變成一個智慧的星球。這種文明的發展趨勢將表現為一種自5000年前文明開始以來十分不同的發展軌跡，機遇將和挑戰共存：如果人類能夠克服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那麼文明的進步意義將會比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更深遠；但是，如果人類一味盲目追求發展，沒能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係，其後果將可能是災難性的。

古代文明的崩潰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通過它，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人類不僅不能為所欲為，並且應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大力提倡改變消費習慣，珍惜和保護環境，以可持續的理念來控制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努力緩和正在加劇的環境和生存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