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徵宇 | 作為一種大戰略理論的地理政治學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主導性海洋國家（1945年前的英國、1945年後的美國）一直無法承受出現一個大陸霸權的挑戰，這也是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國家儘管在大陸上既沒有佔領領土的欲望也沒有擴大領土的動機、卻總是在必要時傾全力以恢復大陸核心區域強國間的均勢的原因。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國家雖然對必要時幹預大陸事態很少表現過猶豫，但其內部對這種幹預的方式卻總是存在著激烈的爭論，爭論的核心就在於海洋國家（尤其是和平時期）是否應該承擔相應的大陸義務（continental commitment）。這種分歧不僅是海權論與陸權論的核心分野，而且存在於後冷戰時代有關美國大戰略的討論中，尤其是體現在「離岸制衡」和「選擇性幹預」的爭論中。

馬漢認為，海權重要性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海洋經濟是決定一國繁榮的關鍵要素；二是一個有海洋優勢的國家總能戰勝一個陸上佔優勢的國家。在馬漢看來，這種基於歷史經驗基礎上的模式同樣適用於未來。事實上，歷史上英國對歐陸政策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單純靠海軍力量就足以確保本土安全以及必要時對大陸局勢的有效幹預。但19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擴散及工業技術對海軍力量的影響，都極大地削弱了英國皇家海軍保衛本土和幹預大陸局勢的能力。進入20世紀後，英國已經無法單純靠皇家海軍來調控和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了，這也正是英國在1914年不得不向歐洲派出一支前所未有規模的遠徵軍以戰勝德國的原因。

馬漢「海權歷史哲學」的主要缺陷，是他認為英國可以在不承擔大陸義務的情況下單純靠海洋優 勢便足以維持其原有的地位。麥金德則認為，在工業技術擴散的背景下，英國若要繼續保持其海洋優勢及相應的大陸均勢，就必須承擔大陸義務。麥金德認為，基於一戰的教訓，一戰結束後最迫切任務就是在東歐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保障體系，即必須在德國和蘇聯間建立起一系列新獨立國家（「中間帶國家」），以此作為將德國和蘇聯隔開的緩衝區。麥金德指出，「中間帶國家」彼此只有密切合作且必須得到區域外國家的支持，才能夠有效發揮戰略緩衝作用，否則東歐的權力真空將引發新一輪霸權爭奪。

斯皮克曼對二戰結束後美國對外戰略的設想與麥金德對一戰結束後英國對外戰略的建議實質上是類似的。斯皮克曼指出，美國的安全歷來與歐洲和亞洲的均勢相伴隨，但均勢從來不是自由放任的產物，而是持續的努力帶來的結果。二戰結束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主導性海洋強國和體系領導者，其對外戰略上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美國作為一個遠離歐洲大陸的超級大國如何處理與歐亞大陸權力中心的關係。斯皮克曼認為，美國無論戰時還是平時都必須密切地關注歐洲和亞洲的均勢運行，但做到這點需要美國承擔相應的大陸義務。美國或許可以選擇和平時期退出大陸，但此後卻可能需要傾全力來重建歐洲或亞洲的均勢，這麼做的成本遠高於一開始便主動承擔大陸義務的成本。對斯皮克曼來說，「離岸制衡」本質上是一種現代版的孤立主義，但現代世界的相互依賴決定了任何形式的孤立主義都不會促進和平與安全。冷戰結束後，美國有關「離岸制衡」和「選擇性幹預」的爭論仍然是圍繞同一問題展開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和防禦性現實主義者雖然都主張美國應當推行「離岸制衡」戰略，但迄今沒有任何人能夠直面斯皮克曼的觀點，更不用說能夠推翻他的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