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
詩人楊牧一個月前在臺北悄然病逝，相關報導大多聚焦於他在新詩創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甚至稱許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爭奪者，卻很少提及他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古典文學和比較文學專家。他編著過一本非常別致的《陸機文賦校釋》
（洪範書店，1985年）
，就很能彰顯其獨特的研究旨趣和深湛的專業造詣。之所以說「非常別致」，是因為此書乃以陳世驤的《文賦》英譯本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年）
和徐復觀的《陸機文賦疏釋初稿》
（載1980年臺灣大學《中外文學》第九十七期）
為基礎，在將兩者逐段臚列對照之後，再附以本人的校議評釋。徐復觀是現代港臺新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也是楊牧早年就讀於東海大學時的任課教師；陳世驤則是繁衍生息蔚為大觀的「抒情傳統」論的倡導者，又是楊牧赴美留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指導教授。據楊牧在該書《自序》中所述，自己研讀《文賦》，「最初是獲得陳世驤先生的啟發」，「徐復觀先生既作《陸機文賦疏釋初稿》，乃懇切命我取之與陳先生譯本詳細比較」，可知這跡近僭越之舉完全是出於尊奉師命。儘管當他正式著手此項工作時，陳、徐兩位已先後辭世，似乎不必再心存顧慮，然而要居間對治學宗旨多有異趨，撰著形式更是大相逕庭的師長加以考較調停，毋庸贅言仍是一件勞神費心而不免左右為難的麻煩事。
楊牧《陸機文賦校釋》
徐復觀《陸機文賦疏釋初稿》
徐復觀與陳世驤早年曾圍繞劉勰的《文心雕龍》有過往還商討，雙方意見雖然不盡相同，卻因此惺惺相惜而互相推重。楊牧在《柏克萊——懷念陳世驤先生》
（收入《楊牧自選集》，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5年）
一文中就回憶道：「每當我在文學的題目裡寫信向徐先生問疑時，他總在回答以後附加一句：『如果陳先生的解釋與我不同，宜從陳先生。』我追隨徐先生讀書多年，深知他品評學術人物的標準和脾氣，能受他推崇如此的，似乎很難找到第二人。」徐復觀此刻對楊牧再度委以重任，想必是希望能繼續從亡友那裡得到切磋取鑑的機會，與此同時應該也考慮到楊牧多年來隨侍問學，對陳世驤和自己的學思歷程多有真切感受，在覆核參驗之際當能切中肯綮，不致有空泛膚廓之弊。正如楊牧此後在《動亂風雲，人文激蕩——敬悼徐復觀先生》
（連載於1982年6月6日、7日 《中國時報》）
中所推想的那樣，「徐先生寫《文賦疏釋》真是為了試探我離開師門十五年以後所鍛鍊的學養」。而《陸機文賦校釋》的最終問世，也充分證明楊牧確實不負厚望，對他們蘊藉未發的微言深意多有深入的體察、補充和演繹。
陳世驤將古奧艱深的《文賦》翻譯成文從字順的現代英語，既要關注文意的準確傳達，又需顧及文化的分歧差異，還刻意採用韻文的形式以便展現原作的聲韻之美，自詡「唯有以詩之韻文翻譯，才可能充分掌握並欣賞這篇作品的灼見、語言和理路」
（《以光明對抗黑暗：〈文賦〉英譯敘文》，吳潛誠譯，載1990年《中外文學》第十八卷第八期）
。要對這篇精心結撰的譯文做出恰如其分的評議，中英文兼擅且熟悉譯者行文風格的楊牧毫無疑問是當行出色的不二人選。對陳氏譯筆的精審雅致，他時常不由自主發出由衷讚嘆，謂其「出入中西文學傳統，斟酌比較，殫精極思，始獲得內外辭意的平衡」，「運用英文之蘭心匠手，錦繡縝密，不辭典雅，於此可見一斑」。這些推挹稱賞都建立在逐字逐句的詳細校覆之上，所以絕非敷衍塞責而對老師故作諛詞。如《文賦》曾用兩個很形象的比喻「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來描述行文布局時的不同情狀，陳世驤將其譯作「He makes barren twigs put forth luxuriant foliage as they sway,/or by endless waves he traces to the remote fountainhead」。楊牧細心地指出，在古人觀念中「沿與泝相反」，「沿波只能入海，不能討源。故譯文改讀沿為泝，逆流而上；譯文於『因枝沿波』二句率意渲染，雖添改字句，不失其旨」，提醒讀者關註譯文的隨機應變和搖曳多姿。陸機在下文又以「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來彰顯創作中遲速難易的差別，陳世驤的譯文作「No matter if the work be accomplished in one flash on the page,/or is the result of the most deliberate pen」。楊牧先是分析原文在遣詞造語時的微妙變化，「陸機用『操觚』『含毫』等實際表情的文字（graphic language），而放棄前文種種的暗喻（metaphorical conceits）」，接著指出譯文也隨之變通調整，「陳先生譯『含毫而邈然』又將實際表情的文字推向詮析性的轉文（interpretative rendition），想必是中西書寫文具差別太大，若直譯筆毫腐朽，英文讀者無從領會，豈僅邈然而已。譯事之難，可見一斑」，對翻譯中處理「歸化」疑難的甘苦得失深有感觸，也引導讀者沉潛往復，從容欣賞譯文風格的不拘一格。
陳世驤《以光明對抗黑暗：〈文賦〉英譯敘文》
據陳世驤在譯本問世數年後自述，「我的翻譯多拜早歲記憶《文賦》之思想與聲韻所賜，也以成年後的文學經驗與研究為憑藉」
（《以光明對抗黑暗：〈文賦〉英譯敘文》）
，足見他並不滿足於銖兩悉稱、亦步亦趨地傳達原作意旨，更努力嘗試融注個人的文學體驗和研究心得。作為陳世驤「最得意的門生」，楊牧在求學期間「同他的恩師有四年多差不多天天見面」
（夏志清：《悼念陳世驤——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收入《文學的前途》，純文學出版社，1974年）
，嗣後多年也一直請益討教不輟，對其治學的整體格局和重心所在深悉熟知。譯文中夾帶的那些細微隱秘的「私貨」，若非他潛心爬梳抉剔，讀者或許就此失之眉睫。如陸機曾以「耽思傍訊」來描摹作家構思伊始時的特殊狀態，陳世驤將其譯作「Perpetual thought itself gropes in time and space」，居然節外生枝平添了原文中所沒有的內容。楊牧對此就特別強調，「譯文於『耽思傍訊』一句渲染為深長之思維在時空中探索，是為陳先生文學理論的發揮，在廣大空間之外附諸綿亙的時間」，隨即又補充道，「陳先生論古典文學，屢次探討時間的意義，這方面的關注已經構成他的文學觀之骨幹，其實踐論見於《時間與律度在中國詩之示意作用》，起源論見於《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而最重要的綜合考辨則見於《論時：屈賦發微》（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這裡提到的前兩篇中文論文均已收入楊牧搜集整理的《陳世驤文存》
（志文出版社，1972年）
，以供「年輕一代的有心人細細玩味前輩治學的風範」
（楊牧：《〈陳世驤文存〉編輯報告》）
；第三篇英文論文更是陳氏辭世前一年傾盡全力之作，「故意著筆於犖犖大端，所涉意廣」
（陳世驤1970年12月26日致楊聯陞，引自楊聯陞：《陳世驤文存序》）
，稍後也另有中譯本發表
（古添洪譯，連載於1977年《幼獅月刊》第四十五卷第二、三期）
。讀者若能依此指示按圖索驥，對譯者借題發揮的苦心孤詣就不難產生同情之理解。陸機在後文還提到「其為物也多姿」，感慨文章體貌的變化多端。楊牧點明譯文中「composition」一語乃「承前文『物無一量』而來，指文章之為物」，進而提醒讀者需對此特加留意，「陳先生以此體會為根據，曾撰專文《姿與Gesture》」，「以比較文學的觀點詳論文學之本質，發生，結構等問題，可以參閱」。這篇副標題為「中西文藝批評研究點滴」的論文同樣已收入《陳世驤文存》，詳細辨析了《文賦》中所說的「姿」與現代英美文藝批評裡的新術語gesture之間的異曲同工，其根本宗旨在於「一面把西洋理論以中國觀點看，輝映之下，可更增加些理趣。一面對中國的歷來文藝思想，發掘一下，指出值得注意的地方，對照西洋方法與精神推求」。讀者如能取資參證，自能增進對其治學祈向的深入了解，恰可彌補譯文因格於體例而無法詳述所導致的缺憾。
夏志清《文學的前途》
《陳世驤文存》
對徐復觀所作的諸多註疏詮釋，楊牧也旁搜遠紹而務求確解。為了精密貼切地表達自己的意旨，徐氏往往不願蹈襲成規而別鑄新詞。對《文賦》在小序中所說的「餘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他就註明「此兩句言常由才士之作品，而可以得到他寫此作品時心理活動的歷程，亦即所謂『追體驗』」，所謂「追體驗」就是典型的例證。如果不熟悉其特殊的用語習慣，難免會茫然不知所云。楊牧對此詳作考察，提示說「『追體驗』之理論基礎不詳；惟徐先生曾在《環繞李義山（商隱）錦瑟詩的諸問題》中使用過這個術語」，接著不憚其煩引述文中的相關片段，闡明其內涵是指「讀者與作者，在立體世界中的距離，不斷地在縮小，最後可能站在與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創作此詩時的心來讀它」，以供讀者參酌。此文收入徐氏所撰《中國文學論集》
（學生書局，1965年）
，正文前另有題記，略述其撰述因緣，源於1963年應邀在東海大學中文系所做的一場學術報告。楊牧當時正在東海就讀，與徐復觀過從頻密，想必也曾至現場親聆謦咳。而自此以後，「追體驗」便成為徐復觀極為看重的治學方法，在不少論著中都有所述及。在《中國文學論集續篇》
（學生書局，1981年）
的《自序》裡，他還對此有過提綱挈領式的總結，直言考察文學、藝術除了運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外，「還要以『追體驗』來進入形象的世界，進入感情的世界，以與作者的精神相往來」。經過楊牧這番悉心追索，讀者對這個語焉未詳的術語便能略窺一斑。
徐復觀《中國文學論集》
徐復觀《中國文學研究論集續篇》
徐復觀在註疏中還有一些興之所至卻點到即止的評論，如在分析「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時，他斷定這是指「綱領性的片言，必使其居於一篇中緊要之地，乃可發揮警策全篇的作用」，由此批評「陸氏在這裡說得很有點近於含混」，遂結合相關理論研討和創作實踐，旁徵博引予以詳盡闡說。可在最後總結時，他突然提到「在西方現代文學中，有更多的發展研究」，帶過一筆之後便戛然而止。這段疏釋的要旨又見於他此前所撰的《中國文學欣賞的一個基點》
（收入《中國文學論集》）
，但其中也沒有提供任何可供追尋覆按的線索。楊牧於此仍然絲毫不敢怠慢，儘管坦言徐氏所云「不知何指」，還是勉力體會揣摩，認為「也許這其中包括了艾略特（T. S. Eliot）之論『相關客體』（objective correlatives），姑附此存疑」。楊牧曾嘲諷過「我們有許多看不懂艾略特原文又拼命崇拜艾略特的批評家」
（《紀念朱橋》，收入《楊牧自選集》）
，他本人對這位二十世紀英語世界裡最重要的詩人和批評家當然不會陌生，早年還曾嘗試「寫了一首近兩百行的『輓歌』，大量使用李義山詩謎的技巧，拿來和艾略特等現代西方詩人的意象互相交織」
（《動亂風雲，人文激蕩——敬悼徐復觀先生》）
，並得到過徐復觀的欣賞和推薦。「相關客體」說出自艾略特評論莎劇的名篇《哈姆雷特》，主張「用藝術形式表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尋找一個『客觀對應物』；換句話說，是用一系列實物、場景，一連串事件來表現某種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終形式必然是感覺經驗的外部事實一旦出現，便能立刻喚起那種情感」
（據王恩衷譯文，收入陸建德主編：《艾略特文集·傳統與個人才能》，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
。儘管他在推測時態度極為審慎，並未遽作斷語，但對讀者尋繹徐氏的意旨恐怕還是不無啟發的。
陳、徐兩位對《文賦》的理解其實多有出入，楊牧在比勘參證的過程中也都坦率直陳，毫無避忌。如圍繞「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兩句，他便對兩家意見詳作辨析，認為「譯文以兩句合讀，保存了原文的多義性」，「註疏間接從亭林之說，並不可取」，「譯文於繁瑣中扣緊了原意，註疏則逸出軌道」，甚至「不免越考越遠」，「引起吾人理解的障礙」，陳譯顯然優於徐疏。針對後文「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他又對雙方理解有過翔實考較，指出「陳先生未譯『亮』字，而以『輕易』解『累寡』；徐先生引《文心雕龍·附會》篇『無棼絲之亂』，更較接近文義及李善注『累』之意，陸機拙澀之原文亦得以朗顯」，徐疏無疑更勝一籌。遇到諸如此類的情況，他並不做簡單的是非評判，而是追根溯源，努力推尋某一方致誤的緣由所在，故措詞雖有時不免嚴峻，但還是秉持公心而絕無偏私，完全能夠以理服人。
由於考察視角各有側重，陳、徐兩位的某些分歧，小到字句訓釋，大至篇章主旨，一時也很難判定孰是孰非，楊牧對此多持包容彌合的態度。如陸機將「佇中區以玄覽」視為激發創作衝動的緣由之一，陳氏譯文作「Erect in the Central Realm the poet views the expanse of the whole universe」；徐氏疏解則根據唐人李善注而再做引申，認為「佇中區」包含兩層意蘊，「一是站在時代活動的中心來玄覽此一時代」，「也可作不偏不倚的客觀態度來玄覽自身所處的時代」。楊氏對此評判說，「疏守中國傳統所限定於文學的固定位置，載道，反映時代，並且直接迅速地參與歷史社會；譯則擴大文學超然的精神以及無限的潛在本質」，「疏譯合觀，去文學發動的真理不遠」，認為兩者所言雖殊，但也並行不悖。《文賦》還以相當長的篇幅縷述創作中出現的各種弊病，楊牧首先揭示陳、徐兩位在理解上的歧異，「陳先生認為此強調作者執筆時遭遇五弊之所自來，徐先生則指出是不同文體（如隱逸詩、玄言詩、情詩）之利害所由」；隨後推求雙方立論的依據，「陳先生所見乃是一作者寫作過程中的猶疑去留，甘苦自覺的經驗；徐先生以士衡為放眼文苑檢討翰林的批評家」；最後再予以折衷調和，「前者偏重理論經驗，後者強調實際觀摩。以《文賦》自序度之，二說均可成立」，可見兩說並不齟齬矛盾，實可相輔相成。讀者若也能兼收博採而融會貫通，對這篇被前人譽為「博洽玄微，周詳委曲」
（鄒思明：《文選尤》）
的賦作，勢必會有更豐富更深永的領會。
對陳、徐兩位的意見都不甚認可時，楊牧也時常直抒己見並另樹新意，大有當仁不讓的氣勢。如《文賦》自「詩緣情而綺靡」以下羅列過十種文體的風格特徵，最後一項「說煒曄而譎誑」頗遭後世非議。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裡認為，「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強調「說」體立意應該正當確切，除了欺騙敵人以外，對主上必須披肝瀝膽，講求忠誠信實。他由此對《文賦》的界定大惑不解，質疑「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今人許文雨在《文論講疏》
（正中書局，1948年）
裡率先指出，「劉勰獨持忠信以肝膽獻主之義反駁陸說，不知陸氏乃述戰國縱橫家遊說之旨也」，認為陸機是以戰國縱橫家的遊說之詞作為立論的張本。徐復觀的註疏即承襲此說，以為「陸機此言，系以《戰國策》縱橫之士的遊說為背景」。陳世驤的譯文則作「The Argument（）with glowing words and cunning parables persuades」，按照楊牧的理解體會，「陳先生譯文於字面上強調縱橫家遊說之旨，間接為陸機回答劉勰的疑問」，意見和徐氏並無不同。不過劉勰在《論說》篇上文已提及「戰國爭雄，辨士雲湧。從橫參謀，長短角勢」，對其發展源流絕非懵然無知，各家的批評回應似乎並不足以令人信服。楊牧對此則有更深入詳悉的考辨，認為劉勰的責難「並不合文學表現和歸旨的道理；表現技巧煒曄而譎誑，歸旨仍然可以忠信為本；前者為文章的外在結構和面貌，歸旨為文章『完成的內容』（achieved content）所決定」。陸機所謂的「譎誑」本著眼於表現技巧，劉勰卻以歸趨主旨視之，才產生這樣的誤解。楊牧還以《詩經》中描寫男女歡愛的作品為例作進一步引申發揮，指出這類作品「在表現技巧上大膽露骨，歸旨也公然強調男女野合的逸樂，但因為辭藻和意理結合得密切整齊，其『完成的內容』乃升高了詩的藝術層次，注入詩藝的精神世界，甚至可以超越作品本身所流露的肉體的逸樂，提供一種崇高的教誨作用或喜悅（aut prodesse aut delectare）」。楊牧對《詩經》深造有得，在《鍾與鼓——〈詩經〉的套語及其創作方式》
shuo
（謝謙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第五章《結論》裡曾有總結陳詞：「一個研究古代詩歌的現代學者可以不用注意詩歌技巧而去體驗古代詩人的經驗感受，但他卻不能以同樣的方式去體驗古人的詩歌——『已經完成的內容』。」同樣將「詩歌技巧」與「完成的內容」明確區分開來，與《校釋》所論恰可相互印證。這些分析闡發不僅有助於揭示陸機、劉勰意見相左的癥結所在，對於理解文學創作和批評中的複雜矛盾現象也同樣深具啟示。
楊牧《鍾與鼓》
陳世驤在翻譯中不時融注個人的文學體驗和研究心得，耳濡目染且承其衣缽的楊牧也同樣如此。在詮釋「暨音聲之迭代」一句時，他認為「迭代之音聲則不但悅耳，也控制了根本的氣勢」，隨即宕開一筆，頗有些突兀地說起，「反觀七十年來的新詩運動，縱使規律化之呼聲不斷，以其實際精神求之，無非是對於天籟自然的再認與追求，主張依恃natural candence寫作，雖不必以口語為準，但於音聲迭代及蕩宕之間，用心不可謂不苦」，更近而要求「今日習現代詩而關切音聲偕調的作者，宜多讀齊梁以前的文學，揣摩體會，或能得之」。楊牧從中學時代即開始發表新詩，二十歲時就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水之湄》
（明華書局，1960年）
，此後相繼又有《花季》
（明華書局，1963年）
《燈船》
（文星書店，1966年）
《非渡集》
（仙人掌出版社，1969年）
《傳說》
（志文出版社，1971年）
《瓶中稿》
（志文出版社，1975年）
《北鬥行》
（洪範書店，1978年）
《禁忌的遊戲》
（洪範書店，1980年）
《海岸七疊》
（洪範書店，1980年）
等多部詩集問世。所以這番議論看似離題萬裡，不著邊際，其實和他多年來的新詩創作經驗息息相關，大有現身說法、夫子自道的意味。
楊牧赴美後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比較文學系，在陳世驤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數年間「除了跟他讀《詩》、《騷》、《文心雕龍》、唐詩以外，並在他的鼓勵和批准下繼續研究中世紀英國文學」，「互相印證兩種文化背景和美學標準下的產物，追求先民在啟齒發言剎那間，必然流露的共通性」
（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驤先生》）
。他的博士學位論文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on
，就借鑑了西方現代詩歌批評方法，依託套語（formulas）理論來分析《詩經》。經歷了這樣的專業訓練和學術積累，對他繼續研讀《文賦》也產生了直接影響。《校釋》最初發表在臺灣大學文學院編印的《文史哲》第三十二期上，前言裡就明確宣稱要「斟酌中西文學批評的重要觀念」。在具體評釋中有時還只是略引端緒而未遑深究，如討論「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時，他提到「陸機以春秋二季概例四時的永恆迭代，為中國古典修辭學特徵」，「與英詩之標示夏冬交流適為相反」；在闡說「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時，他認為這是說「情志鮮明，則物象自動地，有秩序地互為援引而呈現，猶英詩解析法之所謂imagistic development」，這些發現顯然與他對英詩創作及批評的熟悉密不可分。有時他更是觸類旁通而下筆不休，在評說「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一段時，就和西方的「靈感」觀念相互比較，洋洋灑灑有過大段討論。首先指出「英文靈感一詞之意義源遠流長，可以推回到古希臘的典籍」，並強調「西方詩人往往在作品開端祈求神靈天使扶持感動，如荷馬，但丁，和米爾頓之史詩」，接著如數家珍般列舉歷代詩論予以印證，「如弼德（Bede）之記芥蒙（Caedmon）發言為詩，薄伽修（Boccaccio）之論詩之起源，乃至於英國文藝復興時代才子，如席德尼（Sir Philip Sydney）《詩辯》（
Defence of Poetry
），培根（Sir Francis Bacon）《進學》（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江森（Ben Jonson）《發微》（
Discoveries
）等都強調詩人有待靈感之策動」，最後又介紹「十九世紀以降之心理學家則主張靈感是詩人內心勞碌營求的結果」，只不過「言之鑿鑿，事實上並未能真正解答這個問題」，幾乎就是一篇要言不煩的「靈感」觀念史。其行文間又穿插著對徐復觀意見的回應，顯得尤為生動波俏。徐氏認為若能從生理、心理、學力等方面三管齊下，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了陸氏所提出的問題」。楊牧對此則大唱反調，「我們知道即使勠力如此，天機靈感之神秘性仍然存在，問題並未解決」。即便充分肯定老師的設想「闇合西方心理學者之嘗試」，可在他看來，最終大概還是「在彼如何，在此亦然」，竟然謔而不虐拿老師開起了玩笑。
《校釋》最初於《文史哲》上發表時，楊牧在前言中交代，籌備過程中曾「參考唐代以降至當代人所撰各種註疏」；全文經修訂正式出版之際，《自序》裡又再次宣稱，「多採前賢時彥之說」。除了陳世驤、徐復觀以外，書中明確參考過的今人著述，約有程會昌《文論要詮》、許文雨《文論講疏》、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瞿蛻園《漢魏六朝賦選》、錢鍾書《管錐編》數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錢鍾書《管錐編》
（中華書局，1979年）
的批評，竟稱「錢氏評《文賦》，極盡割裂粉碎之能事，其引據經典雖廣，行文之間倫類十分可疑，即片段解析偶有可採之說，於《文賦》全篇意義之顯現，並無重要發明」，甚至指摘「其言傑格擷摋，恃才使氣，雖有所見，亦難逃井蛙之譏」，措詞極其刻薄酷虐。若與其諸多師長對錢氏的推重仰慕相較，他的非議責難就更顯得離奇出格。夏志清在《悼念陳世驤——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裡曾將年紀相仿且治學經歷也相似的陳、錢二人相提並論，稱道錢鍾書「博聞強記」，「治西洋文學造詣特高」，「致力於中國舊詩的研究」，此文後來即作為楊牧編輯的《陳世驤文存》的序言之一。徐復觀則託人將其《疏釋初稿》轉呈錢鍾書，錢在回信中推許其「注則訓詁精博，疏則解析明通」，還稱自己「獨學無友，閉門造車，而竟不孤有鄰，出門合轍，又竊以自壯也」，以致徐復觀在將此文修訂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時，又附綴數語略述此事始末，感慨「錢先生以風骨及宏博為國內外推重，其謙衝若此。惜無緣相識，又地隔山河，不能多多請教也」。對這些評贊，楊牧肯定不會陌生，何以置若罔聞而獨行其是呢？
錢鍾書
如果效法楊牧對陳世驤、徐復觀所作的考較，對他本人的評釋也做一番梳理覆核，就會令人驚異地發現，雖然他對錢鍾書多有苛責，但或明或暗依然因襲了《管錐編》中的大量意見。有些地方明確表示參考過錢氏之論，如賦雲「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唐人李善《文選注》在訓釋「警策」時說這是「以文喻馬也」，「若策馳」，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則認為「策乃篇本編冊也」，並非李善所說的鞭策。《管錐編》就此批評道，「果若俞說，『策』為『策書』，則『策』即『冊』，『警』即『居要』之『片言』，是『一篇』短於一冊而一冊才著『片言』也」，指出俞氏所言自相矛盾而不能自洽；接著又引錄相關文獻以資佐證，「賈誼《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李善注亦曰：『以馬喻也。』一世之主『振策』猶夫一篇之主『警策』」，可見李善之說證據確鑿而足資採信；最後還申說陸機所述「警策」與後世所言「警句」有別，「警句得以有句無章，而《文賦》之『警策』，則章句相得始彰之『片言』耳」，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稍稍比對一下楊牧所作的相關評釋：「警策為馬箠之說，亦見於李善注賈誼《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以馬喻也），俞樾《癸巳存稿》斥之，並以策為冊，可謂蚍蜉撼大樹」，「錢氏力排曲園之謬，並分別警策與警句不同，其體會不可謂不深」，無論觀點還是理據，都顯然承襲自錢鍾書。更有意思的是《管錐編》引述《癸巳存稿》時並未註明作者，後文也僅以「俞說」代之，而楊牧在匆忙之際未及檢核，居然張冠李戴地將作者誤為俞樾。有時《校釋》裡雖然並未明言，其實也因循蹈襲了錢鍾書的意見。如針對「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兩句，《管錐編》有按語稱，「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三《與任王谷論文書》：『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侯氏少年習為儷偶，過來人故知個中患弊。機賦此語正防患對症而發」。楊牧的評釋則說，「『部』雖泛指部位，更指謀篇的規則，即侯方域與任王谷論文書所批評的六朝文人『或進或止，不按部伍』之謂部，乃是儷偶時代為文的特殊要求」，想來也參酌過錢氏之論而未能及時註明。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賦中有「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兩句，歷來聚訟紛紜。錢鍾書批評李善注「碎義逃難，全不順理達旨」，對此另作詮釋串講：「主意已得，陪賓襯託，安排井井，章節不紊，如猛虎一嘯，則百獸帖服；『妥帖易施』，即『獸擾』之遮詮也。新意忽萌，一波起而萬波隨，一發牽而全身動，如龍騰海立，則鷗鳥驚翔；『岨峿不安』，亦即『鳥瀾』之遮詮矣。」楊牧在評釋中介紹陳氏的譯文「訓詁全部來自李善，順勢加以整理」，「徐先生主張『鳥瀾』從朱駿聲改讀為『魚連』」，而自己的看法和他們均有不同，這兩句應該是說「一虎現形，群獸馴服，猶下文『妥帖而易失』；一龍現形，眾鳥驚飛渙散，猶『岨峿而不安』是也」，所釋即撮述錢說而成，顯然也淵源有自，絕非戛戛獨造。
錢鍾書《管錐編》
既然屢屢借鑑倚重《管錐編》，楊牧為什麼還要對錢鍾書如此嚴詞厲色，不免令人在深覺荒唐無稽之餘更感到費解好奇。錢鍾書在評說《文賦》時有一段不經意的議論：「邇來《文賦》，譯為西語，彼土論師，亦頗徵引。然迻譯者矇昧無知，遂使引用者附會無稽，一則盲人瞎馬，一則陽焰空花，於此篇既無足借重，復勿堪借明也。」儘管注釋中所舉出的例證並非陳世驤的譯本，可難保說者無心而聽者有意，無形之中興許就令楊牧先入為主產生了誤會。他在《動亂風雲，人文激蕩——敬悼徐復觀先生》中就回憶道，病榻上的徐復觀和自己聊起「錢鍾書最近為文談到美國有人譯《文賦》為英文，而根據錢的看法，譯本頗有問題，甚至英文也不佳云云」，他聽聞以後的直接反應便是「無論如何我還是敢斷定陳先生對於《文賦》的理解一定高過錢鍾書」，「陳先生的英文比錢鍾書寫得典雅漂亮，可見錢之所指當非陳先生的譯本」。儘管如此，大概仍不免心存芥蒂，以致他總要藉機為乃師出頭爭勝，在評釋譯文時三番兩次都要強調「多年後錢鍾書亦持此說」，或挑明「錢鍾書（《管錐編》一三八）之說近之」，以爭奪發明權的最初歸屬。其實陳、錢兩位一譯一釋，旨趣各異而體式不同，稍事比勘即不言自明。陳氏譯本在當初流傳也並不廣泛，以致數年後就改頭換面，易名為
Lu Chi: Essays on Literature
，內容也刪繁就簡，在美國謀求重新付梓
（Portland: Anthoensen Press，1953）
。以當時的政治形勢推斷，錢鍾書也不可能有機會披覽過陳譯，所以即使某些觀點與其相近，也絕非故意攘善掠美，而正如錢在回復徐復觀時所說的那樣，只是閉門造車而出門合轍罷了。對此耿耿於懷，甚而作意氣之爭，似乎大可不必。
楊牧詩稿手跡
不過相形之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雙方對《文賦》根本價值的判定相去極為懸殊。錢鍾書欣賞《文賦》，乃在其「於『作』之『用心』、『屬文』之『情』，其慘澹經營、心手乖合之況，言之親切微至，不愧先覺，後來亦無以遠過」，故以「作文」為焦點，著力於闡幽抉微。反觀陳世驤、徐復觀和楊牧師弟三人，卻並非如此。陳世驤最初別出心裁地為自己的譯本題名為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是想藉此「主張人類須釋放心靈，並盈注光明，以對抗外在的黑暗」
（《以光明對抗黑暗：〈文賦〉英譯敘文》）
。他甚至認為陸機創作《文賦》是在深陷荒謬絕境時的一種自我救贖方式，「救贖來自他對人類潛能的極限具有不可屈撓的信念，這信念即使一時受挫於眼前的俗務，在一心一意的奉獻與追求中也能實現」，最終可以「證明不朽乃是人力所能企及的」。正因為他賦予《文賦》更多形而上的附加值，所以在此後儘管還有其他英譯本問世，且在旁人看來「譯筆實在分不出高低」
（夏志清：《悼念陳世驤——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
，可他卻明確予以否認，「惟其精神和風貌，容我指出，與拙譯實不相同」
（《以光明對抗黑暗：〈文賦〉英譯敘文》）
。與陳世驤不謀而合，徐復觀也並不單純從文學的角度來審視《文賦》，而是屢屢藉機陳說，「作者個人創作源泉的深淺，可以說是決定於他的心靈、脈搏，能與他所處的時代相通感的深淺的」，「斷乎沒有與時代隔絕而可以成為成功的作者的」，並最終升華提煉道，「中國文學傳統，不孤立地看文章的功用，價值，而常系彌綸整個人生活動之所及以為言」。楊牧在考較評釋之際，既著重表彰陳世驤「倡言文學為黑暗中灼燿升華之光明，其認識之深，體會之痛，不言可喻」，又竭力推許徐復觀「試圖提高陸機《文賦》的時代意義，將它與當時的文學風氣和藝術問題連接起來，主張陸機具有落實的文學史觀，而《文賦》初非一篇泛論文學原理的著作而已」，對兩位恩師的心魂所系，毫無疑問是瞭然於胸且拳拳服膺的。他指摘錢鍾書「片段解析偶有可採之說，於《文賦》全篇意義之顯現，並無重要發明」，「斷定陳先生對於《文賦》的理解一定高過錢鍾書」，當即著眼於此。所以在《校釋》即將完稿時，他趁勢接過徐復觀的話頭，鄭重指出「『彌綸整個人生活動之所及以為言』其實也是西方文學傳統看文章功用價值的精髓骨幹」，而且縱觀西方文學史的遞嬗遷變，「不難看到歷代都有為詩辯護之作，睿智博學之士每發慷慨反擊之聲，批判社會俗輩對於文學藝術之誤解，並藉機重申文章的功用價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中國文學傳統裡，除了陸機這篇難能可貴的《文賦》，「這種竭力的自衛可謂絕無僅有」。他為此深感痛惜遺憾，終至大聲疾呼：「惟其詩人不孤立地看文章的功用價值，欲以之彌綸整個人生活動之所及，詩便不僅是為了溫柔敦厚的教養一端而已；詩須拔脫浮俗，教誨時代，須為生民立命，開往繼絕；詩須超越而介入，高蹈而參與。詩是讚頌，也是質問，詰難，批判的一種手段。」楊牧對陸機的推重和闡發是否確切，對錢鍾書的偏見和譏嘲是否恰當，容或都可以再做進一步商榷研討，不過他本人對詩人職責的堅守倒確實是始終不渝的，正如多年後在《詩關涉與翻譯問題》
（收入《隱喻與實現》，洪範書店，2001年）
一文中所重申的那樣，「詩人志在繼承和延續，首先便須能面對他的時代文化，判別虛實，區分優劣，惟恐和他的時代產生隔閡。當然，我們也看出來真正的詩人往往是對當代文化不以為然，亟思以自己的創作針砭，矯正之」。讀來擲地有聲而風骨宛然，也讓人不由感嘆：詩人已逝，詩人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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