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叫好與叫座往往難以兼得。學術研究，也有叫得響與傳得久的差異。好評如潮，未必經得起大浪淘沙；無人問津，不一定就毫無價值。
著述多少並不能權衡學術高下
總有一些學人煞費苦心，想要魚和熊掌兼而有之，效果似乎不如預期，普遍而言，還是可遇而不可求。
從積極的方面看，專家時代，常有人說治學應當專精，所謂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由此可以佔領制高點。
從消極的角度講，針對學術界垃圾太多的情形，或以為解決辦法是取消量化，質量第一，應該提倡十年磨一劍的精神。
此說一般而言，大體不錯，但也不宜一概而論。首先，學問之事，應當整體之下研究具體，精深與博大相輔相成，即使專題研究，也要經過放眼讀書的階段，一味窄而深，很可能跑偏，未必一定能夠專精。
其次，縱觀前賢，很少有一本書主義的大家，缺少整體關懷，視野眼界拘泥，具體研究好也有限。有數的高人，著述都是既多且好。
近代學人中，嚴謹如二陳一王，著述的量都相當驚人，更不要說梁啓超、章太炎、胡適、顧頡剛、錢穆以及才情更盛的郭沫若，連事功大於學問的傅斯年和投身革命、惜字如金的范文瀾，論著也較時下多數專家為多。
總之，成名學人大都當得起著作等身。考慮到時局動蕩戰亂頻仍，如果換到承平之世，創穫更加難以估量。
當然，也有太炎門下終身不著一書的嫡傳弟子，以及著述眾多名聲反而不佳的所謂「大師」。真正十年一劍磨成精品的成例其實並不多見。民國學界被戲稱「大師」的衛聚賢和鄭師許，都是方面廣博，著述頗豐，可是卻駁雜粗淺，因而頗受詬病。多固然不能濫，少也未必就是精，可見多少並不能作為學術高下的權衡。
硬指標未必反映學術水準
時下學術評估，往往推重獎項和刊物等級，實則這些看似硬指標的東西，與學術的內容水準未必直接關聯。若是以傳世與否為準則，更加風馬牛不相及。今人稱引民國時期學人的著述，極少有人關注發表在何種刊物上，更沒有刊物分級之說。
國民政府時期教育部也曾評過學術獎，分為三等，這些著作至今看來雖然水準不俗，可是衡量的標準，卻不是獲得獎項與否及其等級可以判定。
其實評獎本身當時即引起不小的爭議，誰能獲獎，評為幾等，聚訟紛紜，不以為然和不服氣的情況所在多有。即使從程序正義的角度看，也的確存在諸多可議。
例如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胡適讀過第一冊稿本，就大為激賞：「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有權威之作。」
賀麟也推許說湯用彤「得到了西洋人治哲學史的方法，再參以乾嘉諸老的考證方法。所以他採取蔡勒爾治希臘哲學史一書的方法，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現，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
抗戰期間，此書獲得教育部學術研究評獎哲學類一等獎。
研究中國問題，參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鑿附會
今日中國治學所用的概念、架構，幾乎都來自域外，包括西學以及以西學為範式的東學。迄今為止，以美國的中國研究為準的，幾乎成為中國的中國研究之一大怪象。實則與歐洲東方學、漢學，日本的東洋學相比，美國的中國研究雖然看似後來居上，對於本國的學術主流卻是相當邊緣性的學問。
國人機械教條式的生搬硬套導致食洋不化，甚至在中文著作中還不得不時時夾雜西文詞彙，顯示所用概念尚未在漢語言文字中找到恰當對應來確切表達新意。如此這般的新穎，恰是囫圇吞棗的表現，難免遺患無窮。
有日本學人笑稱，中國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門世界性學問。此說固然可以從瞄準國際前沿以及與世界接軌的角度正面解讀，可是一味通過中介的轉手負販，非但不能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心，還會偏離學問的根本之道。
海外華人華裔學者中的高明，處於不同文化群體的夾心狀態，必須左右逢源，才能適者生存，言論行事，不能一概而論，但心中自有一把量學的尺度。清季以來，中國的知識系統、概念分科、著述體例，幾乎全盤西化，不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或是還能取珠還櫝，可謂鳳毛麟角。以上述論斷為準，則最有價值的當屬少之又少。不僅如此，普遍而言仍然在繼續以西方觀念作比附的路上高歌猛進，則將來的學術能有多少價值，不免令人擔憂。
既不能居最高地位，又終歸於歇絕，當然就不可能傳之久遠。其中的道理1931年清華大學20周年紀念時陳寅恪所寫《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的文章即有所論及：「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也就是說，研究中國問題，參照域外新知，既不能完全照搬，更不能穿鑿附會，同時又要把握內在聯繫，找出本來系統。
前賢的金玉良言，值得認真反省。陳寅恪留學歐美、日本各名校，以時間之長，範圍之廣而論，極少有人能出其右，所用方法取徑，也合乎歐洲正統的比較語言學、比較文獻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歷史學，可是其著述卻很少稱引西書，即使有所應用，也要從中國歷史文化中找尋淵源，以免數典忘祖。
治學不能只是為稻粱謀，那些今是昨非的量化指標，包括名目繁多的獎項榮銜，無論如何叫得響，與是否傳得久都沒有必然的聯繫。反之，轉變視角，貼標籤與扣帽子其實並無二致。
（作者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文科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