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餘平
置身於一個是處論文袞袞，遍地著作等身的時代，蔣榮昌先生這本歷經二十七年的思考震蕩方才出手的著作，顯得非常蕭然另類。因為二十七載不妥協地盯著「經濟是什麼」這樣簡樸至極的問題追問，實在就是在不該發問的地方發問。這個問題對早已被相關知識武裝到牙齒的當代人來說，完全是不足掛齒的，因為那些成群結隊的現成答案，隨叫隨到，當場兩清。換言之，這樣的追問，根本就構不成一個問題，因為隨便從知識超市中選取一個答案，立馬便可以終結它。
然而，這裡所謂的「終結」，無非是說抵達其「不證自明」之位置；而一切「真正的發問」，卻從來就發生在此位置處，因為一切「不證自明」的視域，都不過是某種有限的「歷史性」視域，這本身便已暗含著一種朝向新的歷史性視域的召喚。故一個真正的思者，其天職正是在似乎不該發問的地方，起而發問，即對那些看似絕無問題的東西，起而發問。隨著這種追問的縱橫延展，我們也隨之突破那些自明東西的圍困，進而打開某種縱深的思想-空間，而非像時下流行的那樣，巡迴搬演同一個思想位面的現成東西。
筆者不懂經濟學，沒有資格去評判蔣先生書中的諸如「財富」、「公平與效率」、「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三農問題」、「未來城市計」這樣具體的論域。然依筆者拙見，蔣先生此書的根本意向，不在這些具體的論域處（雖然其中充滿了好些筆者無能評判的大膽思想），而是落在那由書名直接端出的問題處：經濟是什麼？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在現成答案四面環繞之下對所有經濟學之最基礎的東西的發問。既然是「最基礎」之物，蔣先生為何不向它們妥協？所有本真的思考，都是徹底的思考，而一切徹底的思考，都恰恰是切入基礎之極限地帶的創造性思考。於是，我們被送入一個決斷的關口：繼續向那些最基礎的東西妥協？抑或跟隨蔣先生的追問迎向思想的動蕩？
我們知道，一門學科作為一門學科（science）的發展水平，不是決定於它有多大的「實用性」，而是取決於它能在怎樣的縱深度上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機。經濟學或經濟哲學承受得了這種源自其基本概念的發問嗎？不知道。但不管怎樣，只要我們經歷了蔣先生的這個文本，就會被帶進某種飽含思想儲量的地帶。
蔣先生問：經濟是什麼？由這個簡單的問題，我們繼而被引向「貨幣是什麼？」「財富是什麼？」「物是什麼？」這類最基本的問題。一旦突入這樣的追問思路，沿途那些概念、範疇、圖式等等，便紛紛開始鬆動、搖擺、破碎，陷入思想的動蕩。我們不妨稍微具體點來見證一下。
對於「經濟是什麼？」，蔣先生作了直接的回答：「我們也許可以這樣回答：與地域性的政治權利共同體以不同的方式誕生以來相伴隨的，甚至還要更為重要的事情是，人類將以何種方式來構建一個經濟權利共同體——為此，不同的文明史發明了不同的貨幣形式，它們出場之初，就是物權共同體的奠基者和這種共同體權力的無冕之王，儘管在現代負責制政府興起之前，貨幣權力作為天然的普遍權力的地位一直在遭遇持冠冕而王侯的政治權力的挑戰，但沒有一個國王可以在最終的意義上挑戰貨幣。貨幣從來就是一個經濟權利共同體以交易的方式合作處理有關物的共同主題所依持的普遍有效的權力來源。」這就是說，要理解「經濟」，就必須首先理解「貨幣」，因為貨幣實質上乃是「物權共同體的奠基者和這種共同體權力的無冕之王」，是「普遍有效的權力來源」。於是，我們不得不接著追問：那麼，什麼是貨幣呢？
「歷史上的任何貨幣都保持了某種物的形態，而且在越早就越是某物，其購買力幾乎全部來源於其作為某物被所信賴這種貨幣的人所共認的物性。」就日常性的理解而言，只要未被直接判定為「虛無」的東西，就是一「物」（即使是「鬼神」那樣的東西，也是「幻想之物」；更乖謬的是，所謂「虛無」，其實仍不過是褫奪性的「虛無之物」），遑論我們每個人都念茲在茲的「貨幣」。誠如蔣先生所說：「貨幣看起來天生就是一抽象之物——從可以精確切分和度量的金屬到毫釐不爽的數字，貨幣看起來不是抽象之物，就是抽象之物的符號。但是貨幣真的是那種東西嗎？真的是物，或者物的代表？······堅信貨幣是某種特別的物，或者堅信貨幣只是物的交換媒介或符號的經濟學家其實並無分別······這兩種不同的貨幣觀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把貨幣物化。」
然而，所謂貨幣之「物性」或「物化」又是什麼呢？對此，蔣先生給出了他的一個根本性解釋：「當我們接受一種貨幣的時候，其實就是接受了一個共同體成員的身份及與之相應的權力體制。我們共同確認了一種普遍有效的身份（貨幣共同體公民）及基於這個身份的物權，而在何物究竟何用這個領域放手讓每個當事人自行決斷。因此，財富說到底就是共同體確認的關於物的權力。」這段話無疑極具思想張力，也可以說是統握全書的根本思想。但筆者這裡無意去介入據此思想而來的「規範經濟學」的論域。也許是因為「專業的洞穴」，蔣先生的這個思想將筆者引向的是「哲學的天空」，即：「物性」或「物化」之中的那個「物」，究竟在說著什麼？
詳細去展開「物」之論域，既非這裡的任務，也非一篇「簡評」所能容納。我們這裡僅圍繞蔣先生的相關論說略作伸張。蔣先生有幾段話說得思意繚繞：
「『物』顯然不能逸出『物權』的羈縻，而且總是在『物權』的羈縻之中才得以以其『物性』顯現出其自身為『物』·····因為正是在這個『持物者』那裡，『物』才終於在被持處作為『物』顯現出來，而且也正是在這個『持物者』這裡，『物』才能夠作為『對象』·····」（《經濟是什麼》第26頁）
「『物』的豐瘠是·····受限於時空的某個歷史現象，而且就是有賴於其『物性』的有限形式才得以展現出來的歷史現象。」（《經濟是什麼》第30-31頁）「某人與某物的遭遇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歷史性的，他與某物的每次相遇都包含了不同的上下文並且就是基於這上下文創立的其有效性僅及於此的一個對話。沒有境遇的人-物關係定義，正像單詞的字典意義。而經濟事務則是不知在何時何地發生的運用這些單詞的對話，這些對話的完整意義離開現場就會一路飄散。即便是某『物』的字典意義，也會在更長時段的語境單元裡被刷新或改變。」（《經濟是什麼》第7頁）
撇開其「規範經濟學」的面向不談，這幾段話足以引發沛然的哲學意蘊。物之為物，非但總是處在「物權」的「羈縻之中」，而且總是「受限於時空的某個歷史現象」。這意味著，物之為物，從來就不是作為擺在那裡完成了的東西，而是始終處在與人歷史性地「打交道」的「羈縻之中」。譬如：作為一物，水是什麼？HO？本質上只是赤裸裸的HO？那泰勒斯所謂「萬物源於水，又復歸於水」，說的不過是「源於HO，又復歸於HO」囉？「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的「水」，說的還是HO？「洪水滔天，濁浪排空」、「滾滾長江東逝水」、「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也應該還原為，HO？還有那「上善若水」之水、以及《荀子·宥坐》中那「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之水，那似德、似理、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善化、似志之水，難道竟然只是：HO？大謬不然。其實，就連這個作為一物的HO本身，也只不過是處在現代科技生存方式之「羈縻之中」的「歷史現象」而已；若用蔣先生更精彩的話說，作為一物的HO，一旦離開科技的「現場」，「就會一路飄散」！進而言之，所謂物之為物始終處在某種歷史性的「羈縻之中」，說的絕非先有一個現成之物，然後再才被拋入某種「羈縻之中」；毋寧是說，只有在「羈縻」本身之中，只是在「打交道」本身之際，一物方才是其所是，就是說，一物方才作為一物而發生，作為一物而到達，作為一物而成就自身。
但是，物究竟是如何聚集性地來臨？其來臨的境域是什麼？物之時間境域上的到來與其空間性表象上的持存，又是如何相互爭執以及相互屬於？一切源自物之基本概念而來的追問，都是不同凡響的，因為這樣的追問，最終會在思想的不斷震蕩中，釋放出某種嶄新的地平線。
蔣先生自言：「用作者的半生或二十七年來挑戰一個延續了兩百多年的論述傳統，至少是對這個傳統表達了足夠的敬意」。在筆者看來，此「足夠的敬意」，實乃思想之尊嚴。追問一個思想傳統二十七年，這是思之虔誠；挑戰一個綿延兩百多年的思想傳統，這是思之命運。一旦我們決斷性地投入此虔誠和承擔起此命運，那遼闊的思域便會震蕩著從四面八方蜂擁襲來：經濟是什麼？物是什麼？財富是什麼？貨幣是什麼？……
此時此刻，這個在標準答案的十面埋伏中仍然踽踽前行的質樸追問，已隱隱然引動遠方思想的風起雲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