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種社會形態」是馬克思親述的理論嗎?|讀嘉

文/辰路（原創）

這是 讀嘉 的第 111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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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子      

很多人或許已經遺忘了很多初中歷史、高中歷史課本中的具體內容，但是關於「五種社會形態」的理論一定忘不了。每當我們面對細碎的歷史知識，而煩惱於無法將它們串聯起來時，歷史老師揪著我們的耳朵提醒說：記住啦！先要判斷它們的社會性質。歷史事件的背後有一條歷史的發展線，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最後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每種社會形態都有獨特的性質，而那些瑣碎的歷史知識都可以一一歸類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下，這樣也就大大方便了我們的記憶。我們回憶高考時總會說：啊，那是我人生知識的巔峰，可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曉人和」。在歷史學科，這一造就我們巔峰的最大功臣之一便是「五種社會形態」的發展線。我們自信地認為，馬克思告訴了我們一條隱藏在歷史雜多之後的真理，憑藉這把「萬能鑰匙」，我們掌握了歷史最深刻的真相。

但是在歷史的學習過程中，我們除了知道馬克思是一位有著美觀絡腮鬍的偉大革命導師，是否真正追問過馬克思本人是如何論述「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呢？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變成我們教科書上的原理呢？更深入地追問，「五種社會形態」真是馬克思本人親述的理論嗎？這在引發我們驚訝的同時，恐怕還需要回到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去，抽絲剝繭地還原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

      一、作為教科書的真理

原來是這麼來的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總結歷史發展一般進程時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①最初這套社會形態理論並沒有引起學界太大的重視，它的傳播範圍也極為有限。但是由於1856年俄國在克裡米亞戰爭中的失敗，迫使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在1861年推動「農奴制改革」，企圖緩和農民運動在國內愈演愈烈的革命趨勢。那麼，封建農奴制解體的俄國將走向何方？這個問題使得不少俄國學者注意到遠在德國的馬克思提出了「五種社會形態理論」。

俄國的意識形態界在這一問題上形成了兩派觀點：一派認為俄國必須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才能儘快追上西歐各國的發展步伐，重新與他們展開帝國主義競賽；另一派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在馬克思的筆下暴露它醜陋、罪惡的一面，俄國要儘快地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跨越資本主義這個「卡夫丁峽谷」。

「卡夫丁峽谷」的典故出自古羅馬史，當時野蠻人薩姆尼特人在古羅馬卡夫丁峽谷附近擊敗了羅馬軍隊，他們做出了一件羞辱羅馬戰俘的事情。薩姆尼特人將羅馬軍隊的長矛排列為一道狹長的通道，逼迫每一個羅馬戰俘從自己的武器下走過。後來，「卡夫丁峽谷」成了「恥辱之谷」的代名詞，比喻一段災難性的歷史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農奴制解體後的沙皇俄國還是走入了「卡夫丁峽谷」，與西歐資本主義帝國之間展開了軍備競賽，卻在一戰中遭遇到慘重的損失。在列寧領導下的共產黨組織越來越活躍，儘快跨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最終在十月革命的號角聲中，人類社會中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成立了。蘇聯成立之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蘇聯史學界重新反思了人類發展階段，斯圖魯威院士歸納出了「五種社會形態」的經典公式。他將馬克思口中的「亞細亞的」當作「原始社會」，「古代的」當作「奴隸社會」，從而得出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人類發展五階段理論。

俄國十月革命（又稱紅十月、十月起義、彼得格勒武裝起義或布爾什維克革命），獲勝的蘇聯紅軍一方稱之為「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俄國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聯合貧農所完成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是1917年俄國革命中第二個、也是最後的重要階段。因發生在俄歷（儒略曆）1917年10月25日（公曆11月7日），故稱為「十月革命」，俄國白軍的失敗給歐洲和亞洲造成了深遠至今的無產階級專政影響，包括德國、捷克（1989年）朝鮮等國。

斯圖魯威代表著蘇聯史學界的一股意識形態傾向，由於十月革命之後西方歷史學界主張東方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背後實則暗示著蘇聯的發展經驗並不足以成為全世界的普遍原則。其中最重要的關節點在於「亞細亞生產方式」，由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在馬克思的筆下是針對東方提出的，它的存在顯得十分特殊。因此，為了證明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是全世界的普遍原則，斯圖魯威決定將「亞細亞的」改為「原始社會」，「古代的」改為「奴隸社會」，並以此作為在蘇聯國家物質文化史科學院的主題發言，很快便贏得了蘇聯史學界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甚至受到了史達林等高層的注意。

其實在斯圖魯威報告之後，蘇聯學界也曾發生過「五種社會形態」是否合理的爭論，但這一切都由於史達林的出現戛然而止。史達林親自撰寫了《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中《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章，文中寫到：

「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從此，「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粉墨登場，任何違背這條定論的言論都屬於離經叛道。在中國，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蘇共頒布的歷史簡明教程，稱它為「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建國之後，由於實行「一邊倒」的政策，《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作為幹部和知識分子必修的政治及歷史讀本，「五種社會形態」作為研究歷史的真理範式，從此主導了中國史學的研究，並作為編寫歷史教材的基本原理。即便之後中蘇關係產生波動，但是「五種社會形態」卻始終沿用了下來，並通過教育各階段學生的方式，逐漸被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而被全體國人普遍接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在國內教科書中的傳播，政治性更大於其學理性，它作為蘇聯本國歷史發展道路的反思產物，通過政治的「霸權地位」而無條件地施加給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出於公式上的簡明性和應用上的便捷性，也由於教科書注重在傳承上的連續性，「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始終被保留在我國的教育環境中。

      二、巨大的漏洞：

「亞細亞生產方式」=「原始社會」？     

隨著時間的延續，「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也開始遭到了挑戰。其中質疑的重災區在於，馬克思明明在原文中講的是「亞細亞的」，但是後續的理解直接將此歸類為「原始社會」，這一文本對照上的差異令人不禁心生懷疑。馬克思原本語境中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真的直接等於「原始社會」嗎？馬克思為什麼會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呢，他的真實意圖何在？

當我們談到「原始社會」的時候，腦袋裡蹦出的第一個圖景肯定是：石器時代、衣著裸露的古人，以血緣氏族為基本單位，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的環境中共同生活。而我們往往也會把原始社會看作人類歷史中綿延時間最長的社會形態，一般認為它存在了兩三百萬年。但對於馬克思而言，他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注重是建立在農村公社上的，一定程度上已經突破了血緣、氏族的限制，甚至已經有了專制國家的存在；同時，他主要談論的群體，無論是西歐的斯拉夫人、古凱爾特人，還是東亞的印度人等，實際上主要活動在公元元年之後的時代裡。簡單地從這兩點來說，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亞細亞生產方式」和「原始社會」的不同之處。看來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馬克思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原始語境裡，一探究竟。

「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提出並不算早，直到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他才逐漸從對東方專制國家的歷史研究中歸納出這一特徵。時年近四十歲的馬克思，一直在努力為他的成名之作《資本論》撰寫各類手稿。每當人們驚呼在這一時期馬克思的興趣如此廣泛之時，我們不能忽視馬克思始終如一的目標：揭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並試圖超越資本主義以獲得某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可能性。因此，馬克思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並不是因為他的研究領域內又多出了一份歷史學或者是考古學的清單。而是因為這一塊歷史社會形態的拼圖，有助於我們將資本主義的史前史看得更清楚點，戳破它不太合理的理論假設。

問題的源頭還得回到17、18世紀的契約論風潮。當時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契約論」，嘗試著將人還原到最初語境的思想實驗，名為「自然狀態」。在他們的視野中，人首先是一種與世隔絕的私己動物；其次，人與自然發生的最初關係便是「佔有」關係，以此獲得的財產自然屬於他們天賦權利保護下的所有物。這樣一來，由「佔有」到「私有財產」的過渡便自然而然地發生了，用馬克思犀利的評價來說就是：「資產階級關係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②洛克試圖告訴我們以「私有制」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關係」植根於人的天然本性之中，並將在我們這個時代被充分地釋放。

霍布斯與洛克

其實「契約論」和「自然狀態」也不是什麼太高深的哲學名詞，即便你沒有聽說過洛克、霍布斯，但是你肯定看過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丹尼爾·笛福寫的《魯濱遜漂流記》。魯濱遜是一位英國探險家，流落至荒島之後獨立生存長達28年。在荒島上，魯濱遜理性安排著小麥、水稻、畜牧的生產活動，充分發揮著經濟上的「理性人」在面對自然時自私自利卻又飽滿開拓精神的一面，這被洛克他們視作理想化的資產階級個體代表。

馬克思從不認為「私有制」植根於人的天然本性，更不認為它會是人類歷史的理想終點。他對資本主義的核心批判便聚焦在「私有制」在歷史中發生的變動及其顛覆的可能。馬克思努力尋找著「私有制」之前的歷史，試圖說明「私有制」並非是人類歷史萬古不變的社會形態。在1857年的經濟學手稿中，他終於找到了一個有力的歷史學證據：「（佔有），可笑的是從這裡一步就跳到財產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財產。歷史卻表明，共同財產（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爾特人等等那裡的共同財產）是原始形式，這種形式還以公社財產形式長期起著顯著的作用。」③這也正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登場語境，它並不只是馬克思對歷史形態的某一簡單概括，其背後蘊含著批判「私有制」亙古不變的理論預設。

那麼，「亞細亞生產方式」主要的特徵也便一目了然了——「共同財產」，或者說某種財產公有制的形式。「共同財產」在原始社會最主要的體現便是「土地公有制」上，例如周代的名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恰恰是「土地公有制」的有力折射；伴隨著「土地」的改良、徵稅等活動，分散的土地生產者無法憑藉自身的財力物力掌握這一過程，從而在根本上仰賴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的行動，例如組織公社。

「亞細亞生產方式」在生產條件上表現為高度的自給自足性、廣泛的分散性，在政治條件上表現為弱勢的基層管理與強大的中央政權。生產者絕不孤立於公社之外，每個人都必須依靠公社提供的生產條件。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了亞細亞形式帶有的「超穩定性」。與資本主義生產強調獨立的生產個體及其伴生的「私有制」基礎而言，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結構中這種所謂的「亞細亞」特點，決定了東方社會不可能走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這種沒有內在發展動力的社會，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入侵才能動搖它的基礎，使亞洲社會發生真正的革命。不過，「亞細亞生產方式」本身的歷史經驗基礎也遭到過挑戰，例如在馬克思舉例的國家中：印度政治鬆散，並無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土地私有化痕跡明顯，共有性特徵不強；俄國缺乏水利灌溉的條件，它的集權並非由經濟生產條件形成④。而東方社會究竟是否符合「亞細亞生產方式」，成為了學術界長期爭執不下的話題。

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東方社會的相關著作

歸納來說，「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史前史的一塊重要拼圖，在內涵和外延上均有別於「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中的「原始社會」。它離資本主義時代的距離雖然不算近，但也決不能說遙不可及。馬克思更想要強調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向資本主義演進的過程中透露出哪些關鍵特徵，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看清楚資本主義的誕生面貌，以此作為反對「私有制」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學家理論預設；而不是強調它作為一個與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階段，進而為歷史企圖劃分不同的形態階段。

      三、社會歷史的進程

會不會是「萬能公式」 ？     

人類進入現代化的歷史，伴隨著自然科學取得長足進步。驚奇於數學公式的簡明美觀、愛因斯坦「E=mc²」的發現，「一切向自然科學」看齊的心理隱隱作祟，人文社科的學者不知不覺中也被「自然科學」的方法論所吸引，努力尋找「規律性」的表達。「五種社會形態」理論這類在形式上與自然科學的規律極其相似，它也往往被支持者們自詡為揭秘人類普遍歷史的「萬能公式」。

那 麼 真 的 如 此 嗎？

包含「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內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實際上並非是馬克思揭示歷史社會形態的唯一標準，除此之外，還有以「對人的依賴」、「對物的依賴」、「無依賴的自由社會」為劃定標準的「三形態說」。國內學術界對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研究長久以來存在較大的爭議。簡單來說，爭論焦點在於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究竟是「三形態說」還是包含亞細亞生產方式在內的「五種社會形態」？在蘇聯解體之前，「五種社會形態」憑藉著列寧和史達林正統解釋的影響加持，與政治立場之間發生著微妙關聯，長期佔據國內馬哲學界的顯流。

1991年12月25日晚，蘇聯國旗從克林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一夕之間，蘇聯解體以令世人驚愕的方式發生了。伴隨著共產主義政治浪潮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大幅消退，馬哲學界卻呈現出「鳳凰涅槃」的嶄新圖景：長期與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相對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躍居人們的視野中心；國內馬哲學界獲得了擺脫蘇聯「正統解釋」的難得契機，而發起「回到馬克思」的學術浪潮。一次悲觀的政治變故卻激起了學術研究的新鮮活力，難怪有人曾戲言：蘇聯解體讓我們遠離了「它」所標榜的馬克思主義，卻讓我們離馬克思本人更近了。

蘇聯解體前夕：蘇聯的極權統治，其嚴酷性在世界統治史上都很罕見。無論是人身控制還是輿論鉗制，蘇聯政府所實施的控制措施都無比嚴密。儘管蘇聯人一度臣服於這種恐怖政治，但是，他們最終用自己的選擇，表達了對這個極權制度的深惡痛絕。

國內的不少學者逐漸注意到，「五種社會形態」者將「亞細亞生產方式」片面地解讀為原始社會生產方式，是對馬克思本意的重大誤釋。馬克思是在19世紀50年代後期，在對東方模式的研究中才正式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概念，卻從未將它當作普遍歷史的社會形態發展階段。同時，「五種社會形態」持有歷史線性發展的觀點，並洋洋得意地將「五形態」作為揭示歷史發展規律的工具。最關鍵的一點是，「五種社會形態」作為歷史規律的概括，卻缺乏足夠多歷史經驗事實的檢驗。總體上來看，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並沒有經歷過「五種社會形態」者所提出這一順序的發展過程。

另外一個重大的挑戰來自於奧地利的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我們在上文提到過，現在的人文社科學者企圖將自己的研究視作「自然科學式」的規律。波普爾最討厭的便是這麼一種學術風尚。當然，這也根源於他對自然科學本身的反思。在我們通常的思維裡，自然科學是一種「歸納」的方法，例如對於「天下的烏鴉一般黑」，我們在生活中每看到一隻黑烏鴉，那麼這構成了對這條公式的證明，隨著我們看到的「黑烏鴉」越來越多，那麼這條公式的有效性也就越強，甚至就變成真理了！

但是波普爾可不管大家都是怎麼認為的。他認為「天下的烏鴉一般黑」，這句話確實是一個科學命題，但是它的科學性不在於它的可證明性，恰恰在於它的可「證偽」性。什麼意思呢？假如我們看到了一個白色的烏鴉，那麼這條公式就可以被推翻了。科學命題的意義便在於它是一個潛在邏輯上可以被推翻的命題，所謂的「真理」只是現實經驗中未觀察到反例，但它仍保有被推翻的可能性。

那麼，我們來判斷以下幾個命題是否屬於科學命題，加深一下對波普爾「證偽主義」的影響。

命題A：「星期三從來不下雨」。這個命題是科學命題，因為它邏輯上可以給出反例「一個下雨的星期三」，而且在現實中我們已經觀察到了一個「下雨的星期三」。所以命題A是一個已經被證偽的科學命題。

命題B：「當光線從平面鏡上反射時，它的入射角與反射角相等。」這個命題是科學命題，因為它邏輯上可以給出反例「它的入射角與反射角不相等」，但是我們在現實經驗中從來沒有觀察到過這個現象。所以命題B是一個未被證偽的科學命題，你也可以叫它「真理」。

命題C：「所有的單身漢都是未婚的。」這個命題不是科學命題，因為這屬於同義反覆，「單身漢」即「未婚」。

命題D：「明天或者下雨或者不下雨。」這個命題不是科學命題，因為它給不出邏輯上的潛在反例。就像有人問起你明天的足球賽你怎麼看，有人回答說：「明天大概率能贏，也有可能會平，踢得不好也存在輸的可能。」這些都是很明顯的非科學命題。

命題E：「生產力的發展最終會引起生產關係的變革。」這是一個典型的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由於「生產力」得發展到什麼程度， 「最終」又指的是什麼時間，「變革」的程度又怎麼樣，「生產力」是充分條件還只是一個必要條件？我們針對這個命題可以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主要問題在於，歷史規律的預測很多都是模糊不清的，波普爾認為它不存在可被證偽的條件，因此這些都不屬於科學命題。波普爾敏銳地指出「歷史假說向來不是全稱命題，而只是關於某個個別事件或一些這樣的事件的單稱命題」⑤。所有的歷史規律其實背後都是以一些特定的時代作為背景的，例如「十月革命」在蘇聯的成功便不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而是因為政治運動。

所以對于波普爾而言，所有的歷史命題仔細斟酌一番，要麼是一些已經被證偽的命題，比如「所有的皇帝都有辮子」；要麼是一些邏輯上沒有被證偽條件的命題，比如「所有的資本主義未來必定被社會主義推翻」。因此波普爾對蘇聯正統馬列主義歸納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這一套理論不是科學命題，更不可能是歷史的真理。何況他認為歷史本身就不存在所謂的「真理」，所有歷史命題都無法達到科學命題所要求的精準性。

儘管馬克思已經過世了，但他在一些散見的書信中也曾面對這些類似的質疑，他會如何看待把自己的學說塑造成「五種社會形態」這樣的「萬能公式」呢？1877年，在面對俄國民粹派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對他在《資本論》中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的歪曲時，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中說：

「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⑥

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對自己歷史解釋方式有著高度的理論自覺，他小心翼翼地與把自己的理論當作「萬能鑰匙」的傾向保持距離。他本人絕不認為「五種社會形態」這樣的「線性歷史發展觀」便能取代對歷史事實的實際研究，也不認可它的歷史觀構成了全世界歷史發展的普遍原則。換句話說，馬克思只認為自己是這個時代的答卷人，而不是給下一個時代出卷的考官，好像每個人都得按照他的理解寫下答案。歷史事實可能只有一個，但是對它的解讀絕對不能成為一言堂。

所以把「五種形態理論」塑造成一種絕對歷史真理的做法，已經遭到了許多西方學者的批評，同時也絕對不是馬克思的初衷和本意。如果馬克思發現他在書中寫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現在居然已經變成顛撲不破的教科書真理，他也會再次說出那句話：「會給我過多的榮譽，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不過我們也需要為馬克思辯解幾句的是，馬克思的理論是有他本人的現實背景的，他見證了工業革命初期資本家與僱傭工人尖銳對立的真實情景，也見到了英國的資本主義逐漸在世界範圍內確立起它的優勢地位，所以他的全部理論要旨在於：為逐漸由西歐擴展至全世界，從而作為「生成的普遍性」的資本主義，提供一種根本性的批判視野。

      四、中國是否符合

「五種社會形態」理論演進模式？      

我們看到，「五種形態理論」已經遭到了國外學者的有力質疑，那麼國內是如何看待的呢？史學界曾長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五種社會形態」的影響，大量的歷史學者試圖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周期中尋找到「亞細亞生產方式」的階段。但是由於史學材料上的不充分，始終不能說服眾人。

更令人困擾的問題是，中國是否經歷過「五種社會形態」中的「奴隸社會」？「奴隸社會」的核心定義是：社會勞動力中奴隸佔據多數地位。例如古希臘的斯巴達，它的自由民僅有幾千人，但是奴隸數量多達幾萬人，那麼斯巴達無疑是「奴隸社會」的典例。在迎合蘇共而編訂教材的過程中，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有奴派」佔據了上風，認為中國的夏商周時期便是「五種社會形態」中的「奴隸社會」階段。這一觀點在教科書上的痕跡仍保留至今。

但是隨著建國來考古證據的不斷出現，「無奴派」觀點顯得更為牢靠。僅就商朝的情況來看，根據考古發掘，專家們統計了殷墟所有出土的十三萬片甲骨，發現累積人牲總數為13052人。這也意味著250年中，即便我們將所有的人牲算作奴隸，那也僅有一萬多人。更何況，大多數人牲可能主要來源於戰俘，並非是從事生產力勞作的奴隸。《尚書·盤庚》中商王說：「古我先後，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這裡的「畜民」指的便是商朝的平民。實際上推動商朝社會生產的主體，不是奴隸而是平民，他們才構成了商代社會的主體。從殷墟帝乙、帝辛時期的墓葬的考古數據來看，平民佔了商代人口的82%至87%，奴隸只佔3%左右。根據社會主體構成的比例，商朝顯然不屬於「奴隸社會」的範疇，實則更接近於「五種社會形態」中的「封建社會」。客觀來說，從全世界各國的考古文獻來看，「奴隸社會」是在部分國家和地區曾出現的社會階段，但是也有大量的國家和地區從未進入「奴隸社會」。相比較它表現出來的普適性，反倒用特殊性三個字，更準確地形容了「奴隸社會」在人類發展史上的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馬車

從嚴肅的考古事實來看，中國歷史很有可能並沒有出現過「五種社會形態」，也並未按照它的邏輯順序演進。那麼，我們究竟是呆板利用蘇聯正統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來迫使中國歷史屈服於其中，按照這五個社會形態一一排列，甚至充當這些「詞句的奴隸」；還是說，我們充分吸納馬克思研究歷史實在的嚴謹精神，真正打開研究中國問題的視角呢？

這不禁令我們回想起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山鼻祖盧卡奇。盧卡奇是匈牙利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也是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當時整個蘇聯在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著說一不二的角色，在第二國際中蘇聯主張經濟決定論、機械論，包括「五種社會形態」在內的教條都是聖經，不可在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隨意更改。但是盧卡奇頂著蘇聯為它編織的「反動帽子」的壓力，大膽地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⑦。他在哲學上努力聯結起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思想淵源，破除了單以「經濟」為決定因素的歷史發展觀，認為政治、文化、社會等其他因素在裡面發揮著「多元決定」效果，這些都為回到馬克思思想中更為生動活潑的一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啟發意義。坦誠來說，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歷史解釋方法，始終也只是一種解釋手段，關鍵是要看它們能否使我們有效地抓住問題。正統馬克思主義並不意味著無批判地接受馬克思研究的結果，更不在於歪曲了馬克思的原義之後將其大肆推廣應用。它不是某種信仰，也不是對某本「聖書」的註解，而是對始終關注歷史事實真實動態的忠誠態度，以及持之以恆尋找現存矛盾與理想未來的科學信念。

盧卡奇及其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

今天反思「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來龍去脈，見證它如何一步步上升為教科書的原理，卻在偏離馬克思原義的基礎上也越走越遠。教科書的馬克思千篇一律，但是當我們回到原文、回到歷史，卻發現了一個真實的馬克思。接下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我們這個全新的年代，還原一個在思考上真正展現閃光點的馬克思？這恐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注    釋

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頁。

④  朱義明：《傳統中國與亞細亞生產方式》，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

⑤ （奧）波普爾：《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頁。

⑦（匈）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