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升
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學是20世紀興起的新興學科。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恩師于光遠就在中國積極倡導和開創這方面的研究。60年代初期，他和龔育之先生首次聯名招收四年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經過嚴格考試，我有幸成為兩位導師的首批「入門弟子」之一。
四年研究生學習期間，我親歷了導師的辛勤培育和教誨。導師嚴謹治學、獨立思考的學風和謙遜、寬厚、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格魅力，深深地薰陶和感染著我，成為我人生旅途中難以忘懷的美好記憶。
入學考試
1962年8月初，北京大學哲學系和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聯合招收自然辯證法專業四年制研究生，導師為于光遠和龔育之兩位教授。我在大學本科時就對自然辯證法感興趣，因此就報了名，參加了考試。
考試分為筆試和口試（面試）兩部分。其中：
筆試，8月9日-10日在北大一教舉行，60餘人參加（未包括上海、武漢兩地報考者）。先考哲學，後考自然科學。哲學試題包括：解釋概念（對立統一、歸納與演繹、邏輯的與歷史的），用自然科學事實證明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原理，以下推理（「凡金屬都導電，某物能導電，所以某物是金屬」）是否正確？為什麼？論述客觀真理、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相互關係，哲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關係等。
自然科學試題包括：解釋自然數、實數、虛數、有理數、無理數等概念，基本粒子種類及其特徵，以事實證明地球的自轉和公轉，門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現代發展，生命活動的基本特徵，反射活動及其種類，以數學證明芝諾關於阿基裡斯追趕不上烏龜觀點的錯誤，以牛頓運動定律解釋人在地球衛星上失重現象，解數學方陣，達爾文進化論基本內容，酶的作用等。
口試，8月13日在北大哲學樓舉行。經過筆試選拔和淘汰，參加者20餘人，分兩組同時進行，于光遠老師和龔育之老師親臨現場，各主持一組。我被分配在于光遠老師主持的那一組。
口試那天上午，我進入教室，看見於老師慈祥地坐在課桌旁，和藹地讓我坐到他的對面，開始問我高中在哪念的？為什麼要報考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平時對哪門自然科學最感興趣？口試很快進入正題。於老師提問，我隨之稟答。他提的問題，海闊天空，妙趣橫生，內容廣涉哲學和自然科學各個領域。例如：客觀規律能否被人消滅，為什麼？《資本論》中所用的抽象法是什麼，為什麼說它是《資本論》的主要方法？什麼叫「無限」，宇宙無限與物質分割無限有何區別？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的主要內容及其事實根據？地球是橢圓形，如何證明？對生命起源的看法，目前關於生命起源問題的主要理論，奧巴林之前有哪些觀點，奧巴林觀點的來源？赫克爾《生命之謎》的主要內容？生物分類，最高和最低的動、植物？何謂微生物？等等。
有些問題雖是我事前根本無法猜想和準備的，但我也得應對。不管我回答得如何，於老師總是沉靜地聽著，讓我把話講完。即使我的回答不盡如人意，於老師還是親切地加以啟發和點撥，讓我繼續思考、再答，似乎是在進行課堂討論。例如，他問我關於客觀規律能否消滅時，我先按流行觀點回答說，人不能消滅客觀規律，但可限制客觀規律的作用和範圍；接著我又說我對這種說法有些疑義。於老師聽了頗為注意，笑著說「有自己的看法就好」，鼓勵我進一步思考。
筆試、口試之後，還有一次書面詢問。導師所提問題大多屬於個人經歷、生活、閱讀、寫作和興趣、愛好方面的內容，例如：你是哪裡人？中學在哪？課外讀過哪些名著？寫過什麼文章？學過哪些外語？為什麼要報考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讀過自然辯證法與科學史方面的哪些書？。
8月下旬，正式接到被錄取為北大自然辯證法專業四年制研究生的通知。
基礎課學習
根據當時國家高等教育主管部門規定，研究生學制一般為三年，少數專業為四年。作為首屆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按培養計劃定為四年：頭兩年在北大，學習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課；後兩年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參加科學研究、資料翻譯、期刊編輯工作的實踐，並完成畢業論文。
首屆四年制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共有八人，其中包括來自北京大學各系的陸容安、嚴永鑫、朱西崑、朱相遠、殷登祥、陳益升六人，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惠國，來自武漢大學的餘謀昌。我們八人被編成一個研究生小班，我和陸容安擔任正副班長。
在北大的兩年（1962-1964年），導師特別強調科學基礎訓練，要求我們扎紮實實地打好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凡是原來學自然科學的都要到哲學系學兩年基礎課；凡是原來學哲學的都要到理科一個系學兩年自然科學基礎課。剛開學時，原來學哲學的四人，都集中在物理系上課。由於座位緊張，有時與本科生發生「搶位子」的矛盾。於老師知道這種情況後，要我們寫一份書面材料給他，轉給周培源副校長。幾天後，北大研究生辦公室通知我和陸容安去周培源副校長家，周副校長問了問我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之後，告訴我們：物理系已經幫助解決了座位問題，不必再為此事犯愁了。周培源副校長是于光遠老師在清華念書時的老師。導師和導師的老師對研究生這點小事如此關心備至，倒讓我心裡感到很不自在。
後來，由於首屆研究生培養計劃調整，導師要求我們結合未來專業工作需要選定具體研究方向。因此，原來集中在物理系聽課的四人，除留一人在物理系外，其他三人又分散到化學系、地質系和地理系。這樣，首屆八名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的具體研究方向就開始涉及數、理、化、天、地、生等諸多學科領域。
按照導師的要求，分到理科不同系的幾個人，除了要認真聽課，還要做習題、做實驗，並且要參加所有課程的考試和考查。為了把自己培養成為導師所期望的自然辯證法專業工作者，為奠定堅實的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基礎，那兩年在北大，我們比其他專業的研究生付出了更多的艱辛。
這期間，有的研究生對學習基礎課不太安心，急於想發表文章。于光遠老師在接見研究生「面談」時，多次反覆強調打基礎的重要性。記得有一次他還專門對我說：請轉告同學們，頭兩年學習是打基礎，後兩年實習也是打基礎，做點研究工作還是打基礎；其實，研究生四年只是為將來工作打下一個初步基礎；研究生期間，要扎紮實實把基礎打好，不要急於寫文章，發表文章；社會上有些人早先發表不少文章，由於基礎不紮實，後來漸漸發表文章少了。你們要引以為戒。
除了打基礎，導師還經常召集我們開讀書會或專題討論會。記得1962年冬季的一天晚飯後，兩位導師突然出現在我們居住的29齋。龔老師解釋說，光遠同志和他下午到西郊辦事，回城途經北大，光遠同志想利用今晚時間開個讀書會，大家談談學習心得。當導師聽說在哲學系上課的四人正在學習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時，便要我們圍繞該書的時代背景、基本內容、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等問題進行座談。導師時而插話或提問，時而發表自己的看法，討論氣氛非常熱烈。最後，於老師強調指出：學習經典著作，要領會經典作家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要學會運用這些方法來分析現實問題。讀書會結束時，已近深夜。
頭兩年，導師幾乎月月都約我們見面，有時在北大，有時到友誼賓館，有時到導師家中書房。說到與導師見面，還有一件趣事：當時布票有限，北大校工會弄來一批用降落傘布製作的襯衫，讓教職員工和研究生選購。我們八個研究生每人一套。導師接見時，大家都清一色地穿上，戲稱「接見禮服」。導師初見時感到奇怪，問清緣由後卻開懷大笑，頓時接見、面談、討論的氣氛變得非常輕鬆和融洽。
兩位導師都有淵博的知識和崇高的品德，但他們的個性和風格不盡相同：於老師開朗豪爽，耿直敢言；龔老師嚴肅深沉，謙遜謹慎。每當約見我們時，於老師往往海闊天空、野馬奔騰似的講解一番，最後總是笑著對龔老師說，幫助「系統化」、「條理化」一下吧。龔老師馬上就把於老師講解的意思經過「邏輯處理」，歸納成幾條清晰而明確的觀點。兩位導師個性風格的差異和互補，使我們這些研究生受益匪淺。
導師經常通過交辦一些相關工作來鍛鍊我們。例如，1963屆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入學考試後，導師要我們幫助審閱試卷。我們高興地接受了囑託，分工合作，把閱卷工作分成三步：先各自分頭審閱，按預定標準打分；然後兩兩對換審閱，再度打分；最後集中討論，就一些不同判分取得一致意見。當我們把閱卷情況以及按分數高低排序的考生名單交給龔老師審定時，他非常滿意，曾兩次在於老師面前誇獎我們，說這次閱卷工作做得非常認真細緻。
與我們1962屆不同，1963屆錄取的王鼎昌、柳樹滋兩名研究生沒到北大學基礎課，而是在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邊工作邊學習，學制三年。1964屆錄取的三名研究生也是如此。龔老師解釋說，光遠同志決定採取這兩種不同的辦法，就是想比較一下，看看哪一種培養研究生的辦法更好。
實習實踐
按照培養計劃，1962屆研究生學制四年，前兩年在北大，後兩年在哲學所。然而，由於參加「四清」等社會運動影響，我們在北大多待了一年，到1965年8月初，才遵照導師的安排和要求，離開北大到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編輯部，參加研究、資料、編輯工作的實習實踐。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研究組和《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雜誌，是于光遠老師在1956年編制「十二年科學規劃」期間倡導成立和創辦的，於老師擔任這個研究組的組長和雜誌的主編。1962年於老師要龔育之老師兼研究組的副組長，1964年調來查汝強先生專職主持研究組的工作。
我們到哲學所不久，查汝強先生便對我說，1965年第3期《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發表北大化學系徐光憲教授寫的《現代分子結構理論的三大流派及其發展中的某些方法論問題》一文，在化學家和物理學家中引起一些爭議。光遠同志和老龔商量，準備請北京市科協組織一次討論會，說你過去在北大化學系上課，要你也去參加會議籌辦工作。我接受任務後就去北京市科協聯繫，他們正在按領導要求開始籌辦此事，準備以北京化學會和自然辯證法學會籌委會名義聯合舉辦，由北京自然辯證法學會籌委會主任張子高教授主持。市科協要我先去走訪一下徐光憲和張子高兩位教授，徵求他倆的意見。張子高教授是龔老師的老師，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行前，龔老師專門對我交代說，張老先生威望高但年紀大了，可請他推薦兩位化學家幫助主持會議。我將龔老師此意轉告張老先生，他很高興地推薦了北京化學會理事長王序教授、副理事長嚴仁蔭教授。
為了保證會議開好，這期間，我認真閱讀了徐光憲教授的文章，圍繞現代分子結構理論的三大流派及其發展中的方法論問題查閱了有關文獻資料，因而增加不少這方面的知識。1965年9月10日座談會在北京科學會堂舉行，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20餘人，會議討論主要集中在分子結構理論研究的方法論、現代分子結構理論評價及其發展前景、共振論的評價等問題。會後，我將寫成的「會議報導」送給龔老師審閱。他很快就退回給我，說光遠同志也看了，很好！可交給雜誌發表。這是我到哲學所幹的第一件事，總算順利地完成了導師的託付，嘗到了科學組織工作的滋味，心裡感到非常新鮮和高興。
在哲學所實習期間，我們1962屆研究生和1963屆、1964屆研究生師弟們一起，積極參加豐富多彩的工作實踐學習，並將其與完成自然辯證法專業研究生學業緊緊結合在一起。我們參加的工作實踐包括：工業農業生產組織管理工作中方法論問題調研，國外自然科學哲學問題文獻資料翻譯，《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和《自然辯證法動態》選題調研和組稿編輯工作，結合觀看「泥石流」等影片討論科學普及問題，特別是大部頭著作《自然界的辯發展》多卷本的資料準備，徐辛莊「滾泥巴」亦農亦研試驗點的勞動和建設，等等。通過上述實習實踐活動，我們擴大了科學知識視野，感受了實際工作艱辛，鍛鍊了理論思維能力，增強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才幹。
1966年春夏之交，中國正處於「文革」風雨來臨前夕。5月3日下午，於老師風塵僕僕地來到哲學所小會議室，與研究組同仁和研究生們見面。這次沒有見到龔老師同來，於老師還是隻身當了主講人。在這次談話中，於老師特別強調了搞「大部頭」、「滾泥巴」的重要意義，說它們是兩項大實驗，要求「這兩項大實驗都要做，都要成功」。他還談到雜誌出增刊發表批判文章、編輯工農兵自然辯證法文集等問題，並希望沒有下鄉「滾泥巴」、仍留在編輯部工作的同志也應該選擇工廠搞「亦工亦研」。
耐人尋味的是，這次見面，心胸坦蕩的於老師又做起自我批評來，自責自己，「過去給人抬過轎子，當過代言人」；他還倡導要寫「思想日記」，經常「算算帳」，清除「思想裡的灰塵」。我們由此不難感受到於老師當時的沉重心境。
於老師的這次會見，居然成為我們四年研究生學習、生活的終結。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科學學研究室主任，《科學學研究》和《科學學譯叢》主編。鄭景昕編輯，工作郵箱：zhengjingxin@wxjt.com.cn）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 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