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鄧之誠：做舊學問的「明朝人」
燕園來了個「明朝人」
1917年，30歲的鄧之誠北上，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歷史系教授，併兼國史館纂輯。彼時的北大，一派「新」氣象，講的是新學問，談的是新思想，治舊學的鄧之誠自然與他們玩不到一起。但他又不附和於主張一切復古的國粹派，所以頗受排擠。
這倒給了他專心治學教書的機會。除了北大，鄧之誠還在北平師範大學、燕京大學任教。直到1931年，鄧之誠開始專任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從此，一個遺老打扮的長者更加頻繁地出入燕園。
鄧之誠的外孫凌海成說，外公在燕京大學既上大課，也上小課。上課時從不帶講稿，也很少帶書本，遇到必須引證的地方，他都會在黑板上用端正的小楷寫出來。通常是一大段一大段地寫，既快又準確。此外，書齋也成了課堂，他常常把學生喊到自己書齋來上課，耳提面命。每次上完還留學生吃飯，讓人有「師生親如家人父子」之感。
凌海成說，外公對子女有些溺愛，對學生同樣溺愛。外界流傳一個故事，說有一年冬天，王世襄在燕大上課，鄧之誠在臺上講得正起勁，突然王世襄懷裡的蟈蟈叫了起來，鄧之誠立刻把他趕了出去。「其實外公只幽默地說了一句『你聽它的還是聽我的？』，並無深責之意。」
當然，鄧之誠對弟子在學術上的指點就更多了。鄧之誠的弟子門人號稱三千，如侯仁之、周一良、王鍾翰、周汝昌等大家，都曾受教於鄧之誠。
抗戰時期，燕大被日軍封閉，鄧之誠等人因拒絕為日軍建立燕京研究院，而被關了一百多天。獲釋後，雖然生活窘迫，但他始終拒絕為日偽工作。日本人松崎鶴雄曾推薦鄧之誠任日偽山西《新民報》主筆，月薪萬元都沒有打動鄧之誠。後來松崎特地寫信致歉，信上說：「知先生不欲任此報館職，深悔知先生之淺，益慕先生之高節。」
寫了中華兩千年的歷史
1946年，燕京大學復校。年事已高的鄧之誠本想引退，無奈校方堅決挽留，加之生活所迫，只得又回校任教。直到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鄧之誠才以北大歷史系教授的身份全薪退休。
退休後的大部分時間，鄧之誠都在家著述。這一時期，他完成了已經寫了一半的《中華二千年史》。這部書的寫作要上溯到鄧之誠還在國史編纂處的時候。之後作為其在北大講授中國通史的教材。到1933年秋，才完成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宋遼金夏元四部分。
這些章節被選為《大學叢書》的一種，更名《中華二千年史》先行出版。抗戰又打斷了鄧之誠的寫作，直到退休後的第三年，鄧之誠才將最後的明清部分寫完，並於1956年出版。全書5卷9冊，逾二百萬言，煌煌巨製，是獨具特色的史學經典。
鄧之誠最後一部書是《清詩紀事初編》，但他沒有看到這部書的出版就去世了。這部書繼承黃宗羲「以詩證史」之說，填補了學術的空白。南京大學教授卞孝萱在其《現代國學大師學記》用了洋洋五萬字專論此書，並肯定鄧之誠的大師地位。
儘管如此，自1952年起被作為「古董」束之高閣的鄧之誠，至今還未被完全放下。這大概與他是個舊派學者有很大關係。對此，鄧之誠的孫子鄧雷只說了一句「人生情境，事過皆佳」。這是鄧之誠日記中所摘錄的一句話。
鄧雷說，祖父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學術思想不為當政者接受，乃至現在的名氣也低於他的弟子，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稱他為「乾嘉學派」最後一人，因為他一直堅持的學術思想，不為時代改變而改變。也正因如此，他的傳統學術思想到今天還在傳承。
「祖父的《中華二千年史》、《清詩紀事初編》、《骨董瑣記》等幾部大作，在他去世50年後，還在相繼再版，就足以說明問題了。」鄧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