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去世前一個月寫了一篇雜文《死》,寫了自己的遺言: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禮儀,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魯迅的戰鬥風格都死都是別具一格,人之將死其言也不善。魯迅的遺言充滿火藥味,被很多人認為是「褊狹」、「不寬容」、「缺乏度量」等等。
朱大可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把魯迅看作是獨自開闢著"仇恨政治學"的險惡道路,「他靈魂中的全部恐懼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暫的平息。他殺機日熾,心力交瘁。晚年的魯迅猶如陷入受虐妄想症的精神病人,充滿恐懼和仇恨,靠話語海洛因苟延殘喘。」魯迅的七條遺言被朱大可總結是魯氏仇恨政治學七項基本原則。
朱大可把魯迅的決絕態度看作是仇恨政治學,很顯然上綱上線,意識形態的語言風格妄下結論。朱大可嚴重誤讀魯迅。
魯迅為什麼不寬恕?
魯迅向來主張「拳來拳對,刀來刀擋」的「直道」,認為人被壓迫且退讓到無可退避之地的時候,反抗和鬥爭就成為了唯一的選擇,「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魯迅的怨敵都是誰呢?
葉靈鳳諷刺魯迅「陰陽臉的老人」;「正人君子」陳西瀅,「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甚至於到官裡去告密」;梁實秋誣陷魯迅「到××黨去要盧布」;還有「浙江台州人許紹棣,溫州人葉溯中,首先獻媚,呈請南京政府下令通緝」。
王得後、錢理群在《<魯迅雜文全編>前言》中有這樣一個比較:「歷史記載的就是這樣:人們攻擊魯迅的,是『學匪』,『學棍』,『赤色作家』,『漢奸』,『雙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明說是同志的也還是『右傾』,『危害聯合戰線』,『助長著惡劣的傾向』,都是含著殺機,可以遭到通緝,撤職,逮捕,監禁乃至殺頭的誣陷和謠言。而魯迅的反擊,給論敵定的大多止於『正人君子』,『紳士』,『叭兒狗』,『資本家的乏走狗』,『鷹犬』,『洋場惡少』,『才子+流氓』,無一有生命的危險,就是直斥為『幫兇』,也分明和他們的主子劃出分明的界限。」
魯迅是一個孤獨的戰士,不但遭到對手的攻擊,同時還有自己戰友時不時放出來的冷箭。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等創造社、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家,罵魯迅是什麼「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等等。當時跳下四條漢子,周揚等人挑起兩個口號之爭,徐懋庸「更是雄赳赳打上門來」,魯迅是何等艱難。
魯迅宣言,「沒有私仇,只有公敵」,「對於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
1936年7月,魯迅和馮雪峰說:「看出我攻擊章士釗和陳源一類人,是將他們作為社會上的一種典型的一點來的,也還只有何凝一個人!我實在不大佩服一些所謂前進的批評家,他們是眼睛不看社會的,以為總是魯迅愛罵人,我在戰場上和人鬥,他們就在背後冷笑……」
魯迅罵人很少是純粹為私人恩怨而發的,多半也都還與公共論域相關。魯迅一直處在他人圍剿的環境中,免不了情緒有時候偏執,絕不是李敖說魯迅「只有情緒」。魯迅可不是靠罵人成為文壇巨匠的。
魯迅哲學的核心概念是什麼呢?是反抗,是反抗絕望的哲學。魯迅曾說過:「明知前面是墳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絕望。因為我以為絕望反抗者難,比希望而戰鬥更勇猛、更悲壯」(《書信·致趙其文》)。魯迅在《兩地書·二四》說:「至於『還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這『所以反抗之故』與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吧罷?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是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
魯迅的遺言,「一個都不寬恕」的憤恨,魯迅真是不寬恕那些罵他的人嗎?魯迅是不寬恕這個不公平的世界,實際上是反抗絕望的表達,「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能愛,才能文。」(《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北大教授錢理群說,「魯迅內心是非常絕望的。但是當一個人絕望到頂點的時候,就會大徹大悟……大徹大悟之後,人們還可能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麼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還有一種態度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知前面是墳,但還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奮鬥。因此魯迅的哲學就是要『反抗絕望』」。(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
著名學者林賢治是當代少有讀懂魯迅的人,」就整個時代而言,他走得太前了,就整個知識階級而言,他的精神居所留在下層而個體反抗的思想又使他騰越其上,總之太不合群了。他註定是一個孤身的戰士。然而,無論整個社會歷史的態度和趨向如何,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說,魯迅完全可以蔑視我們而巋然存在。「 (林賢治《魯迅的反抗哲學及其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