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新近出版《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在這本書中他試圖面向公眾，把社會學經典理論和變遷中的中國現實做嫁接。在他看來，「內捲化」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在其背後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
嚴飛認為，社會學是一門關心秩序和人類本性的學科，這是社會學研究的最終落腳點。嚴飛認為，「內捲化」是中國社會結構化變遷的必然結果，而當「內捲化」無法避免，民眾試圖用「凡爾賽文學」解構無法改變的現實。
在嚴飛口中，在急速變化的當下，每天都有太多事情發生，有一些成了新聞和故事被人短暫地注意到，而其中的大部分就隨風消逝。這些「故事」，有的進入嚴飛課堂上，有的放進了《穿透》裡——在杭州就醫的外國人、不斷變化的歷史教材、北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都成為他的研究對象。
以下是《燕京書評》和嚴飛的對話。
《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嚴飛著
理想國丨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1月版
「社會學的最終落腳點是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
燕京書評：「秩序的建構」是《穿透》一書的主導邏輯嗎？為什麼會選擇它？
嚴飛：對於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其實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維度。很多人從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進行劃分，包括宏觀的、中端的和微觀的研究視角或研究對象。宏觀的視角就是看整體的社會變遷，中端視角更多是關注社群和社區，而微觀的視角關注的是個人，從路徑上說更加偏向於社會心理學。
按研究方法劃分，可以把社會學分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前者通過定量的數據分析，關切社會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和關聯；後者則利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和路徑挖掘每一個個體背後的故事，具體路徑包括田野、訪談、口述史和社會記憶等。
在我看來，無論是研究對象是誰、採用何種方法，所有社會學研究都最終落在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這一核心議題上。無論發生什麼樣的社會變遷，包括社會制度的變化、社群的分裂與聚合，以及個體層面的愛恨情仇、傷痛、欲望和喜怒哀樂，社會學歸根到底都在關心每個個體在時代的系統之內所面臨的困境、在當下的掙扎和對未來的期待，以及人和人之間的互動；社會學也關心，每個個體又如何去回應時代的變遷，他們如何做出選擇，這些回應和選擇又如何深刻地影響到每一個個體的命運、家庭的命運以及後代的一個生命歷程。
燕京書評：那是為什麼會比較偏後者呢？為什麼會比較偏社會秩序？
嚴飛：我不覺得《穿透》更加偏向秩序。這本書關照的現實，背後是當下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秩序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甚至在局部範圍裡面出現了社會失範的現象。在這個背景之下，每個個體對時代變化的回應，背後其實就可以看到人性的良善和幽暗，以及在制度層面，我們應該怎麼樣去規範人性的幽暗，並讓人性良善面得以發揚。
燕京書評：你所關注的秩序更多的是制度層面的秩序，還是人和人之間自發形成的秩序？
嚴飛：秩序不應該片面地理解為制度層面的宏大秩序，或是人和人之間的微觀秩序。在不同的議題中，秩序有不同的面向。舉例來講，在清理天際線運動中，政府頒發政令要清除招牌以恢復城市的本色，但沒過多久又突然叫停這一政策，要把這個城市的便利讓渡給老百姓。在這一議題中，權力層面的秩序觀發生了偏轉，從一種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的秩序觀轉換為普通人視角的，或者平民視角的秩序觀。
而除權力的秩序觀外，還存在微觀情境中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關注居於其間的人們如何對這一事件做出自己的微觀理解和互動，怎麼樣用自己行動來表達對於這種扭曲秩序觀的回應，而一種嶄新的秩序觀又是如何在其中生成。比如說，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小店鋪不能開正門，但有的老闆就把面對馬路的窗戶變成了門，顧客直接從窗戶可以進到店鋪裡來，或者從後面開扇通道來繞過一個制度性的秩序觀，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更加便利的秩序觀，或者可以說是一個「隱藏的劇本」。
所以，當我們理解秩序時，不能僅有權力層面的秩序，也不能僅關注到微觀情景中的秩序；要兼顧到兩者， 才能對秩序有一個更清楚的圖景。
「如果只有淺知識，『層累』將無從談起」
燕京書評：《穿透》一書是根據一門音頻課程改編而來，在講稿成書過程中，做了哪些工作？
嚴飛：這本書確實是講稿改編而成，但我在寫這些文章時，內心的想法是我想寫一本書。所以，我是按照一本書的框架去構思、按照書的架勢去寫，然後再按照講稿的形式進行修訂與潤色，變成口語化的表達進行闡述。
在這次成書的過程中，我和編輯再回到原始文本中繼續進行深度精修，來增加理論的深度和文獻的引用，以增加其專業化和精細化的程度。在課程中，我是按照一個個社會學家的順序展開論述，而在書中則是重新起了爐灶，用新的邏輯重構原有的內容。我本來想把這本書的名字取做「秩序」，但又覺得它的吸引力或穿透力不是很強，索性最終把書名定為「穿透」了。
燕京書評：書中有一節，包括你的課程中也有一講在反思知識付費，為什麼會安排這樣一節？這個內容也是社會學的反思性所在嗎？
嚴飛：在我看來，知識付費主要的特徵有三個：一是，知識付費要對複雜的知識進行簡單化處理；第二點，在講述中要對關鍵知識點進行不斷重複，在同一小節中就反覆強化，在以後的章節中對之前小節中出現的知識點也要做同樣的事情；第三點，是使用口語化的表達。
據我的觀察，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知識付費產品，試圖用12分鐘講完諾貝特斯·埃利亞斯，或用20分鐘時間能講完韋伯。我認為知識付費試圖完成的是淺知識的傳遞，這首先這是一件好事情，至少用戶掌握了知識和脈絡，有學習的意願終究是好的。對於普遍的受眾來說，他們會覺得通過學習這節課，仿佛收穫到了基本知識。
但是，我有一個深層次的擔心，對於真正想做學術的年輕人來講，想通過這樣的方式變成一個讀書人，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這意味著，你不願意去真正地投入到知識的學習和積累過程當中去。
我特別喜歡歷史學家顧頡剛在《古史辨》裡說到的「層累」一詞，知識也是層累的一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就可以觸類旁通，可以聯想、比較和帶入。但當我們一直獲取到的都是淺知識的時候，就很難達到這樣的效果。
燕京書評：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知識付費是否是知識權力的下移，從學院知識分子手中，移交到了資本或者說民眾手中？
嚴飛：我覺得有這種趨勢和傾向性的。首先，知識分子在目前經濟收入上比較困難，與此同時又沒有發生發聲渠道，而代表知識分子學術旨趣的研究不被重視，還要進行大量帶有表態性質的主流研究。
當資本找到知識分子，他們發現可以憑藉市場的力量把自己的知識變現，這相當於給知識分子提供了嶄新的渠道，讓他們獲得了存在感和體驗感。作為交換，知識分子們需要服膺於市場和資本的維度，接受它們認定的標準：某一些話題和知識是可以講的，是可以短時間裡獲得利益回報的。
但另一方面，對於知識分子來說，職責之一就是把精英化的知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大眾來進行講授與傳播。這是需要技巧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去做這件事的。
知識分子們作為知識的代言人，在學院中久而久之會產生一種對知識的優越感。知識分子們會認為知識本身即帶有精英性，是和大眾有距離的，天然對和大眾對話有牴觸情緒。而目前，原本較為主動與公眾對話的知識分子群體，又被汙名化為「公知」，所以大家也更不願意面向公眾表達。
如果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願意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本屬於精英的知識進行傳授和散播，這是一個特別好的現象。但在傳授的過程中，有的知識分子選擇和資本進行不約而同地「共謀」，藉助資本完成一場轉身，這是相對來講比較遺憾的。
在課堂上的嚴飛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社會學需要先把『故事』講好」
燕京書評：有的評論認為《穿透》相對來講「淺」了，你有何回應？
嚴飛：如果把《穿透》和一本專業討論社會學理論相比，它是講淺了。因為我並沒有完全回到原典，把每一個學者的每篇文章進行驗核、分析與透視，而是選了一些重要的觀點來進行延伸和拓展。如果和逐字逐句地去分析原典的著作來比，它確實是淺的。
另一方面，《穿透》一書最大的特點，就把古典的理論和中國社會現實進行嫁接。在嫁接的過程中，大家可以去思考這些過去的理論在今天是不是依舊有解釋力。
燕京書評：在《穿透》一書的寫作過程中，是先有中國的現實問題，然後去找理論解釋，還是就是從理論出發來找案例呢？
嚴飛：這兩種邏輯都不是。我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方社會學思想史》已經五年了，在這期間理論是一直都在的，但現實的案例是自己跳出來的。現實發生的事情，有些成為了社會熱點問題，有些淹沒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成為很小的一段故事，隨後消失。但我會看到這些故事，並把這些案例和社會學理論結合在一起，再拿到課堂上跟學生分享。
燕京書評：在你看來，理論和現實之間是否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如何在二者之間建立勾連？這種建立是危險的嗎？
嚴飛：不同的老師有不同的傾向。首先，我會讓學生先把故事講好。想要把故事講好，首先要以理服人，要把理講清楚就需要有大量的數據來支撐。第二，要有情，要有故事，要稍微以情動人。要做到這一點，研究者需要去田野中去真切地感受被訪者的「愛恨情仇」。當我們做到這兩點時，慢慢地會有一些理論產生，和現實進行勾連或者嫁接。
但在嫁接的過程當中，我一直強調千萬不要只想著宏大的理論。打比方說，做消費社會學的研究者馬上就會想到託斯丹·凡勃倫的《有閒階級論》；只要做社會運動，理論就是「烏合之眾」；只要做社會分層，就是布爾迪厄的「區隔」。在這個時候，我就會問學生知不知道有一個叫reflection theory的理論，翻譯過來就叫「反射理論」。這個理論，就是說我們今天日常的文化事件和生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實際受到宏大政治環境的影響，是它的映射或反射。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大家取的名字都是「建國」、「文革」。而我們今天取名字可能是「奧運」、「復興」，或者更平和的一些詞，或者來自臺灣的偶像劇和流行文學。名字的背後，其實是每個時代的宏大政治環境，是其映射和反應。「反射理論」，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微觀理論，或者是中層理論。這些小的理論，其實是更需研究者去對話的，而不是直接和宏大理論對接，在一些議題上宏大理論是沒有足夠解釋力的。
教育社會學成為社會學近幾年受到國人關注的分支和領域 圖片來源：法新社
「『卷』的本質是由社會結構帶來的競爭性朝向」
燕京書評：這幾年來，人類學在大眾層面引起了不少的討論，但社會學好像缺位了，你怎麼看待這樣的問題？
嚴飛：首先，人類學「出圈」是一件特別好的事情，這可以讓公眾可以看到學者如何工作的，是如何進行一項非常嚴謹的學術研究的，但這不意味著社會學就沒有得到關注。
這幾年一個比較受到社會關注的領域就是教育社會學，《我們的孩子》、《優秀的綿羊》、《特權》、《出身》、《文憑社會》，這些書關注的議題都是社會學範疇內的，包括教育不平等、教育的分層，直接面對的是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
燕京書評：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內捲化」是一次自我嘲諷，還是自我覺醒？
嚴飛：在社會學看來，是社會結構讓身處其中的人不得不「卷」。「卷」的本質是由社會結構帶來的競爭性朝向，我們需要回到社會變遷的背景中來看待「內捲化」，中產階層在過去20年時間中不斷增加。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我們人口結構是從「倒丁字形」變成了「土字形」。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出來以後，我預測「土」字上面的一橫會加長，這意味著當下中國社會的「中產階層」還在持續增加。
擺在中產階層面前的問題之一，就是他們如何延續自己的「中產身份」，讓自己的孩子也能成為中產階層，甚至進一步成為「上產」，進而成為社會的精英階層。教育成了一個重要的賽道，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他們會不斷地要求自己的孩子去參加補習班來提高成績，期待他們進入到一個好的大學。而進入大學後，績點成為唯一的衡量的指標，工作後繼續被KPI追著跑。
在精英大學中，學生們會認為考研是一件特別可恥的事情，都會選擇推免保研，或者直接出國。若是哪個學生考研，其他學生會向他投來異樣的眼光，本人也會覺得尷尬。為了避免這份尷尬，學生們從一進大學開始就會不斷為了達到「不考研」的目標努力，完成學業內外的量化標準。
燕京書評：和其他的社會科學相比，社會學是「戰鬥性」的嗎？最終的落點是希望能改變社會結構的嗎？
嚴飛：社會學的最終指向，我理解應該是成為一個理性和自由的人。因為只有所有人都成為有實質理性的人，他們的獨立理性才將對他們身處的社會，對歷史和他們自身的命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
燕京書評：之前你和王小川有一個對話，你認為社會學和計算機科學相比，是否還有足夠的想像力？
嚴飛：我不這樣看這個問題。和小川的對話非常開心，打開了一個異質連接的通道，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多啟發。通過這次對話，我發現，王小川其實也讀了很多社會學著作，大一時他就讀了費孝通。而當下強調不同學科的交叉，社會學當然是可以和生物學、計算機科學、建築學、物理學緊密結合，來進行跨學科的交叉研究。
跟其他學科的學者進行交流，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我可以看到之前不會看到的面向。對於學者來說，很長時間都限於自己的學術小圈子裡，長此以往會對知識產生懈怠和疲倦，形成自己的圈層。身在圈層中的學術人，很難看到外面的世界。但一旦走出這個圈層，進行異質連接以後，知識將再次「層累」起來。
嚴飛和王小川、晉軍、張杰參加「新文科視角下的社會學想像力」對話 圖片來源：網絡
燕京書評：在和公眾對話外，你的專業學術寫作是怎麼樣的脈絡？
嚴飛：我的專業寫作主要有兩大維度。一個維度是希望用大數據的方式去解讀當代中國社會。明年我會出一本英文專著，是在過去六年時間做過的所有關於大數據解讀中國社會現象論文的合集。利用大數據，可以去關注一個長時間段內社會的發展。
還有一部分研究是和社會記憶、田野調查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用質性研究方法來關注社會邊緣人士和弱勢群體。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重點去描繪他們在當代，特別是最近五年時間內，在城市肌理改變對他們個體生活的影響。
燕京書評：歷史社會學是你專注的領域之一，在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中，也提出歷史的維度應該是拓寬社會學想像力的路徑之一，你如何看待社會學研究中的歷史面向？
嚴飛：學者們在討論研究方法時，大多集中於定量和定性之間，我覺得更應該增加歷史的維度。用米爾斯的話來，就是社會學需要歷史的想像力。如果在分析很多事情時，把歷史的維度納入進來，會讓脈絡變得非常清晰。
在過去的五年中，歷史社會學得到了一個大的發展。歷史的視角是社會的本源，而不僅僅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在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它背後的社會機制和機理，在今天也在不斷上演和重複。中國目前發生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而趨勢是不變的，當我們回到歷史中去反而可以看透中國社會長時段發展的脈絡。
比如說法國大革命，歷史學家致力於呈現歷史事件的起承轉合，把時間、地點、人物，大致講清楚。但社會學家也許會跳脫出來，看到分析框架中存在不同的時間性。對於同一個事情，我們可以採用結構性的視角、歷史目的論的視角、實驗性的視角、敘事事件社會學的視角，在不同理論的分析中，社會學的魅力正體現在其中。
燕京書評：是大數據催生了你的研究興趣，還是這一技術讓你的研究興趣得以實現？
嚴飛：應該是第二種。我的研究興趣和問題意識一直沒有變，但藉助大數據的手段可以幫助研究者在一個長時段內進行數據的挖掘和探討。疫情期間，我剛發表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討論「維特效應」是不是真的存在。「維特效應」是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裡的一個情節，維特因為失業和失戀最終開槍自殺。而青少年讀者讀了相關的情節後，是否會效仿主人公的做法結束自己的生命，自殺是否會在人群中傳染。
針對這個問題，我做了一個實證研究，用的是美國的數據。我們把美國20世紀所有書籍裡面對於自殺的描繪進行搜集，再進行聚類的分析，進而和其他變量間建立進行相關性模型。我們試圖搞清楚是不是當控制其他變量之後，書本中對自殺情節的描繪，是否會影響到在現實中人們的自殺行為。
燕京書評：能否說說你如何做杭州外國人的醫療狀況和北京流動人口的這兩個研究？
嚴飛：首先，我先把故事講好，再和理論對話。杭州外國人的醫療狀況和社會分層與不平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個研究是關注社會分層對於健康狀態和自評健康的影響。我試圖直接跟理論對話，在一些理論看來，越有錢的人身體越健康，還有一種理論認為人身體越健康，越有機會向上流動。這一研究，希望探討何種理論是更適應於現實的？
而關於北京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研究，其實是希望和政治矩陣中的「政治不協調理論」相對話。對於打工子弟的教育問題，中央政府層面一直都非常強調公立學校要給予他們平等的教育機會。但是，各個城市的發改委和城鄉規劃部門，希望能發展城市的同時縮減城市的人口。
在政策落地的時候，地方政府教育部門的議價權低於制定經濟發展規劃部門的議價權。當這兩項政策同時落地時，就產生了不協調或者衝突。在衝突之下，教育公平就被犧牲掉了，沒辦法得到施行，最終造成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