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以來,人民日報、央視新聞、新華網、中國新聞網、半月談、新華每日電訊、浙江衛視等權威主流媒體和大型網絡新媒體,集中報導了浦江多方面成果,大篇幅、多角度呈現了浦江「重要窗口」建設的成效。
12月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文明中國」版面推出大篇幅報導《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 走進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 》一文,講述了上山遺址群考古發掘過程,揭示了迄今所見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距今約9000的彩陶和環壕遺蹟等。
2000年秋,在浙江省浦江縣渠南村一處耕地裡,考古工作者發現灰坑、夾炭陶片等遺蹟、遺物,上山遺址由此揭開了神秘面紗。隨著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上山遺址發現了迄今所見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此後在浙中地區又相繼發現上山文化遺址18處,其中有距今約9000年的彩陶和環壕遺蹟等。
日前,由中國考古學會等單位主辦的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浙江浦江舉行。與會專家學者們認為,上山文化遺址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跟隨專家的腳步,筆者走進上山文化遺址群,探訪「遠古中華第一村」以及遺址發掘的故事。
萬年前的稻作遺存
來到浦江上山考古遺址公園,一片金燦燦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野中,「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8個大字格外醒目,這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題寫。
建立在遺蹟原址上的上山遺址保護展示館,由兩座仿幹欄式木構建築組成,建築面積1567平方米,分為1號館和2號館。走進1號館,首先看到一大片裸露的遺址。不同深度的灰坑、灰溝裡,站立著10餘個根據考古隊員形象製作的蠟像,生動還原了上山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上山遺址經過四期考古發掘,共揭露面積2000餘平方米,出土1000多件文物。1號館展示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1粒「萬年稻米」。上山遺址考古發掘負責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講述了這粒稻米背後的故事。
2000年秋冬之際,蔣樂平帶領的考古隊在浦江周邊進行考古調查時,發現了位於黃宅鎮渠南村北的上山遺址,遺址出土了一件比較完整的大口盆殘器。此後,這種大口盆不斷發現,並相繼出土了許多石磨盤、石磨棒、石球和大量夾炭紅衣陶片。在這些陶片的胎土中,考古隊員發現了稻殼、稻莖和稻葉遺存。
蔣樂平曾從事河姆渡考古工作10餘年。上山遺址的文化內涵,讓他感到難以判定。「這種夾炭陶河姆渡也有,但大口盆從未見過,這個遺址可能不屬於河姆渡文化。」
2002年,蔣樂平偶然得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可以對夾炭陶片進行碳14年代測定,於是託人將4片上山遺址的夾炭陶片送去北大檢測。
2003年1月,北大吳小紅老師電話告知蔣樂平:測年結果經過樹輪校正,陶片距今約11400年到8600年。「聽到這個結果,大家都震驚了。」蔣樂平說,「這樣看來,陶片裡的稻殼,也有上萬年歷史。」
鄭雲飛等植物考古學家選取了幾件保存有清晰稻殼的夾炭陶片進行研究。對小穗軸、植物矽酸體遺存的分析表明,標本裡有一部分為馴化稻。
之後,考古隊員對上山遺址土層進行浮選,在早期文化地層中發現了數粒炭化稻米。「上山遺址早期文化地層中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過系統浮選法在層位清晰的考古遺址中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稻米。」負責上山遺址植物浮選工作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說。
1號館內展示了上山出土的部分夾炭陶片和燒土塊。通過放大鏡,可以清晰看到陶片和土塊內的稻殼印痕。「上山先民把稻殼、稻葉碾碎後摻和到陶土中,一是為了減輕陶器重量,二是增加陶土黏性,防止陶器燒制過程中開裂。」蔣樂平說,上山稻穀中保留的小穗軸出現折斷痕跡,不同於野生稻粒自然脫落的平整離層,具有馴化和栽培的特徵。
展廳裡還有上山遺址出土的鐮形器、石磨盤、石磨棒等石器工具。蔣樂平介紹,鐮形器、石片石器等器物的刃部有收割禾本科植物的微痕,並存在水稻植矽體。由此判斷它們是水稻收割工具,而石磨盤和石磨棒則可能是稻穀脫殼工具。「上山遺址出土陶片中近90%的夾炭陶片包含有大量碎稻殼。這是最原始的谷糠,證明稻米脫粒食用的狀態。」蔣樂平說。
上山遺址發現了包括水稻收割、加工和食用的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上山遺址的發現讓稻作栽培歷史上溯至1萬年前,刷新了人們對世界農業起源的認識。上山文化不僅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中佔有重要地位,對於世界文明也有著獨特而重要的意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
遠古中華第一村
上山考古遺址公園北區稻田邊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寫著「遠古中華第一村」。這是中國考古學泰鬥、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文明今年9月為上山所題。
「上山有兩大文明表現,一是有了栽培稻,二是開始建造木結構房屋。」蔣樂平指著上山遺址保護展示館前的草坪說,這裡曾發現長11米、寬6米、由3排柱洞構成的建築基礎,這種建築形式跟河姆渡的幹欄式建築比較相似。「河姆渡建築遺址由於長期被地下水浸沒、與空氣隔絕而保存較好,上山遺址的木質建築早已腐爛,只留下柱洞。」
隨著考古發掘的推進,以排柱式木構建築為主要特徵的居住遺蹟,在上山文化遺址中越來越多地被發現。此外,還發現了環壕、中心臺地、墓葬等,具有早期聚落的特徵。「這些遺址分布於錢塘江上遊和靈江流域的河谷盆地,它們共同構成了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蔣樂平說。
紅日初升,浦陽江邊,幾個男子正在用石磨盤和石磨棒磨稻穀,其他人忙著狩獵、採摘,挖坑埋柱、建造房屋……上山遺址保護展示館2號館內通過投影的方式再現了上山人的生活。「大約在1萬年前,先民們走出洞穴,來到平坦開闊的山前臺地開始定居生活。」蔣樂平說,「這種定居特徵在上山文化初期已經出現,標誌著一個歷史階段的開端。浦江上山遺址因此被嚴文明先生稱為『遠古中華第一村』。」
嚴文明曾說,浙江考古遺址的發現和命名很有意思,從美麗的小洲(良渚)出發,過一個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橋(跨湖橋),又上了山(上山)。這些遺址的發現軌跡,構成了一條通向遠古文明的探索之路。
世界上最早的彩陶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共發現義烏橋頭、仙居下湯、嵊州小黃山等19處上山文化遺址,堪稱中國乃至東亞地區規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義烏橋頭遺址距上山遺址約15公裡,屬上山文化中晚期遺址,因其豐富的考古成果,入圍了「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
走進橋頭遺址,首先看到鋼結構大棚下約1600平方米的環壕遺蹟。以環壕內沿為界,遺址中部圍成一個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臺地。「這是目前國內發現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環壕遺蹟。」蔣樂平介紹,環壕-臺地聚落遺址的出現,是村落形態複雜化的表現,也是定居生活更高級的證據。「目前發掘區東面還有遺址被村落覆蓋,我們將繼續探索發掘。」
遺址入口處有一座土坑豎穴墓,因埋藏較淺,人骨有所破壞。與其同期出土的另一具人骨保存較完整,現藏於義烏博物館,從照片中看,其腹部放置著一件顏色鮮豔的紅衣陶罐。這是一具身高1.73米的成年男性骨骸,經北大考古專家測定年代為距今8000多年,被稱為「浙江第一人」。
沿著墓穴往前走,看到一個個探方,裡面堆著大量陶器、陶片。橋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以大口盆、平底盤等器型為主,陶衣鮮亮、工藝精美且數量眾多,有的一個灰坑中就發現40多件,其中尤以彩陶最引人注目。目前,橋頭遺址已復原陶器約150件。通過對彩陶所在地層內的炭化稻米、炭屑等進行碳14測年顯示,其年代為距今9000年左右。
「過去認為黃河流域彩陶最發達,以甘肅大地灣為代表的彩陶文化,距今約有8000年歷史。而近年在長江中下遊橋頭、湖西等遺址出土的彩陶,並不比黃河流域遜色。」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方向明說,上山文化彩陶是迄今發現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其施彩方式、紋飾圖案獨具特色。彩陶上出現了太陽紋、線圈紋,還有些目前無法解釋的神秘圖案,值得進一步研究。
在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期間,「上山文化研究中心」「中華萬年遺址聯盟」掛牌成立,同時還舉辦了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展出了89件最新出土於橋頭遺址和下湯遺址的陶器。蔣樂平說,上山文化考古新成果展接下來將在國內進行巡展,讓遠古稻作文明孕育的彩陶之花為更多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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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新華社所屬的《新華每日電訊》,刊登《中華稻香,萬年前飄起一條大河邊 考古專家認為,錢塘江上遊的「上山遺址」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一文,介紹了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40多位專家學者達成共識:「上山遺址」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一首歌唱響全國,至今膾炙人口。
大河,稻香,我的祖國。
大河奔流,不舍日夜,而稻花飄香,又從何而來?最新的考古發現證明,稻香的源頭已可上溯到一萬年前,一條大河的岸邊。
它就是位於浙江省中部,主要分布在錢塘江上遊流域,以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代表的上山文化。這是世界稻作文化的源頭。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說,上山先民在約一萬年前就開始栽培水稻,這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明貢獻巨大。
在11月14日閉幕的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40多位專家學者得出結論,上山遺址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也是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
而在今年夏天,袁隆平「萬年上山 世界稻源」的題詞也為人類共同的根注入鮮亮的色彩。
告別山洞,搭建「遠古中華第一村」
上山遺址考古隊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蔣樂平回顧說,上山遺址的發現,要從一次「越界」說起。
1996年6月,根據工作安排,蔣樂平放下了已有8年的河姆渡文化研究,開始從事杭金衢高速公路開工前的基建考古工作。第一站是蕭山市(今杭州市蕭山區)浦陽鎮,為了尋找新石器時代遺址,蕭山文管會的同志無意中把他引到了相鄰的諸暨市次塢鎮,他無心插柳在當地發現樓家橋遺址。
浦陽、次塢,都在浦陽江畔。浦陽江,如今是錢塘江的一條支流,在中國地圖上是短而細的一條藍線,但其人文歷史悠久。按照註疏家的說法,《尚書·禹貢》中那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三江」,指的就是松江(吳淞江)、錢塘江、浦陽江。
以樓家橋考古為基礎,蔣樂平提出了浦陽江流域考古調查的設想。2000年9月,他們來到了浦陽江的源頭浦江縣,先在黃宅鎮發掘了塘山背遺址,在錢塘江南岸首次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良渚人」跨過錢塘江了,大家都很興奮。
在發現塘山背遺址之後,考古隊員又在附近發現了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了夾炭陶片、大口盆、石磨盤、石球。蔣樂平根據附近的「上山堰」老地名,稱它為上山遺址。
上山遺址位於當地的一處河流衝積盆地,海拔約50米。它坐落在兩個小土丘上,相對高度約3-5米,南丘面積約1.5萬平方米,北丘面積約1萬平方米。現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的兩座展示廳就分別建在南北土丘之上,廳裡還保留著考古工地的原貌。
由於要去主持跨湖橋遺址的第二次、第三次發掘,蔣樂平與上山匆匆別過。跨湖橋遺址的收穫頗豐,入選「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出土了一艘被譽為「中華第一舟」的「八千歲」獨木舟。
但是,在跨湖橋遺址的考古工作中,蔣樂平也沒有忘記上山,他委託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吳小紅博士順便也為上山出土的夾炭陶片作了測年,結果令人大吃一驚:距今11400-8600年。這是個改寫中國東南地區考古史的重大發現。
2006年,「第四屆環境考古學大會暨上山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浦江舉行,「上山文化」這支長江下遊及東南沿海地區最久遠的新石器文化被正式命名。
良渚-河姆渡-跨湖橋-上山,四大遺址猶如一道階梯,讓人們拾級而上,尋找文明的源頭。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講過一個「雅段子」:浙江的考古從美麗的小洲(良渚)出發,過一個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橋(跨湖橋),最後「上」了「山」。
20年間,上山文化的遺址在錢塘江上遊流域及相鄰的靈江流域已經發現了19處。
這是一處中國境內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分布最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浙江大學地球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林舟教授對其地理分布做了分析:它們沿河分布,多坐落於階地或河漫灘之上;靠近支流,遠離幹流;起伏適中,坡度和緩。
林舟還注意到,在錢塘江上遊幹流衢江流域,上山文化的遺址只出現在南岸。這是因為北岸只有兩級階地,而南岸則有三級,且衢江一直向北遷移,南岸更適合居住。
在上山遺址,蔣樂平帶隊發現了柱洞及由柱洞構成的建築遺蹟,其中有一處遺蹟由三列平行柱洞構成,很可能是木結構建築的遺蹟。而在與浦江相鄰的義烏,他們在同屬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又發現了環壕遺蹟。
在仙居的下湯遺址,蔣樂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樣發現了「中心臺地+環壕」的聚落特徵。
對此,由中國考古學會、浙江省文化和旅遊廳、浙江省文物局和金華市政府主辦的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確認,上山文化遺址群構成了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上山文化是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
嚴文明將上山遺址稱作「遠古中華第一村」。對此,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劉莉評價說,在上山遺址發現之前,根本沒有人類在山洞之外居住的遺址,因此,「遠古中華第一村」名副其實。
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鐮同樣認為,上山遺址與今天的村落或者新石器晚期的跨越相比,還是很「小」,但是同舊石器時期的社群規模相比,這簡直是飛躍式的巨大轉變。社群規模上的大幅度擴大,將導致社會的變化,大量人口永久性地聚居在一處,會促進並產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
傅稻鐮解釋說:「對於在定居農業社會發展進程中,究竟什麼時候有了『私有』意識和土地『價值』,沒有定論,但是人類學家都同意,一旦進入農業定居社會,伴隨著對土地和物質的勞力投入,所有權也在個人或者家庭層面產生了。」
他援引英國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的「新石器革命」理論說,上山文化涵蓋了這一理論裡的全部根本性特徵。特別是「定居」社會,這是「新石器革命」的一個根本性標誌,而長江下遊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後持續發展,最終導致了文明產生。
馴化稻,從「八千歲」到「萬歲」
「我們能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勝利,一個重要原因是保證了糧食安全。」國家水稻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中國水稻研究所研究員程式華說,作為中國主糧之一,水稻功不可沒。
「中國是水稻的資源富國、科技強國、生產大國。」程式華娓娓道來:南起三亞,北到漠河,跨越35個緯度的廣袤國土都有水稻種植,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而水稻的年產量在兩億噸以上,也是世界第一。我國水稻類型豐富,有三種野生稻,兩個亞種16個變種的栽培稻,本土稻種資源7萬多份,佔全世界資源的一半以上。矮稈育種和雜交稻這兩次水稻的「綠色革命」也都發生在中國。
「稻種資源是水稻育種革命的基石,而豐富的稻種資源是中國成為水稻科技強國的基礎。栽培稻起源地有最豐富的水稻遺傳資源。」程式華說,「要滿足中國人民吃飽、吃好到吃得安全的要求,就必須重視栽培稻起源和稻作文化的研究,加強稻種資源的保存、創新和利用研究。」
他舉了一個例子,為什麼國家把中國水稻研究所設在杭州,就是因為浙江既能種植秈稻,也能種植粳稻,而雜交水稻育種過程中需要的「保持系」也來自浙江的稻種資源。
但是,水稻研究也曾給中國農學家以深深的痛。程式華回顧說,日本學者加藤茂範1928年將水稻分為「印度型亞種」和「日本型亞種」,在拉丁文的學名中嵌入了印度和日本的國名。他主張栽培稻的「印度起源說」。
在上世紀60年代前,多數國外文獻也採用「印度起源說」。到上世紀80年代末,澳大利亞學者通過測年技術發現,印度一處新石器早期遺址出土的稻穀年代距今不會超過4500年。
此後,又有學者提出栽培稻可能起源於印度的阿薩姆和中國的雲南,但是,這一區域至今沒有發現5000年以遠的遺存。
1956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中科院學部委員丁穎發表了《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演變》一文,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他正本清源,提出栽培稻種的秈、粳兩個亞種和品種分類體系,並且提出了栽培稻的「華南起源說」。「華南起源說」有過多位學者的支持,此後,又有人提出了「雲貴高原起源說」。
而從上世紀80年代起,「長江中下遊起源說」逐步發展成為中國稻作起源的主流學說。「中國的稻作農耕以長江流域為最早,考古發掘出土的稻遺存也以長江中下遊地區最多、年代最早。」
上世紀70年代兩次發掘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率先把中國稻作文化歷史推進到7000年前,與其他國家相比「一騎絕塵」。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等一系列遺址都以令人驚喜的發現,把一篇篇稻作農業起源的論文,寫在了中國古老的土地上。
從新世紀起,上山遺址開始加入這場探索稻作起源的接力賽。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導師呂厚遠研究員說,目前全國「兩千歲」以上出土水稻遺存的考古遺址有568處,大於「八千歲」的只有12處,而「一萬歲」的只有兩處,分別是浙江上山和江西萬年仙人洞。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導師鄧振華研究員則更為謹慎,他認為,國內早於「九千歲」的水稻利用,目前僅在上山文化諸遺址中有比較明確的證據。
「上山遺址具備了所有早期農耕生產的考古證據,只有上山遺址可以從農業起源的角度來探討稻作農業起源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趙志軍說,因為上山遺址顯示有定居生活,出土了稻米,還發現了水稻的利用和耕作工具。
上山遺址群主要所處的金衢盆地,確實是一處樂土。它因盆地內有金華衢州兩市得名,是一處晚白堊世-古近紀裂谷盆地。古生物學家就曾在當地發現過大量的恐龍化石、恐龍蛋化石和恐龍腳印化石。浙江自然博物院黨總支副書記金幸生告訴記者,當時這裡溪流縱橫、植被豐盛,且氣候溫暖溼潤,適合恐龍生活。
在一萬年前,海平面要遠遠低於現代,此後的升降幅度最大時達到40米,河姆渡遺址、跨湖橋遺址中都能找到海浸的痕跡。
像最近發現的井頭山遺址,屬於河姆渡文化,是中國沿海最古老的的貝丘遺址,深埋在地下——8000年前,當地還是海濱。而跨湖橋遺址出土的「中華第一舟」,也經過了長期的脫水脫鹽處理。林舟說,海平面的升降,並沒有波及金衢盆地。
「生物信息學的追蹤研究結果表明:大概在8200年到13500年前,中國的長江流域即出現了最早的栽培稻。近10年的考古發現也支持這一研究成果。」程式華說,長江中下遊地區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證據最多,而浙江的稻作起源證據最為完善和久遠。
考古隊裡的「植物人」
提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許多人不是想到后母戊大方鼎那樣的青銅重器,就是《清明上河圖》這樣的書畫長卷。
而在上山遺址考古公園,如果要說最貴重的鎮館之寶,就是一粒「萬年米」,只能通過放大鏡去觀察其細微之處。但是,它的分量不亞於一件大國重器。
它是2005年由趙志軍等學者通過浮選法發現的。浮選法原理很簡單,把土樣放入水中,比土壤顆粒比重小的炭化植物遺骸就會浮出水面,但是,付諸實踐還需要專業的設備和認真的操作。
趙志軍是首次向國內學術界系統介紹植物考古學的學者。此後,中國考古隊伍裡也多了一批被戲稱為「植物人」的植物考古學家,迎接他們的是中國無與倫比的豐富的古代植物遺存。
數次遇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鄭雲飛研究員,他總是坐在一臺雙筒顯微鏡前,觀察出土的稻米標本,著重觀察它們的「小穗軸」。
小穗軸是稻穀與稻稈小枝梗的連接部位,野生稻穀可以自然脫粒,因此稻穀和小穗軸的接觸面是光滑的,但是栽培稻失去了自然脫粒的特性,因此,接觸面上就有人工脫粒的「疤痕」。通過這一特徵,考古學家發現,在上山遺址群中出土的小穗軸,接觸面既有光滑的,也有留疤的,這說明一萬年前,先民已經在馴化水稻。
呂厚遠團隊則致力於植物矽酸體研究。高等植物根系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時,也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矽,最終充填在細胞組織中。這種只有5-100微米大小的二氧化矽膠凝體,對於植物考古來說優點多多:產量高、分布廣,抗高溫、抗風化,植物分類意義明確,有著可發現、可保存、可鑑定的優點。而且植矽體內還含有有機質碳,是全新的測年材料。
放大後的水稻植矽體如同一把把「小扇子」,頂端是魚鱗狀的紋飾。呂厚遠團隊發現,野生稻植矽體的紋飾小於9個,而馴化稻的紋飾則多於9個。
在上山遺址第8文化層,他們發現了具有馴化特徵的水稻植矽體。它與野生稻的植矽體已經存在明顯差別,其測年為距今9400年。而根據馴化速率,學者推斷先民開始馴化水稻的時間不會晚於距今一萬年。
「致廣大而盡精微」,中國學者運用的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方法,已經進入了歐美多所大學教科書或者教學手冊,呂厚遠也參與編寫了《世界農作物植矽體鑑定標準》,負責黍、粟和稻的內容。
「農業起源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共同探索的交叉前沿問題。」呂厚遠說,多學科研究確定,玉米、南瓜源於中南美洲,小麥、大麥源於西亞,而麥、黍、水稻源於東亞。中國東部則是東亞農業起源的核心區,擁有兩套獨立發展的農業體系,孕育了世界上唯一連續演化的文明——中華農耕文明。
而之所以先民選擇這些作物,呂厚遠說,從全國植物考古看,這也有個過程,人們利用植物種類先從堅果類木本植物開始,然後發展到雙子葉草本植物、單子葉草本植物,最後到禾本科植物,很可能因為它們是一年生的季節性作物,成熟快,能適應快速氣候變化,其果實也方便儲存。而南方多雨氣候則更適合水稻生長。
根據500處稻作農業遺址,科學家畫出了水稻走向全國的路線圖:一萬年前,從上山文化區(長江中下遊)起源,9000-8000年前傳播到河南和山東,7000-6000年前傳播到關中盆地,5000-4000年前傳播到西南,約4500年前傳播到臺灣。
相關的探索還在繼續。鄭雲飛介紹說,像上山遺址群中的永康市湖西遺址、仙居縣下湯遺址,應該是稻作起源的下一步突破點。下湯遺址的植矽體分析已經啟動,讓他驚喜的是,「整個地層中都鋪滿了水稻植矽體」。
而北大團隊在義烏橋頭遺址也傳來了好消息。鄧振華說,之前上山遺址群中,只有上山遺址和湖西遺址發現了極少量的碳化稻米等水稻相關遺存,此次,他們在橋頭遺址大量取樣,發現了從上山文化到跨湖橋文化時期的大量稻作遺存。「橋頭的樣品給了我們一些激動人心的成果,上山時期可能比較早地完成了水稻馴化,但更為重要的是提醒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馴化過程的複雜性。」
彩陶上的「神秘符號」
觀念也在更新。趙志軍說,從目前的中外研究成果看,先民馴化水稻的過程,可能並不像袁隆平院士培育雜交水稻那樣,是有意識的。我們要區分「耕作」和「馴化」,前者指人類為了有利於植物生長而採取的各種行為,而後者則指動植物在人類行為影響下的特殊進化過程。因此,人們最初耕作的植物可能是栽培作物,也可能是野生作物。
在上山遺址,學者們最近發現,從大約三萬年前開始,當地就存在野生稻分布。趙志軍認為,一萬年前,先民的採集狩獵活動已經包括了對周邊野生稻資源的利用,而為了獲得更多的野生稻資源,他們開始實施諸如改良土壤、集中播種、定居守護、按季節收穫等耕種行為。而耕作行為和定居方式,既是栽培稻馴化的前提,也是稻作農業社會形成的先決條件。因此,上山文化可以被看作是稻作農業社會的起點。
「上山(文化)不光是稻作起源地,同時也是稻作文化、農業文化、農業社會的開始,是劃時代的大事情。」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新石器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趙輝同樣表示,水稻的耕作代表著新的社會生產力的出現,開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紀元,為社會的複雜化、文明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的基礎。
而「新紀元」的端倪,在上山文化中已經可以看到。在義烏橋頭遺址,多件精美的彩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他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也是中國彩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就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他就曾見過這種「很怪異」的彩陶,但是當時將它視作中國彩陶主流文化的支流。「過去我支持中國彩陶『一元說』,現在我感覺不是一元的,應該一個在西北,一個在東南。」
「這是獨樹一幟的彩陶。」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博士生導師張居中教授注意到彩陶上的太陽紋符號,它在中國東部地區分布非常廣,最北出現在山東大汶口遺址。「這不會是人們隨意的繪畫,可能有太陽崇拜的理念,是否與傳說中的『太昊氏』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
而另一件彩陶上形似八卦的白色線條,在面世後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張居中認為,是不是八卦另當別論,但是,它與先秦時期的數畫現象、卦象文字和佔卜文化間的關係需要高度重視。「彩陶、定居、水稻、太陽紋、數畫……已經不是原初時代了,肯定有一個發展歷程,下一步可以繼續追尋。」
「橋頭遠望」,是蔣樂平的微信名片,對於它與橋頭遺址的關係,他每每笑稱這是巧合。但是,萬年遠望,收穫可期,他表示,找到更多的上山文化遺址,甚至讓數量增加一倍,大有希望。他們正在對上山陶器中的殘留物進行化驗,希望找到釀酒的痕跡。
《詩經·七月》有「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之句,證明在農業豐收、糧倉滿盈時,古人才開始用穀物釀酒。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華文明的根基即始於歷經波折的一次次豐收。
1921年,安特生發現仰韶文化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作為一個「年輕」的古老學科,在今日之中國,考古學承載的作用不僅是溯源,更折射理性與現代文明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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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央視新聞頻道的《新聞直播間》播出「浙江金華『上山文化』遺址為稻作文明發源地再添例證」節目,報導上山遺址發現了水稻從收割加工到食用的較為完整的證據鏈,是目前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稻作遺存,進一步確定了上山文化是稻作文明重要起源和人類文明起步階段的重要例證。
12月11日,浙江衛視播出的新聞《浦江:用地不忘養地 全面推進土壤酸化治理工作》,報導了浦江堅持用地與養地相結合,集中連片、整體推進,土壤酸化治理取得顯著成效。
「這個施肥,我們要在離葡萄的1米的地方開一條20公分到30公分的溝,然後把有機肥施下去,然後再把土壤調理劑覆蓋在上面,然後把這個土攪拌均勻,最後把整條溝覆滿。」在浦南街道的一處葡萄田裡,縣果業協會葡萄分會的專業施肥服務隊工作人員正在指導農戶做好葡萄酸化土地的施肥工作。
今年,為全面推進土壤酸化治理工作,浦江縣採取多項舉措,全方位遏制耕地酸化進程,提升耕地質量,強化耕地增產保供能力,促進糧食高產穩產和農業綠色高質量發展。據縣果業協會葡萄分會副秘書長王昌誠介紹,浦江種植葡萄已經有三十幾年歷史了,以往,老產區大量施用這個化肥農藥,使葡萄田裡土壤酸化情況十分嚴重,影響到葡萄品質。
「土壤酸化嚴重主要表現在這個PH值(酸鹼度)達到了6點以下,這樣的土壤培育出來的葡萄樹根系不會發達,容易出現裂果的現象,所以它掛果也掛不牢,嚴重影響葡萄產量和品質。」縣果業協會葡萄分會副秘書長王昌誠介紹說。
為改變這一情況,浦江縣果業協會與浙江豐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引進豐瑜科技的土沃寶品牌土壤調理劑,對浦江的一萬畝葡萄進行酸化治理。
「我們豐瑜科技一直致力於土壤改良技術,對土壤酸化治理有良好功效。」 浙江豐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楊豔說,「我們這個土壤調理劑產品在調節土壤酸鹼度的同時,還能補充鈣鎂等中微量元素,另外它含有一定比例的腐殖酸,既能疏鬆土壤,又能提高土壤有機質」。
為做好這項工作,縣果業協會葡萄分會組建了專業施肥服務隊,深入田間地頭,一對一指導農戶,抓住施肥有利時機,做好葡萄土壤酸化治理,減少病蟲害和裂果情況,提高葡萄的品質,促進葡農增收。
據了解,今年,浦江全面推進土壤酸化治理工作,堅持用地與養地相結合理念,按照集中連片、整體推進要求,全縣共建立葡萄、水稻耕地土壤酸化治理示範面積4萬畝,開展酸化耕地治理試驗示範。通過施用土壤調理劑、有機肥、綠肥等各種手段措施,集成一套綜合治理技術模式,推廣應用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治理修復等綜合技術模式,開展酸化治理4萬畝,力爭通過連續4到5年的治理,至2025年,項目區內耕地質量提升0.5個等級,酸化耕地土壤pH值平均增加0.5個單位,有效提升耕地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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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浙江衛視播發了新聞《搭上阿里「直通車」浦江製造暢銷全球》,介紹浦江外貿企業藉助阿里巴巴國際站,開拓國外新市場,發展勢頭強勁。
「這個一萬兩千五美元的貨物是發到波蘭的,這個10萬多美元的貨物是發到智利的。」在浙江景程無紡布有限公司的辦公室裡,總經理簡德亮指著電腦上的銷售數字對記者說道,「自從與阿里巴巴國際站合作後,生意訂單蠻多的,一般都不用愁的。」
據了解,為拓展國外市場,浦江外貿企業積極與阿里巴巴浦江服務中心洽商,建立阿里巴巴國際站店鋪,通過線上發力,開拓國外新市場,發展勢頭強勁,扭轉了疫情帶來的頹勢。
可在幾個月前,浙江景程無紡布有限公司情況可不是這樣,總經理簡德亮介紹,作為做了十幾年傳統外貿的工貿一體企業,景程無紡布有限公司往年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好幾次展會,能夠與老客戶面對面的交流的同時還能收穫很多的新客戶,但是今年受疫情的影響,國外所有的展會都取消了,找不到新客戶,需要轉型發展。公司通過對比國內幾家外貿線上平臺,最終了選擇與阿里巴巴浦江服務中心合作,在阿里巴巴國際站建立了景程無紡布店鋪,通過他們的全程幫助,外貿業績越來越好。
「第一個月其實沒什麼大的訂單,但是從第二個開始,到第三個月爆發式增長,已經累計接了三十幾個貨櫃,已經做了幾百萬美金了,銷售相當好的,效果是非常好。」簡德亮說。
同樣搭上阿里巴巴國際站直通車的還有聚衣堂電商園。聚衣堂電商園是一家產銷一體的服飾類電商企業,之前一直做國內市場,為拓展國外市場,從今年三月初開始,電商園通過阿里巴巴國際站向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地區銷售產品,發展勢頭強勁,實現了國內國外市場「雙循環」。
「跟阿里巴巴國際站的合作,讓我們意識到了外貿這一塊應該怎麼做,今年公司相應研發了一系列的產品來迎合國外客戶,現在國內和國外兩個阿里巴巴批發平臺加起來,銷售額能夠達到二三十萬一天。」聚衣堂電商園總經理張斌傑說。
目前,聚衣堂與阿里巴巴國際站籤訂了高級重點商家計劃,力爭成為浦江跨境國際站標杆企業。
據了解,阿里巴巴浦江服務中心成立2015年,致力於支持浦江企業實現網際網路外貿的轉型升級。今年1-11月,為幫助拓展國外市場,阿里巴巴浦江服務中心為全縣400多家企業的國際站平臺進行了診斷,協助80家企業進行了外貿團隊規劃,助力123家企業開通阿里巴巴國際站,並提供相應諮詢服務,開展備戰新貿節、直通車操作、新籤沙龍等培訓與活動共計54場,惠及人員1000人以上。
「我們主要是從流量的獲取,基礎建站,以及訂單的轉化,給到的是一整套外貿解決方案,就是讓我們的客戶有成交,有成長,就是讓浦江制銷全球。」阿里巴巴浦江服務中心負責人熊伶俐信心滿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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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中國新聞網刊登了「浙江金華一小學舉辦「跳蚤書市」 學生盡享書香童年」一文,介紹了浦江縣園區小學舉辦「跳蚤書市」,實現了圖書再次流通和共享閱讀,營造了濃鬱的閱讀氛圍。
近日,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園區小學為鍛鍊學生交際能力、節約圖書資源,在校園舉辦「跳蚤書市」。該校各年級的學生們將童話書、繪本、動物小說、古典名著等搬上書攤,琳琅滿目的圖書實現了再次流通和共享閱讀。小小書市不僅加強了學生文明交際的能力,更在校園內營造了濃鬱的閱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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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半月談刊發《解密上山文化:一萬年前誰種稻》一文,詳細報導了上山遺址。
水稻,世界三大主糧之一,養活了全球約一半的人口。那麼,誰是世界上最早的種稻人?這個問題,也許幼兒園的小朋友就問得出,要作出解答,可費去了考古學家近百年的心血。
21世紀之初,中國浙江一片不起眼的小土包忽然吸引了全世界研究水稻起源學者的目光。原來,這片叫做上山的地方,埋藏著解開稻作文化起源乃至文明起源的諸多密鑰……
最早種稻的人
自然生長的野生稻變為適宜農作的栽培稻,在考古學看來是典型的馴化過程,可以作為文明發祥的重要標誌。這一進程最早發端於何時何地?
近40年,「長江中下遊起源說」成為主流。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的發現提供了一系列實證。人們不禁進一步追問:在這樣一片廣闊區域中,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真正的「起點」呢?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蔣樂平研究員在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浦陽江流域的一處河流衝積盆地中發現了上山遺址,遺址出土的石器經分析確認具有收割加工水稻的功能,發現的夾炭陶片則羼雜著稻殼。據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測定,這些稻殼距今已經有11400至8600年的歷史。蔣樂平說:「它們應該算是最早的糠。」
有萬年前的糠,是不是就該有萬年前的米呢?2005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趙志軍研究員等在上山遺址終於找到了一粒「萬年米」。如今,這粒早已炭化的稻米已是上山遺址考古公園展示廳的焦點,「一萬年前誰種稻」的疑問,由此初獲確解。
2006年,上山文化作為長江下遊及東南沿海地區最久遠的新石器文化終獲命名。從2000年至今,可歸於上山文化的考古遺址在錢塘江上遊及相鄰靈江流域已發現19處。多處都有稻作農業遺存出土。
如何證明上山先民已著手馴化水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雲飛研究員說,稻穀與稻稈小枝梗的連接部位「小穗軸」可以作為重要證據。野生稻穀成熟後自然脫粒,稻穀脫落後,小穗軸和稻穀的接觸面還很光滑,我們的祖先要做的就是設法讓栽培稻「忘記」自然脫粒,以便收割,因此,接觸面上就有了人工脫粒的「疤痕」。上山遺址群出土的水稻小穗軸,其接觸面既有光滑的,也有帶著疤痕的,正是人類馴化水稻過程具體而微的展示。
最近,研究人員又在上山遺址發現了距今3萬年的野生稻痕跡。趙志軍認為,馴化完成之前,人類肯定已經嘗試種植野生植物,並逐步探索改良土壤、集中播種等耕作技術,以提高產量,發現野生稻,讓上山的水稻種植史圖景更為完整。
更奇妙的是,上山不但有種植稻穀的遺存,還有利用稻穀的遺存,也就是說,這裡具備了觀察稻作農業起源充足而完整的考古證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鄧振華指出,目前中國境內距今9000年前的稻屬資源利用證據,僅在上山文化諸遺址可以找到。
最早定居的人
作為中國境內乃至東亞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分布最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時代遺址群,上山遺址帶給我們的驚喜還不止於稻田。
「上山遺址『現身』之前,早期新石器時期遺址基本都是在洞穴中發現的。」蔣樂平介紹,上山遺址的坐落相比就顯得特別——它位於兩個小土丘上。上山文化的其他遺址也多半分布於起伏和緩的沿河階地或河漫灘。正是在這樣的平緩地帶,考古學家發現了柱洞及由柱洞構成的建築遺蹟,其中更有一處由3列平行柱洞構成,當年其上很可能蓋起了木結構建築。
在與浦江相鄰的另一處上山文化重要遺址——義烏橋頭遺址,蔣樂平發現了環壕遺蹟。而在仙居縣的下湯遺址,蔣樂平的同事仲召兵同樣確認了「中心臺地+環壕」的聚落特徵。蔣樂平說:「上山遺址一帶的發現證明,這裡的新石器先民已經走出洞穴,過上了定居生活。」
基於豐富的文明起源比較研究經驗,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新偉研究員表示,上山遺址無疑可躋身最早出現定居跡象的考古遺址之列。在結束不久的上山遺址發現2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專家進一步認定,上山文化遺址群構成了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農業定居聚落,上山文化可視為中國農耕村落文化的源頭。用資深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的話說,上山遺址堪稱「遠古中華第一村」。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教授傅稻鐮(Dorian Fuller)在了解到上山考古的收穫後,興奮地作出判斷:「長江下遊的定居時代無疑從上山文化開始,此後的持續發展,最終催生了文明。」他感慨說,同舊石器社群相比,上山文化聚落的規模有了飛躍式的升級,這樣的人口長久聚居,有理由相信可以促生新的社會組織形態。
「耕作和定居,既是栽培稻馴化的前提,也是稻作農業社會形成的先決條件。因此,上山文化可以視為稻作農業社會的一個起點。」趙志軍說。
最早燒制彩陶的人
在橋頭遺址,多件精美的彩陶也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大家普遍認為,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應當是中國彩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這是獨樹一幟的彩陶。」中科大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教授張居中注意到彩陶上的太陽紋符號,它在中國東部地區分布非常廣,最北可見於山東大汶口遺址。「這不會是人們隨意的繪畫,可能有太陽崇拜的意涵,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
另一件彩陶上形似八卦的白色線條,在面世後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張居中認為,是不是八卦另當別論,但是,它與先秦時期的數畫現象、卦象文字和佔卜文化間的關係需要高度重視。「彩陶、定居、水稻、太陽紋、數畫……這說明上山先民不是『野人』,上山文化是有來路可尋的。」
彩陶文化的發現,讓學者們對上山文化的壯闊圖景有了更多遐想。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吳小紅教授當年曾為上山夾炭陶測年,她認為,上山文化對理解人類社會的新石器轉型具有「界標」意義。
「新石器考古有兩大課題,始於農業起源,歸於文明起源。」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教授趙輝認為,上山文化研究要有大格局,下一步應該對它的聚落和社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時,對於剛剛揭開面紗的許多上山文化遺址而言,重要的是保護與發掘並舉,讓上山文化帶著無盡奧秘與今天的世界和諧共處,成為這片土地寶貴的文化遺產、不滅的文化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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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浙江衛視播出了《對話嫦娥五號探測器副總設計師洪鑫:千百次技術攻關 只為一次性成功 》,報導了浦江籍優秀人才洪鑫帶隊攻克技術難關背後的故事。
12月20日,中國新聞網刊登《浙江浦江回國商人公益派發愛心豆漿》新聞,報導了返鄉商人戴利為環衛工人、外賣員等戶外工作者提供免費豆漿的暖心故事。
一杯杯豆漿驅散寒冷,一次次公益匯聚暖流……在浙江金華,國外經商多年的戴利返回浦江家鄉後,於11月初開始堅持為環衛工人以及外賣員等戶外工作者提供免費豆漿。受此影響,周邊商家也加入到公益行動中,免費提供饅頭早點,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在寒冷的冬日裡感受到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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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新華網刊發《2020我的「小確幸」| 應麗娜:別人有的「我的孩子們」也要有》,報導了浦江縣南苑小學英語老師應麗娜為了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手繪表情包批改作業的事跡。
12月31日,浙江日報要聞版刊登文章《「新浦江人」,請留下來過年》,介紹了我縣為更好的完成疫情防控工作,倡議「新浦江人」留在浦江過春節而出臺一系列舉措。
「目前一家超市已經敲定,春節期間可以為『新浦江人』提供300餘個崗位,接下來我們要著重了解服務業和外貿企業的用工需求,預計至少提供上千個崗位。」12月29日上午,浦江縣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員葉楊滸正忙著打電話聯繫企業。
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近日,浦江發出《致外地在浦建設者的倡議書》,倡議全縣4.2萬餘名「新浦江人」留在浦江過春節。為了讓他們過年期間過得充實,浦江推出了崗位計劃、文娛活動等20餘項服務內容,「新浦江人」可以選擇領略浦江春節民俗風情,參加「非遺過大年」「書畫展」等活動,也可以遊景區、看電影。這份倡議書除了公布服務內容,每項服務內容後面都附上了聯繫人和手機號碼。
留在浦江過年,「新浦江人」也可以選擇通過技能培訓提升自己。春節放假期間,浦江將以企業為單位,組織「新浦江人」開展技能提升培訓,並對開展技能提升的企業給予培訓補貼。
「這是一個交流學習的好機會,我們已經聯繫組織部分外來人才,春節期間為企業講課。」浦江縣非公企業外來人才聯誼會會長孟令飛說,他們將組織籃球聯誼賽等文體活動,與政府合力,讓留在浦江的「新浦江人」每天都過得充實。
倡議發出以後,浦江縣非公企業聯誼會80%以上會員企業已響應政府號召,部分企業聯繫當地人力社保部門制定了個性化職業技能提升計劃,聯繫總工會、文旅集團、團縣委等部門定製年節活動。
原標題:《12月以來,中央省級權威主流媒體集中報導我縣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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