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歷史學家保羅·韋納（Paul Veyne，1930-）在《人如何書寫歷史》一書中說：
一個事件只有在一個系列中才有意義，系列的數目是不確定的，它們並不按等級排列，而且我們將會看到，它們也並不向一個各種角度的實測平面圖中聚合。大寫的歷史的觀念是一個無法接近的極限，或者更多是一個超驗的觀念；人不可能書寫這個歷史……
韋納所謂「大寫的歷史」，是指包羅萬象、「全息攝影」般的歷史，這樣的「大寫的歷史」是不存在的。歷史書寫首先是史家對於事件的選擇，並把這些事件編織在一個有意義的序列裡。因此即使同一主題，不同作者也會有自己的不同選擇，這就是個性。《中西文化交流通史》一書的宗旨，就是選擇了歷史上中國與西部世界的交往和文化關係的相關史實，構成作者賦予的意義序列。
中西交往的歷史脈絡
人類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祖先，不能說黑人一個祖先，白人一個祖先，黃種人還有一個祖先。現代人類先祖在能人(Homo habilis)、匠人（Homo ergaster）階段，是分三次即距今200萬年-180萬年前、距今84-42萬年前、距今16-8萬年前，走出非洲，進入亞洲和歐洲的。但是，世界各大陸各地區的早期人種，並沒有在現代人從非洲走出來之前就泯然消亡，也許他們之間演繹過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從而彼此混血，比如歐洲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直立人(Homo erectus)、智人(Homo sapiens)階段，由於生活環境與進化程度的影響，世界各地的人類後裔是走出非洲的現代人與當地原住民通婚融合的結果，到距今2-3萬年前的歐洲克羅馬農人(Cro-Magnon)、北京田園洞人和山頂洞人時代，歐亞各地人類的差別已經從文化上逐漸分道揚鑣了。可以這樣說，人類文明與進化，在搖籃時代就表現為彼此之間既堅持自我又相互交流互鑑的歷史過程。
在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之後，他們的遷徙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最典型的就是印歐人（19世紀的文獻一般稱之為雅利安人）在發明和熟練使用「兵車」（馴服後的馬拉著的輪式車）之後，從狩獵變成遊牧，促成了他們長達一千幾百年的大遷徙。這種遷徙的浪潮，從印度河流域波及到不列顛島，整個歐亞大陸西部乃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都因而進入使用銅器和鐵器的文明時代，塑造了吠陀文明、波斯文明、安納託利亞文明、古希臘文明、古義大利文明、古日耳曼文明和凱爾特文明。至於歐亞大陸東部，商周時期在中國西北遊牧的斯基泰人，或者秦漢時期在河西走廊棲息的大月氏人，也是由印歐人組成的移民部落。
與此同時，古老的華夏文明也按照自己的獨特軌跡在孕育成長。按理而論，今日960萬平方公裡（若加上海域，則遠過此數）範圍內，56個民族的歷史，都屬於中國史研究的範疇。雖然它並不是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實際統治範圍，但是要描述每一寸土地、每一個民族與西部世界的交往，既不可能，也未必有實際意義。在這裡我們也應該摒棄「大寫的歷史」的執念。因此，我們這裡說的歷史時期的「中」，總體而言，是以中原地區建立的政權（包括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的統治區域為主要範圍。歐亞大陸西部和北非，圍繞著地中海（北面是歐洲、南部是非洲、東部黎凡特地區則是西部亞洲，由這裡經過興都庫什山無數寬敞的山口，就通向了印度河上的南亞平原）構成了一個天然的文明交流平臺，他們從整體上構成了中國的西部世界。近代以前規模最為宏大的全球化，其載體正是中國和西部世界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全球化是地球村的居民之間的交流和互動。這種肇始於莽原時代的人類交往，其規模和形式頗受自然條件的限制。進入文明社會，特別是國家產生之後，文明的交流和互動又受到政治權力和社會因素的影響，從而變得更加複雜。
從張騫到鄭和，從陸路到海洋，是最典型的官方開拓活動。而張騫之前的玉石之路，鄭和之後罔顧海禁闖南洋的商賈，則是民間貿易的突出表現。這些官方和民間的政治、外交以及經貿往來，涉及制度、文化、物質以及精神等諸多層面的交流與碰撞，往事數千年，橫看成嶺側成峰，從不同的視野出發，會觀察到不同的歷史特點。
五帝三王時期，主要是商周之前，歷史真相雲山霧罩，是傳說與考古時代。河南安陽的殷墟青銅器和車馬坑、三星堆帶有西亞特徵的文物，都顯示了早期中西交流的歷史遺存。東周列國時代，秦國、趙國、燕國，這幾個在邊地修築長城的國家，扮演了中西接觸的主角。秦穆公開拓西部邊界，號稱「益國十二，開地千裡，遂霸西戎」，為漢武帝後來開通河西走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趙國越過長城，經由草原之路交通西域，成為西域奢侈品（《史記·趙世家》所謂代馬、胡犬、崑崙之玉）的集散地。燕國面對的雖然主要是山戎（匈奴的一支）、東胡，但也通過草原之路，與西域互相影響。
秦漢時代對匈奴的戰爭與和平，譜寫了中西交流的主旋律。張騫通西域最初正是為了響應對匈奴作戰的需求。兩漢時期的官方使節，包括地方政府派出的使節（如東漢甘英就是西域都護所派），直接打通了中原內地與狹義西域（新疆）、廣義西域（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羅馬帝國直接聯繫的通道，物質和文化的交流遂接踵而至。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陷入大分裂。大一統條件下與分裂格局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兩者最明顯的差異，就是軍事安全的環境不一樣，朝廷組織大規模對外交往能力和動力不一樣。但是，社會個體卻由於較少受到朝廷的限制而有可能做出獨特的貢獻。比如，此時期中央政權掌控能力的衰落，為佛教在內地的傳播與接受，為「三夷教」絡繹於途向東拓展，為粟特商人在東西方之間的長袖善舞，提供了外在環境。鳩摩羅什、菩提達摩的東來以及僧人法顯的西行，都體現出這種外在因素的作用。近些年在中國內地各處發現的許多不同代際的粟特商旅後裔的墓葬，很好地詮釋了漢唐間胡漢文化交流互動的生態系統。
唐代特別是盛唐時代，中外文明交光互影、雙向交流表現得最為熱絡。其中西域方面的交流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對於北朝時期中西交流的進一步提升和擴展。入華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漸深入地融化於華夏。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商業糾紛中，胡人識寶的唐代傳奇小說中，出土唐三彩深目高鼻的胡人商旅團隊陶俑中，在在透露出「天可汗」秩序下華夷一家的社會氛圍。8世紀末期唐朝派出官方使節楊良瑤出使大食（阿拉伯國家），填補了漢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上官方往來的一段空白。唐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深深打上了胡漢文化交流、內地與西域文明交光互影的歷史烙印。
公元10世紀到14世紀上半葉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遼宋金元時期，這一時期政治環境的特徵是長期的南北分裂，先是五代與南方十國的分裂，進而是遼金與兩宋的對峙，最終結束於元朝的短暫統一。北方胡族，從五代的沙陀，到遼宋金時期的契丹、女真、蒙古，與南方的漢族政權，形成長期的軍事對抗和政治分離，中西文化交流較之於唐朝的熱絡局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隔。但是，這一時期有兩個顯著成就大放異彩，一是西遼在中亞地區的立國，擴大了中原文化在遙遠的西方世界的影響，以致Cathay(契丹)成為西方對於中國的指稱。二是宋朝的海外貿易急劇發展，使得漢唐時期發育起來的海上絲綢之路得到空前的擴展，形成了所謂「香瓷之路」的新繁榮、新格局。這一點首先得益於宋代經濟的高度繁榮和發展，陶瓷製造以及指南針、印刷術、火藥技術都是這個時期成熟並且往西部世界傳播的。對比於同一時期歐亞大陸西部的十字軍東徵（11世紀到13世紀），宋代中原和沿海地區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之間的和平共處，尤其彰顯出中華文化的包容性。
崛起於漠北的蒙古帝國和統一華夏的元朝時期，四大汗國與中國內地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政治空間，這就為中國與西域乃至歐洲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成吉思汗的西徵對西方造成的衝擊，是空前的。四大汗國時期，中國與伊爾汗國等伊斯蘭國家的交流更是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從柏朗嘉賓、魯布魯克到馬可·波羅，顯示了中歐交往在這一時期的層層深入。元朝的海外貿易在宋代的基礎上進一步顯示出高水平的發展，元代的青花瓷尤其體現了中西文明交互影響的特質。
明朝初年，突厥後裔建立的帖木兒帝國（1370-1507）橫行於中亞，土耳其人的奧斯曼帝國（1299-1922）不斷擴張，最終在1453年攻破君士坦丁堡，並改名為伊斯坦堡，東羅馬帝國滅亡。隨後在1517、1529年，奧斯曼的軍隊先後攻克開羅和維也納，建立了橫跨亞非歐的大國。奧斯曼帝國橫亙於亞歐大陸之間，阻隔了東西方的陸上聯絡通道和傳統的海上路線。而經過埃及和紅海的商道以及由兩河流域進入波斯灣的商路又為阿拉伯人及其與威尼斯、熱那亞人的聯合所壟斷，於是開闢一條新的航線便成為15世紀以來東西方直接交往的關鍵所在。
這一時期中西陸路交通退縮到了漢代的水平，而海洋上的中西交往卻因為鄭和下西洋的壯舉，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相較於同時期葡萄牙王子堂·恩裡克（英文名字亨利）的海洋探索來說，總覺得缺少了一點近代意味。15世紀末葉西方的大航海事業，就是從堂·恩裡克王子的工作起步的，這就使得中西關係進入了前近代時期的新境界。
應該指出的是，中西文化關係史或者交流史，並不是中國與中亞、南亞、西亞、北非和歐洲關係史的總和，而是中國文化與異域文明認識、交往和對話的歷史，是中國文化和他者對話的歷史。《中西文化交流通史》上下兩卷，從時段上將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發展時期。
前一個時期，從遠古時代到鄭和下西洋結束的15世紀前期，可以稱為古典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漢唐盛世，陸上絲綢之路為主體；宋元時代的海上香瓷之路則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漢唐時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躍；宋元時代，南海的貿易最繁盛。
從直接交往的地區而言，12世紀以前中西關係主要是中國與西亞、中亞及南亞的交往，與歐洲人的直接往來極其罕見。13、14世紀，由於蒙古人的帝國造就了歐亞大陸直接交通的便利條件，使歐洲的旅行家、使節、傳教士開始設法進入中國。他們都是通過西亞的陸路前來，進入西亞之後，或者北上經俄羅斯大草原抵達中國邊境，或者南下波斯灣經過一段海路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而且這些零星來訪者在中國多數行色匆匆，元代在北京和泉州曾建立天主教教區，無奈時間不長且在此工作的歐洲人也很少。
後一個時期，主要是晚明前清時期，相當於新航路開闢以來的三個世紀，我們可以稱之為近代早期。就地區而言，這個時期中國與亞洲國家的交通往來依然頻繁，但最具影響力的是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此時期，中國在政治關係上是主權獨立的（與19世紀中葉以後逐漸陷入半殖民地不同）；在經濟上，中西仍然進行大體自願的貿易往來。雖然中國在經濟和科學領域已經逐漸落伍，但西方文明的東漸和中國文化的西傳卻保持著大體互惠平等的格局。
以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開通歐洲——印度洋航路和麥哲倫環球航行為代表的許多航海活動，促進了歐洲各國航海事業的進步，隨之而來的是海外殖民擴張活動的加速發展。此時，歐洲人頻頻由海路造訪中國，大多數繞過好望角斜插印度洋，亦或有人經由美洲貫穿太平洋。取道西北陸路來華幾乎成為俄國人的專利，西歐各國雖多次努力想從俄國借道，但成效微茫。
文化交流及其動力機制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大舞臺上，由東而西和自西徂東，是雙向交流互動的，儘管其背後的動力機制千差萬別。
瑞典學者安特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曾錯誤地認為中國彩陶文化是自西徂東傳播開來的。因為他最早在中原地區發現了仰韶文化（目前公認為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其後又在甘肅發現了齊家文化（目前公認為公元前2000-公元前1900），認為前者晚於後者，故而推論中國文化西來說。其後，中國考古學家夏鼐研究認為，仰韶文化遠在齊家文化之前，打破了這一推論。如今的考古研究越來越證明，中國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一體的格局特徵。不久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列入世界文明遺產名錄，更是在世界範圍內以「官宣」的方式，認可中國文明史超越了5000年。
其實，絲路的開通和東西的交流，伴隨著人類的誕生和發展。文明的交流互鑑，早在張騫之前就已經波瀾壯闊地在展開。中國最早培植了小米和水稻，同時，西方培植的小麥則沿著塔裡木河、河西走廊傳到了中國。印歐人遷徙用的輪式馬車，很可能也影響到了殷商的馬車及其式樣。青銅技術來自西方，但是，青銅冶金經歷河西走廊之後，一路東來，逐漸本土化、中原化。中國夏代就有青銅，商周鐘鼎彝器，相對於西亞的青銅工具，絕對是一種再創造。青銅文化最早可能是西方傳到中國，但是，中國的青銅文化並不是簡單的照搬照抄，與西方的青銅往往作為工具不同，上古時代的中國青銅器，更多地是作為祭祀等重大典禮活動中的禮器。筆者今夏去河西走廊考察，在各大博物館就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甘肅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不僅明顯受到西來文化的影響，也是冶金技術本土化的範例。同時，這裡還是把中原地區商周時期的青銅工藝和物品向西傳播的孔道。
同樣，冶鐵技術來自西方，可是，到了秦漢時代，中國的煉鋼冶鐵技術已經獨樹一幟，以至羅馬世界的普林尼都稱讚，賽裡斯（中國）的鋼鐵雄冠其時。因此，人類對創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動力。只是這種追求，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從來就不是在純粹經濟意義上能夠開展的。
就中國歷代王朝的情況而言，政治外交需要是派出大規模使節的首要出發點。無論是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時期張騫（公元前164-公元前114）的那次西域探險，還是東漢和帝時期（約公元97年前後）由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東羅馬），顯然都是政治外交使命。海上的交通也是如此，無論是唐德宗時期小規模的楊良瑤（736-806）海路西行（時間為785年），還是明成祖朱棣時期鄭和（約1371-1433）的七下西洋（首航於1405年），都是出於政治和外交上的目的。
這種現象究其原因，首先是與上述時期緊迫的國家安全形勢有關。漢武帝為了抗擊匈奴，尋求與大月氏人結盟；楊良瑤出使大食，也是迫於吐蕃對唐朝的軍事壓力。其次，也與中國人對於世界的認識相關。張騫的那次旅行之後，帶回了對於西域地區和南亞地區的新知識，引發之後的多次遣使，漢武帝甚至號召民間使團，以官方的名義出使西域，這時候互通有無的經貿物質交流，就顯得重要起來。鄭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雖然迄今仍眾說紛紜，但是，於政治外交目的之外，獲取海外資訊則是題中應有之義。費信的《星槎勝覽》、馬歡的《瀛涯勝覽》等實地考察記錄，帶來了豐富的海外信息。
與此同時，由於鄭和的活動而帶來的物料和工藝、技術的交流，促進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水平的進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質入華，使明代工匠積累了製作硬木家具的經驗，對於明代家具工藝的進步有重要影響。蘇麻離青（或稱「蘇勃泥青」）作為陶瓷原料的進口，深刻影響了永樂、宣德時期青花瓷的樣式和風格；景泰藍的工藝發展甚至也不能排除受到鄭和下西洋的影響。
當然，從根本上說，中國內地經濟本身的巨大實力，是促進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主要動力。就總體情況而言，漢唐時期中國西部地區受制於人口數量和經濟規模，對於中國內地的影響畢竟有限。漢唐時代所謂的「和親」，是中原王朝與胡族政權之間政治和解的代名詞。五代和兩宋不再有「和親」，因為中原王朝處於弱勢地位，時或納貢稱臣。不管哪一種情況，雙方政治博弈的結果，都是尋求中原方面開放邊境互市。中原與胡族政權的政治關係中，若中原王朝處於強勢地位，通常將雙方的經貿關係稱之為朝貢，否則稱之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與回紇的互市貿易，於回紇是經濟利益，於唐朝則是維繫政治關係。邊境互市和開放海禁，對於海、疆地區百姓的生計影響巨大，但是對於整個中原王朝經濟生活的影響則不算太大。
因此，中國方面巨大經濟能量是其在中西交往中的顯著優勢。絲綢、瓷器、茶葉是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絲綢和瓷器是典型的製造業產品，茶葉的原料雖然出自農業，但是其製成品也屬於加工製造業。漢唐時代的出口品主要是質量上乘的絲綢，宋元以後則加入了精美瓷器，明清時期進而加之茶葉貿易。各領風騷數百年，傳統的熱銷產品不斷拓展新市場，而不同時期又都有新的熱銷產品加入到絲路貿易中來。
文明互鑑與創造性誤讀
物質文化的交流之外，思想文明的互鑑始終是中西文化關係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文明互鑑，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取長補短，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借鑑與啟迪。概括地說，思想文化領域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漢唐時代主要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時代至於明初，傳入中國主要是伊斯蘭文化。至於近代早期（1500-1800），則是歐洲的基督教文化通過傳教士入華。
中古時期佛教的入華是亞洲兩個偉大文明交流的盛話。釋迦牟尼創立的佛教早在漢代以前就已經傳入西域地區，新疆地區的考古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正史記載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準許的方式傳入中國的。但是，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早先是胡僧入華傳教，支婁迦讖、竺法護、佛圖澄、鳩摩羅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後來也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是其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經典翻譯成漢文，使得漢傳佛教成為迄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佛教寶藏。佛教音樂、雕塑、繪畫等豐富了中古世俗文化與藝術。宋代開始，印度的佛教已經衰退，中國禪宗則以獨行其道的方式廣為傳播，程朱陸王理學思想更是因為吸收了佛教的精華而得以充沛博大。
16—18世紀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穌會士，耶穌會士既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對於基督教的觀念，也深刻地影響了歐洲人對於中國的看法。耶穌會士所塑造的整體中國形象，成為這時期歐洲人認識中國的起點，是歐洲人勾畫自己心目中「中國」的基礎。
率先入華傳教的利瑪竇，不僅傳播了西方知識，而且試圖把《論語》等中國經典介紹給歐洲。他與中國士大夫廣結善緣，與明朝科學家、政治家、官居文淵閣大學士的徐光啟（天主教名保祿）合作翻譯歐洲數學名著《幾何原本》，這是西方科學名著首次被譯為中文。其後徐光啟還與熊三拔合作翻譯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光啟的農學名著《農政全書》，傳承了中國古老的農業科技知識的精華，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學知識。
歷史上的文化交流，郢書燕說式誤讀比比皆是，誤讀也是一種創造性的轉化。因為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時，每一種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現自己，同時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觸的雙方都不由自主地試圖透過自己的眼睛審視對方，試圖把對方收入自己麾下。這個打量的「眼光」就包含著自家的視角、自家的價值、自家的需求，「相對論」者和「不可知論」者都在這裡找到了馳騁思想的話題。
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最著名的因誤讀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變為中國佛教。佛教初入中國時，佛教倫理與儒家倫理有重大分歧，主要是佛教違背孝道和構成儒家禮儀之外的政治秩序。「格義」佛學就在早期佛教徒為適應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與思維方式，與士人在學術層面主動融合。從慧遠到慧能，佛教逐漸獲得官方承認，其簡化教義，積極世俗化（比如「二十四孝」就是佛教人士編纂出來的宣傳冊）等一系列措施，獲得了中國社會的接納，進而又發展成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晚明前清時期，耶穌會士也試圖利用由文化誤讀而產生的詮釋，讓中國人接受基督教，利瑪竇就是主要代表，所謂適應政策被康熙稱為「利瑪竇規矩」，迎合了中國統治者的需要，而羅馬教廷和其他修會則因為害怕涵化出一種失卻基督教純正性的中國式基督教而命令終止這種做法，結果基督教文化在中國的滲透始終遭遇強大阻礙，在中國也終究未能產生一種如中國佛教那般融合中西兩種智慧的新文化。
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得以立足的中國個別地區，基督教其實依然未能保持自己在歐洲的純粹形態，它以一種與儒家文化的基層相妥協調和、甚至與某些民間信仰相妥協的形態存在，仍然成為混合式信仰。上個世紀60年代羅馬教會「梵二會議」（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決議，則從法律上認可了天主教在世界各地傳播時的本土化發展趨勢，實則表明天主教會終於承認以文化涵化進行信仰移植更加實際和有效，開始接受文化誤讀的現實性。
反過來，在啟蒙時代的歐洲也發生過針對中國文化的誤讀式創造。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中國知識既不系統，又充滿因語言障礙和傳教需要而導致的歪曲，而歐洲的知識分子們在利用這些知識時又完全著眼於自己眼前的需要，將中國知識作為捍衛自己論戰觀點或知識體系的證據，使得同樣的內容產生各式各樣的解讀。這樣看起來啟蒙時代許多新學說都與中國產生了聯繫，實際上很多是誤會中國文化的性質所致，然而這種誤讀促使他們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他們把中國文化詮釋成證明自身理想的根據。更令人感受到文化誤讀不可思議之效果的是，在對中國文化的歪曲、猜測、幻想之上竟然誕生了一些對中國接近真實的認識，繼而促成漢學誕生。
明清時期中西文化關係，基本上是一個中學西傳的單向流動過程，雖然經耶穌會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與基督教思想傳入中國，但與中學西傳的規模和影響相比，可以說很不起眼。相反，漢唐時期佛教入華，無論是東來傳法，還是西行取經，也幾乎是單向的自西徂東。中國以「四大發明」為主體的工藝性文明則在唐宋時代傳到西方世界。
19世紀是西方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的帝國主義階段，像中國這樣不曾如印度那樣完全淪為殖民地的主權國家，也因為鴉片戰爭而被迫打開了國門，腳步沉重地邁向了近代；西學東漸日益強盛，以致出現西潮洶湧的另外一種單向流動的局面。
（作者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中西文化交流通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