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腫瘤藥物治療史上的三次革命——從化學治療到靶向治療、免疫...

2021-01-07 醫師報

來源:趣宣講

作者:Daisy Qian

迄今為止,現代醫學的發展還有許多疾病尚未攻克,而癌症就是這其中的一個最強勁的對手,剝奪了眾多人的生命,被稱為「眾病之王」。

根據2019中國國家癌腫中心發布的全國癌症統計數據。報告顯示,2015年全國惡性腫瘤發病約392.9萬人,較2014年380.4萬增加12.5萬,增長率為3.2%。這就意味著,平均每天超過1萬人被確診為癌症,每分鐘7.5人被確認為癌症。

從這些數據就足以說明對手的「兇猛」,但是人類從來沒有因為恐懼而停止對癌症病因、疾病機制和治療方法的探索。

腫瘤的治療包括三大金剛:外科治療、放射治療、藥物治療。而這三大金剛「組合」治療成為對抗這個頑疾的主要方法,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值得一提的是,藥物治療也經歷了三次革命,腫瘤患者的生存狀況也得到了極大的改善。

第一次革命:化學治療

第二次革命:靶向治療

第三次革命:免疫治療

回顧歷史我們才能展望未來,下面小編就帶大家一起回顧、見證下這三次革命!

第一次革命:化學治療

1940年後開始出現的細胞毒性化療藥物。1943年耶魯大學的Gilman 將氮芥用於治療淋巴瘤取得了短暫的療效。1948年Farber 用抗葉酸劑甲氨蝶呤治療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揭開了現代癌症化療的序幕。

此後,隨著抗癌藥物的研究開發,化療藥物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發現的藥物有:氟尿嘧啶(5-Fu)、6羥基嘌呤(6MP)、甲氨蝶呤(MTX)、環磷醯胺(CTX)、放線菌素D(Act D) 等。MTX治療絨毛膜上皮細胞癌取得成功。

20世紀60年代,大部分目前常用的化療藥物,如長春花鹼(VLB)、阿黴素(ADM)、阿糖胞苷(Ara-C)、博萊黴素(BLM)、順鉑(DDP)等都已被發現;細胞動力學和抗癌藥代動力學研究取得了成績;兒童急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霍奇金病通過聯合化療已能治癒,並開始了其他實體瘤的化療。

20世紀70年代:一些腫瘤的聯合化療方案更趨於成熟,順鉑和阿黴素應用於臨床,使化療姑息性向根治性目標邁進。

20世紀80年代:從植物中提取的抗癌物質——紫杉類和喜樹鹼類應用於臨床。

……

常用的化療藥物有幾十種,機制各有不同,但是無論機制如何,它們的統一作用都是幹擾DNA的完整性,幹擾DNA的複製,作用於有絲分裂紡錘體中的微管,抑制有絲分裂,阻止癌細胞的增殖、浸潤、轉移直到最後殺滅癌症組織。

化學治療在腫瘤治療中的地位正日益提高,已能治癒一部分化療敏感腫瘤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絨毛膜上皮細胞癌、睪丸癌等,並延長晚期乳腺癌等對化療比較敏感腫瘤的生存期。但仍有一些腫瘤對現有的化療藥物不敏感,化療還不能延長這部分患者的生命。

另外一方面,化療藥物的死穴是它們本身並不能區分惡性細胞還是正常細胞,因此化療藥物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大量人體正常的需要分裂的幹細胞,這就是為什麼化療對細胞生長比較旺盛的骨髓細胞、肝細胞、腸胃表皮細胞等都有非常嚴重的副作用。臨床上化療藥物的使用劑量必須受到嚴格控制:藥物太少不能起到殺死癌細胞的作用,藥物太多會產生過於嚴重的副作用,對患者造成「不可逆傷害」,甚至死亡。

第二次革命:靶向治療

DNA雙螺旋結構的破解,拓寬了人類對生命的認知,許多疾病都在基因層面找到了突變基因,癌症也不例外。

科學家開始猜測,既然癌細胞是因為基因突變而產生的,那麼是否可以針對突變位點進行針對性的治療?

在此之前,無論是手術還是放療、化療,都無法做到精準地殺死癌細胞,大量的正常細胞也在治療的過程中被殺死,於是靶向藥物應運而生。

靶向藥物又被稱作生物飛彈,藥物進入體內會特意地選擇致癌位點相結合發生作用,使腫瘤細胞特異性死亡,而不會波及腫瘤周圍的正常組織細胞。

1987年,科學家首次確定了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對非小細胞肺癌的生長和擴散的重要作用。

1997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首個分子靶向治療藥物——利妥昔單抗,用於對其他治療無效的B細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適應證,此後靶向藥物就成了癌症治療藥物研究的熱點,不斷有新的靶向藥物誕生並應用於臨床。

2013年,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學家發布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癌症相關基因變異資料庫,為研究者研究靶向藥物提供了最全面的資料庫。

靶向藥物一般是小分子藥物,需要足夠小,可以輕鬆進入細胞,因此它們常作用於細胞內部的靶標。

大多數患有某些癌症類型的患者將有某一特定藥物作用的靶點,因此可以用該靶向藥物治療。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還需要對您的腫瘤進行檢測,以確定是否有藥物靶點,患者是否對藥物敏感。

要對腫瘤進行基因檢測,可能需要做活檢。活檢是醫生將腫瘤切除以進行檢測的過程。進行活檢有一些風險,這些風險取決於腫瘤的大小和位置。

但是,伴隨著分子靶向藥的誕生,靶向藥物的弊端也逐步凸顯。靶向藥物由於過於精準地瞄準靶點基因,一旦靶點基因發生突變,靶向藥物就會失去作用。

很多癌症患者在經過分子靶向治療之後幾年內,都會出現耐藥情況,這將使患者的癌症進一步惡化。

此外,靶向藥物的研發時間長、成本高、價格昂貴,並非所有癌症患者都能承受。當科學家發現靶向藥物的弊端,而且暫時無法戰勝所有的癌症時,人體內的天然抗癌戰士——免疫系統引起了他們的關注,並逐步成為研究的焦點。

第三次革命:免疫治療

腫瘤免疫治療起源於19世紀末期,但在近30年才得以快速發展:

1893年,美國紐約外科醫生科利(William Coley)意外發現有一個患者左面頰部長了一個雞蛋大小的肉瘤,雖然手術切除了兩次,但仍然在左耳後出現約11釐米像葡萄串的復發腫瘤,並且術後的傷口遲遲不能癒合。

更糟糕的是,患者傷口出現化膿性鏈球菌感染,反覆伴隨高熱。就在醫生束手無策、患者絕望之時,肉瘤竟然奇蹟般縮小直至消退。

這一特殊的病例引起了科利的興趣,他意識到也許這個感染能夠通過喚醒免疫防禦治療腫瘤。於是,他提取患者鏈球菌膿腫進行培養,再把培養好的活細菌注射給腫瘤患者。

接受這種方法治療的患者中,兩名好轉,兩名死於感染。

隨後,科利開始利用滅活細菌進行試驗,最終他確定了最佳的方案:使用滅活的釀膿鏈球菌和黏質沙雷菌混合物,這就是著名的科利毒素。雖然科利毒素因受制於不良反應、療效等原因沒能發展到今天,但不可否認,科利的研究打開了腫瘤免疫治療的新篇章。

經過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沉寂,20世紀50年代末期,澳大利亞免疫學家伯內特(Macfarlane Burnet)等人提出了「免疫監視理論」,該理論認為免疫系統具有完備的監視功能,能區分「自己」和「非己」,腫瘤中存在腫瘤抗原,能夠被淋巴細胞視為「非己」而清除,這為腫瘤免疫治療奠定了理論基礎。

40多年後,2002年美國腫瘤生物學家施賴伯(Robert Schreiber)提出了「腫瘤免疫編輯理論」,指出免疫系統不但具有排除腫瘤細胞的能力,還具有促進腫瘤生長的作用,免疫系統與腫瘤的相互關係分為「清除、均衡、逃逸」三個階段。

這不僅完善了腫瘤免疫治療的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為腫瘤免疫治療提供了新策略。

腫瘤免疫治療被學術界認為是癌症治療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其應用與效果是其他治療方法無法比擬的。

它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優勢:

一是治療時期範圍更廣,能治療已經廣泛轉移的晚期癌症,特別是對於部分標準療法全部失敗的晚期癌症患者使用免疫治療後,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是預後好、「生存拖尾效應」顯著,響應免疫治療的患者有很大機會能夠高質量長期存活,這是與化療、靶向藥物最大的區別;

三是免疫治療是廣譜型的,可以治療多種不同的癌症,使異病同治成為現實。

免疫治療同樣也避免不了副作用的發生。免疫治療相關常見不良反應包括:

內分泌異常:甲狀腺炎、甲狀腺功能減退、甲狀腺功能亢進、下垂體炎、垂體功能減退症、腎上腺功能不全;肺部:肺炎、呼吸衰竭;消化道:噁心、嘔吐、腹瀉、結腸炎、穿孔和胰腺炎;神經:神經病、腦膜炎、格林-巴利症候群;皮膚:黏膜炎、皮疹、白癜風;肝臟:轉氨酶升高、肝炎;視力:虹膜炎、葡萄膜炎、結膜炎;心臟:心包炎;腎臟:腎炎、腎功能不全;

導致這些毒副作用的原因為:T細胞浸潤、細胞因子、自身抗體。

結語

人類為應對病痛與死亡,動員了感性與理性、個人與群體,每一次鬥爭的勝利和認識的深化都伴隨科學技術的發展。

癌症的認知經歷了從宗教混沌,到細胞病毒,再到癌症基因。

治療手段也經歷了從手術、放療和化療,到分子靶向藥物,以及細胞免疫治療,人類與癌症的鬥爭持續數千年。

沒有誰能準確預測癌症的終點,但我們堅信科技的進步將最終使「談癌色變」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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