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世俗化開始發生畸變，向去公共化方向傾斜。1990年以來的世俗是一個物質主義的世俗，是盛行身體美學與自戀文化的世俗，關注身體超過關注精神，熱心隱私超過熱心公務。
上世紀末，美女作家衛慧在《我的生活美學》中寫道：「我也許無法回答時代深處那些重大的問題，但我願意成為這種情緒化的年輕孩子的代言人，讓小說與搖滾、黑唇膏、烈酒、飆車、信用卡等共同描繪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衛慧所謂「欲望一代」大約是指比她小的那些「八零後」、「九零後」們，他們「沒有上一輩的重負，沒有歷史的陰影」。「無論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不願意負太大的責任。」這種不要責任和沉重，重要享樂和輕鬆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學」，可以恰當地稱之為物質主義。最近熱播的郭敬明的《小時代》，通過奢侈品和美色對這種物質主義生活美學做了淋漓盡致的展示。
這種興起於上世紀90年代的物質主義熱潮並不僅僅表現為對奢侈品的極度鍾愛，對物質欲望、身體快感的無度追求，對個人內心隱秘經驗的變態迷戀，它實際上還伴隨公共性的衰落：對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參與熱情的衰退，公共人際交往的萎縮。凡此種種，共同構成了1990年以來大眾文化生存和發展的基本語境。對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從兩種世俗化的角度加以分析。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0年年末，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類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運動，我們稱之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義上的公共領域開始興起，關於真理標準、人道主義、主體性的討論是其標誌性事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世俗化否定了「文革」時期的貧困崇拜，肯定了物質生活的合理性。雖然這個世俗化浪潮同樣伴隨個性覺醒、個人主義以及物質生活的合法化，但它們並不意味著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礎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覺醒了的個人為誕生標誌的。
我們必須在這個積極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八十年代初期出現的中國大眾文化的進步意義。新時期出現的最早的大眾文化，大概是從港臺傳入的鄧麗君的流行歌曲開始的。對於從單一「革命文化」中長大的那個時代的青年人，聽到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風，其震撼力、親切感難以言表，這種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這些所謂「靡靡之音」是對極權式禁慾文化的反動，它不但極大地繁榮了當時中國老百姓單調貧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喚醒了人性。在這個意義上，它與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在精神上無疑是極為一致的，可以說，它通過自己的方式呼應和推動了思想界、理論界的新啟蒙和人道主義思潮。成千上萬喜歡鄧麗君的民眾並沒有因為喜歡她的「靡靡之音」而疏離公共世界，恰恰相反，這種「靡靡之音」和別的文化思潮一起培養了既具有自主性、獨立人格，又積極關注公共事務的新穎個體。可以說，八十年代的大眾文化對於公共領域的建構功不可沒。
但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的世俗化開始發生畸變，開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傾斜。中國社會雖然依然是一個世俗社會，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1990年以來的世俗是一個物質主義的世俗，是盛行身體美學與自戀文化的世俗。個人主義依然流行，但「個人」的內涵已經發生變化：關注身體超過關注精神，熱心隱私超過熱心公務。一種變態的物質主義與自戀人格開始瀰漫開來。可以說，1990年以來的大眾文化是以通過躲進「鐵門」重重的個人「密室」或燈紅酒綠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八十年代。換言之，一種世俗背叛了另一種世俗。因此，這種畸變的世俗化恰恰意味著公共世界的死亡。人們不僅失去了對於彼岸、來世的信仰，同時也失去了對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體化的個人自我，以封閉的自己與自己的私密關係代替了自我與他人積極交往。
我以為九十年代的物質主義與八十年代世俗大眾文化的最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建立在去公共化的基礎上，它是一種畸形世俗化時代出現的畸形世俗文化，其突出特點就是大眾的政治冷漠、犬儒主義與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的深度結合。畸形的世俗化在堅持原有政體和意識形態的同時吸納了消費主義，鼓勵國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費：理財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時尚、健美塑身、迷戀名牌等等，對公共世界的腐敗和愚蠢視而不見。當大眾也包括數量眾多的知識分子，沉迷在傳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審美圖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像和個性想像時，真正值得關懷的重大公共問題由於進入不了傳媒，而被逐出了現實。這樣的世俗化可能導致一個最糟糕的結果：實際上我們目前生活在一個急需爭取與擴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推進公民的政治參與的社會環境裡，而大家都在那裡津津樂道地關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熱衷於美容化妝，打造自己合乎時尚的身體，這有點滑稽與悲哀。有理由認為：在今天，我們最應該警惕和擔心的，就是出現一種沒有政治自由而有所謂消費「自由」的畸形社會。這才是當今中國消費文化、大眾文化背後隱藏的最嚴重誤區。
如果這個分析大體成立，那麼，如欲克服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的物質主義，既不能靠進口西方的上帝，更不能回到「文革」，而只能是著眼於重新激活公共精神，建設公民社會。中國和西方的現實都告訴我們，在一個健康的世俗化環境中，告別了禁欲主義的廣大民眾會以巨大的熱情建設一個嶄新的公共世界、開始健康的公共生活；但如果公共世界的參與渠道被堵死，如果人與人之間的公共交往因為制度性原因被阻斷，那麼，唯一的出路或無奈的選擇，只能是被迫擁抱物質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