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一、緣起
長期以來，香港青年給予他人一種「政治冷感」的印象。但近年，這種印象有所改變。自2006年的「保衛天星碼頭運動」以來，青年逐漸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在2012年「國民教育風波」及2014年「雨傘運動」之中，青年更擔任著重要角色。現時的「修例風波」，青年甚至成為了運動的主體。不少香港學者嘗試解釋香港青年的價值取向，其中使用較多的是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理論。
學者沈旭暉提出，香港青年之所以積極參與「修例風波」，是由於他們不再介意現實世界的物質生活，不再追求物質主義價值，轉而追求各種後物質主義價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權等等，為「崇高理念」而抗爭。沈先生甚至將青年標籤為「後物質世代」，認為「後物質世代」與上一代「物質世代」已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並將世代對立起來。
圖自港媒
二、何謂後物質主義
後物質主義理論是上世紀70年代由著名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提出的。英格爾哈特針對當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認為人民的物質需求已經普遍得到滿足，因此在物質富裕環境成長的新一代，將會轉而追求民主、自由等後物質主義價值。這個價值取向與上一代比較重視經濟增長、國家安全等物質主義價值取向極為不同。
英格爾哈特的後物質主義理論建基於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簡單而言，馬斯洛將人類的需求分為五種及五個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
基於需求層次理論，英格爾哈特提出稀缺假設及社會化假設。有關稀缺假設，英格爾哈特認為在物質匱乏的生活環境下，人們為了生存，便會將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視為首要滿足的需求。當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人們就會逐漸嘗試滿足較高層次的需求，導致他們傾向於後物質主義價值。
至於社會化假設，是指個人價值觀在成長時期的環境已經形成，成長之後將難以改變。因此，成長於物質匱乏環境的一代，即使成長後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他們仍然傾向於物質主義。只有成長於物質豐裕環境的一代，才會傾向於後物質主義。
基於以上兩個假設，英格爾哈特提出價值觀的世代交替：物質主義價值觀仍然屬於社會主流，但隨著在物質富裕環境下出世及成長的新一代逐漸增加，社會上信奉後物質主義價值的人將會愈來愈多。在價值觀的交替過程之中，信奉後物質主義的新一代將會與信奉物質主義的上一代發生衝突，並逐漸取代物質主義價值觀成為社會主流。英格爾哈特設想，這個價值觀的世代交替，大約需要十五至二十年。
三、香港青年與「物質主義」
回到香港社會，自上世紀80年代起經濟持續增長，物質生活變得富裕。那麼，按照英格爾哈特的設想，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現時香港的主流價值觀理應已被後物質主義所取代。表面看來，上文提及的一系列社會運動，香港青年都擔當著重要角色，而且這些運動都高舉著後物質主義價值的旗號，例如保育（指環境、文化等方面的保護）、民主、自由等等，這就造成一種假象：信奉後物質主義的青年為爭取後物質主義價值而行動。
老實說，在眾多對香港青年的標籤之中，後物質主義可算是最令筆者摸不著頭腦的一個，尤其是當筆者與身邊的同輩朋友們聚會時，大家還不斷地聊最近買了什麼手辦玩具、上網搶購了哪一雙名牌限量版籃球鞋、換了哪一部新款手機時，將後物質主義標籤於我們身上，把我們說成是不吃人間煙火的「清教徒」，分外格格不入。
事實上，香港青年從來沒有一刻放棄過追求物質生活。試回想一下，香港盛行對女性貼「港女」標籤，其中一項「罪狀」不就是「拜金」嗎？香港女生被批評擇偶條件總是以錢為先，只懂追求名牌奢侈品，每天就在想如何結識有名車有洋樓的富人當丈夫。這種標籤並非停留在上一代，到目前為止還經常被人用來批評年輕一代的女生。為何不斷被批評為「拜金」的年輕一代，會被譽為不吃人間煙火的「後物質世代」？
更甚的是，從筆者觀察，香港青年最關注的就是住屋問題。他們抱怨，自己的工資增長追不上樓價升幅，即使多麼努力工作與儲錢，亦永遠買不起樓（甚至連車位也買不起）。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近十多年港人的工資增長大幅落後於樓價升幅。
除了住屋問題，青年亦對學歷與工作的反差產生不滿，他們的學歷無疑是提高了，但就業市場上符合他們心意的高薪、有前景的工作並不多（在產業結構失衡下更少） ，導致青年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憂慮。
例如，在產業結構向金融服務業嚴重傾斜下，筆者身邊很多朋友即使原來的興趣是音樂、藝術、哲學等人文及社會學科，但為了日後找到高薪厚職，毅然放棄修讀有興趣、卻被社會貶稱為「乞食科」的科目，轉而選擇修讀工商管理等商科，以為畢業後能夠進入投資銀行成為「金融才俊」。
圖自港媒
然而，本來這些高薪厚職的數量非常少，門檻亦相當高，而當很多學生修讀商科時，就意味著對這些崗位的競爭非常激烈。結果筆者很多修讀工商管理的朋友，都無法找到他們心目中的理想職業，結果轉而從事其他職業，例如辦公室文員、銀行櫃檯服務員、服裝銷售員等等。這些職位的薪金比理想的中產職位低得多。
事實上，根據葉兆輝教授的分析（《香港貧窮問題真相》，2017，頁105-107），2001年至2011年之間，非勞動僱員、技術性勞動工人的職位的工資增長率不超過5％，而非技術性勞動工人更出現負增長12.4％。
這種期望的落差，導致青年對前途感到失望。這種向上流動的問題，以及上文提到的住屋問題，不就是物質問題嗎？
實際上，雖然香港青年不再成長於物質匱乏的環境，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棄物質生活，反而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上一代與新一代對物質的態度的差別，與其說是追求物質與否，倒不如說是追求物質的方式不同。
上一代人的成長環境，相對來說仍然是處於自由競爭階段的資本主義，各項營運成本開支較為低（尤其是港英殖民政府對勞工制定極其薄弱的保障），市民比較容易積累財富，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相對較高，他們感覺不用透過政治參與就能夠獲取物質。
然而，新一代的成長環境極為不同。雖然物質條件比以往大為改善，但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至壟斷階段，工資的低增長、高昂的租金、人力成本的上升，以至於產業結構的失衡及嚴重的貧窮懸殊，導致新一代產生「富裕中的貧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