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一線女性勞動者中，劉茜應該是職業較為特殊的一個。
劉茜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病理學副教授，也是參與此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解剖的劉良團隊中的一員。從2月16日起到2月26日，針對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病理解剖總共完成了12例，其中，劉茜參與了團隊所負責的9例。
對於遺體解剖的風險性，劉良教授曾這樣描述：「（解剖環境）相當於到輻射濃度最高的地方去」。而穿上隔離防護服做解剖，則更是會從體力和精力上考驗法醫的耐性，「不到10分鐘，滿頭大汗，即便只是做平時科研輕鬆可以幹的活，也會汗如雨下，呼吸困難，眼鏡護目鏡朦朧一片，像高原反應一樣，第一例做到大半截，出現心慌頭暈等低血糖表現……」
但為了能夠儘快進行病理分析，劉茜與團隊的其他成員依然夜以繼日地進行著解剖、鑑定、分析，最多時2月22日，他們24小時內完成了五臺遺體解剖。
「這個工作量確實很大，我們平常也很少連著做這麼多臺，加上新冠肺炎解剖需要穿防護服，體力消耗很大，團隊的大伙兒們也都非常辛苦。」在接受廣州日報記者採訪時，劉茜說道。儘管在體力上或許有些跟不上，但劉茜說，女性也自有其優點，那就是她們的「韌性」和「認真」。
劉茜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劉茜所在的團隊便一直呼籲要對死亡病例進行病理解剖。但由於新冠肺炎屬烈性傳染病，解剖風險過高，加上國內少有針對甲級傳染病、達到P3級生物實驗室標準的病理解剖實驗室，使得相關工作遲遲難以落實。
直到2月15日晚上，劉茜突然接到劉良教授電話，稱金銀潭醫院有一個死亡病例可以做解剖，要求大家立馬前往醫院。那天，劉茜原本正在家休息，接到電話後她便立馬開始收拾行李，甚至還來不及給家裡人做心理建設，便匆匆忙忙地收拾好行李衝了出去。手術室準備好了沒有？防護工作到位了嗎？對於這些問題，劉茜卻沒有細想過，「當時沒想那麼多，也沒覺得害怕，只覺得很激動，終於能把這個工作落實下來。」事後劉茜回憶到。
等到達醫院後，凌晨一點屍檢、凌晨四點結束，休息兩個小時後展開討論；當天上午11點，收到第二例病例解剖的通知，下午四點屍檢，六點半結束……不到18個小時，團隊便完成兩例病理解剖。
首戰告捷，隨後的幾例遺體解剖工作開展得也是格外順利：2月17日下午5點，第三例病理解剖；緊接著，第四例……2月22日，是團隊最為忙碌的一天，「我們24小時之內做了五臺屍檢」，劉茜說。
而那一天恰好是劉茜的40歲生日。事後，劉茜回憶這次在戰鬥中度過的生日，稱：「雖然沒有跟家人一起過，但是那天，劉良教授和團隊的其他小夥伴們一起在手術室外給我唱了生日歌。我女兒還為我做了一個生日蛋糕，拍照發給我，我覺得這個生日也過得很完美。」
其實，劉茜算是「半路」上殺出來的法醫。大學本科四年，劉茜就讀的專業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2003年，本科畢業後，劉茜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攻讀法醫專業研究生。
「我對法醫專業一直感興趣。高中的時候，受電視劇《鑑證實錄》的影響，裡面講述一個女法醫的故事，但高考那一年，法醫專業不招女生，所以我就報考了臨床醫學專業。另一方面，我覺得法醫專業很神聖，它能解決一些普通人不能解決的問題。加上我一直喜歡動手工作，所以大學在跟著劉良教授進行了一次解剖工作之後，就還是選擇了法醫專業。」回顧過往時，劉茜如是說。
不過研究生期間第一次做遺體解剖，劉茜還是沒能克服心理不適：「碰到的遺體是冰冷的，跟臨床上觸摸病人的感覺完全不同。」等她做完解剖去學校食堂吃飯時，看到碗裡的肉，一時都覺得難以下咽。
但這些不適感最終還是被劉茜克服了。2006年，在修完全部研究生課程後，劉茜以優異的成績提前攻博。2009年，博士研究生畢業後，劉茜繼續留在了法醫學系擔任助教，並在三年後憑藉豐富的教學成果升為法醫學系副教授，年僅32歲。
王云云是劉良的研究生，也是劉良團隊中的一員。這一次她同樣參與了遺體解剖的相關工作，主要負責手術臺前的輔助工作以及後期對器官組織取材、切片、閱片等的處理工作。
王云云說，在法醫這個領域中，優秀的女法醫其實並不少見，「就我所認識的，同濟醫學院畢業的就有許多女法醫相當優秀。」而據廣州日報記者查閱資料發現，當年完成我國首例、以及第二例SARS患者遺體解剖，在SARS疾病研究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法醫專家王慧君教授同樣畢業於同濟醫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前身），而她與劉良教授一樣，都師從於著名法醫學家黃光照。
17年前，在解剖室內安全硬體設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王慧君帶領團隊毅然走上解剖臺，揭開SARS病毒的真面目；17年後，面對高濃度病毒，則是劉良、劉茜等人選擇走到「輻射濃度最高的地方去」。
在王云云的眼裡，劉茜是一個專業性強、在工作上總是精益求精，且邏輯性很強的人；而她私下的性格則是非常多面，「可溫柔，可豪放」。劉茜則說，或許是法醫直面死亡的次數太多，反而愈發地對人生看得通透，「更懂得笑對生活」。
病毒並沒有嚇退劉茜，但有一件事情，卻對劉茜的觸動很深。
劉茜說，對於遺體捐獻或者是對科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逝者，進入解剖室之前，大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給遺體鞠躬。所有的遺體捐贈背後，都是家屬的無私奉獻。而在參與的9例遺體解剖中，最令劉茜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83歲的老革命。
老人曾參加過抗美援朝、酒泉基地建設等，在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離世後，家屬受其囑託，將老人的遺體捐給了劉良團隊。「解剖之前，我們有從醫生那兒了解過老人的情況，後來我也有看媒體的相關報導。」2月20日，劉茜將關於老人的家屬採訪視頻轉發到看朋友圈，配文裡，她這樣寫道：「向老人致敬，必定不負所托。」
經過這次「戰疫」，劉茜對「法醫」這個職業有了更多理解：「很多人都說法醫病理是管死不管活，但是我一直認為，它可以為更多活著的人，包括家屬、醫護人員們給出更多有用的信息。這一次的解剖讓我更加確認了這份工作的意義：法醫不僅僅是為法律服務的，它也可以為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提供更多相關的實踐經驗和基礎。」
自2月25日最後的病理解剖工作結束後，劉茜與團隊成員們依然沒能閒下來。在法醫的日常工作中，解剖只是屬於前期工作部分，後期劉茜們還需對器官組織進行取材、切片、閱片等處理，收集整理臨床資料，再分別多次地與一線臨床醫師進行結果反饋、討論交流。
3月4日，第七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發布。當天，劉茜轉發了最新版診療方案。在這份最新公布的方案中，有一新增章節得到了廣泛關注：病理改變——這一章節均是根據目前已進行的幾例屍檢和穿刺組織病例觀察結果總結而來，其中，「以肺臟和免疫系統損害為主；其他臟器因基礎病不同而不同，多為繼發性損害」。
儘管屍檢並不能指導醫護人員幹預所有病例，但其病理學研究報告卻能為後續的臨床治療提供重要的參考意見。在接受採訪時，劉茜也稱，此次病理報告對於臨床或許能起到的直接的啟示作用，其中最主要是莫過於以下兩點：
其一，明確了肺部病變主要是滲出性炎症病變，肺泡受到廣泛損傷，且纖維化嚴重。提示臨床醫師有針對性地保護肺組織、減少肺損傷。
「另外，關於肺部通氣障礙的疏導方面，也能對臨床起到一定作用。」劉茜說：「因為我們確實有在部分解剖病例中大體肉眼可以看到肺泡和氣管中有大量液體，有的甚至時分粘稠，一切開就會流出來，有的還會堵在氣道裡。這就提示在臨床治療中更要注意氣道的通暢，不管是用藥物稀釋排出也好，還是採用物理方法，如俯臥位、拍背等，都會對患者有所幫助。」
其二，明確除肺部病變外，其他器官也會受到攻擊和損壞，從而導致患者死亡。提示臨床不止要管肺部的問題，還要考慮免疫系統損傷以及其他器官繼發損壞的問題，從而需要制定更加全面的治療方案。
而相比SARS病毒，劉茜稱，經過對比發現，兩者引發的肺部基本病變雖然比較相似，但新冠病毒也有其特殊性：早期滲出更加明顯；肺泡上皮的增生相對不明顯，包涵體較少見；此外，相比SARS，新冠病毒對脾臟、淋巴結等免疫系統的損害更明顯。「所以，這個機制值得去進一步研究的。我們目前發現的免疫系統損害可能是病毒直接攻擊免疫系統造成的，它不是後續發生的併發症。」劉茜透露。
隨後記者觀察到，在新版方案治療中，針對重型、為中性病例的治療，也首次提出了免疫治療。
事實上，劉茜也一直密切關注著臨床治療上的動態。3月6日，劉茜就在朋友圈中轉發了一條文章：《武漢成立清肺小組：有肺部完全變白患者清洗兩天後接近正常》，文中提到的清肺小組正是重點針對由於痰栓、黏液栓導致治療困難、病情加重的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展開的診療。
在採訪結束後，劉茜給記者發來了女兒寫的一篇作文，其中有一段話如下：「只要有一線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只要有我媽媽這樣的研究人員，只要有一個人、一個團隊還在努力著，武漢人民就不應該感到害怕，不應該退縮，應該與這些人一起，勇敢地向疫情宣戰。」
劉茜說，過去，她不曾詳細地告訴女兒自己的工作是做什麼的，直到這次新冠肺炎遺體解剖被報導出來後，女兒在電視上看到了「劉伯伯和媽媽的團隊」，這才明白了她的工作的意義。對於劉茜等人來說，或許傳染病屍檢只是他們身為法醫的職業所需，責任所在，但在關鍵時刻，他們所表現出的中國醫生的求真和無畏，卻足以激勵無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