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大一新生時，選修過一堂有關人類大屠殺的課，這堂課徹底撼動了我。也有人提出討論認為，這應該是一堂所有人必修的課，了解人類可以冷血殘酷對待其他同類到什麼程度。
課程指定的閱讀書籍中，包括了三本直到今天為止，依然是我所閱讀過最重要的書：史丹利．米爾格蘭的《服從權威》、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以及針對金巴多（Philip Zimbardo）教授聲名狼藉的史丹佛監獄實驗所寫的評論。我們在課堂上也讀了漢娜．鄂蘭的著作，同時就跟其他成千上萬的學生一樣，研究她所提出的理論：邪惡的普遍存在。
這些作品，就如同潔西卡父母的朋友死在自己親生兒子手上那件罪案一樣，粉碎了我心中的某些東西，尤其是《服從權威》。我從大學開始就讀了這本書很多遍，在成為聯邦檢察官之後，又重讀了不下一次。
有些人可能不太知道米爾格蘭是誰，他在 1960 年代時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測試人類在服從命令的狀態下可以對他人進行傷害到什麼程度。米爾格蘭自己也瞠目結舌，一般人在進行一場學術實驗聽從命令的狀態下，竟然能夠毫無顧慮地對他人施加極度的痛楚，而且還願意親手操作事前告知過他們的高伏特電擊。為什麼？只因為實驗室裡的人告訴他們要這樣做。
米爾格蘭教授在五十年前寫下了這段話，這或許就是這個研究中最基礎的課題：
一般的普通人在對他人沒有任何敵意，只是遵照命令的情況下，就可以成為恐怖毀滅性行為的幫兇。
數十年後，身在職場的我，又再次從史蒂夫．馬丁的口中聽見鄂蘭最著名的那句話：邪惡無處不在。他用這句話來解釋，就算是善良的好人，只要在非人性化的規則下遭到囚禁，並身處於荒郊野外的監獄之中，就很有可能對其他同類做出殘忍的行為。
在二十世紀最知名的一場心理實驗──史丹佛的監獄實驗中，金巴多和助理挑選了二十四位看起來身心都十分穩定的史丹佛學生，全部是男性，透過擲硬幣隨機安排他們擔任獄警和囚犯的角色。這個實驗原本預計將進行兩周，但是到第六天時就取消了。為什麼？
因為擔任獄警角色的學生出現愈來愈明顯的虐待狂傾向，他們會對囚犯施以「心理壓力」，例如在凌晨兩點鐘把他們叫醒、將他們單獨囚禁起來，或強迫他們做出帶有凌辱性質的肢體動作。金巴多後來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表示，他之所以會結束這個實驗，是因為他發現自己「可以輕易就讓那些最兇殘的獄警和最不堪一擊的囚犯交換身分」。
多年後，還是有些評論文章對這場實驗的結果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有證據顯示「獄警」是受到強迫或有人指點才這麼做的。但是在這場實驗中，這些高人一等的史丹佛學生竟然立刻就學會以施虐、剝奪人性的方式來對待自己的同學，這個令人震驚的教訓依然成立。
無論是否過於誇大或是有所瑕疵，五十年來，史丹佛監獄實驗在社會大眾的腦海中始終難以抹滅，因為它傳說中的結果不只令人震驚，也完全可信。如同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這位曾被俄羅斯囚禁在殖民地監獄超過十年的鐵路公司億萬富翁在《我的監獄夥伴》一書中所寫：
「監獄對絕大多數的囚犯和獄警都會造成糟糕的影響。事實上，我們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個族群受到的影響更大。我們的社會必須要做點什麼來挽救這場人間悲劇，而這一切就要從讓大眾知道這件事開始。」
史蒂夫．馬丁想要做些什麼事來挽救這場人間悲劇。他相信我們可以用人道的方式進行監禁，監獄也不需要是個充滿暴力與腐敗，極端危險的汙穢處所，而他的終生職志就是要達成這個願景。究竟是哪些狀況加在一起會讓人變得野蠻與殘酷？答案是，文化與個人都脫不了關係。
任何一所監獄的環境在定義上幾乎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收容人被起訴犯了罪（或是已經遭到定罪），其中有許多人都患有精神疾病，而法院下令剝奪他們的自由，這一開始已經就讓他們低人一等了。但是在概念上這並不代表監獄就一定沒有人性，或是監獄沒有必要存在。只要有人因為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而遭到監禁，又或者因為這些人會對社會造成危害，甚或有逃跑的疑慮，監禁就是必要的做法。
重點是，我們從一開始就抱著一個火藥桶，因為監獄和拘留所是對人性的一種嚴厲考驗，監獄的運作方式，就是合理化行為和獎勵服從，如同金巴多實驗中所清楚顯現的。只考量到效率及安全性的政策和做法，很容易就會讓人失去人性。
史蒂夫說，監獄裡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可以讓你失去人性，更有數不清的方法可以讓你用對待牲畜的方式來對待人：監獄中完全沒有隱私可言，大家穿著一視同仁的制服，用編號來識別個人，並像牲畜一樣集體用餐等等。在這裡，基本上囚犯就是處於無能為力的狀態，而獄卒則是擁有如神般的無上權力──因為這是最簡單的做法。
通往地獄的道路就是由怠惰所鋪成，使用蠻力不需要動腦。動手動腳很簡單；要克制自己卻很難。只要有人反抗，他就會在腦門上挨一拳或是被抓去關禁閉，只要動用武力，絕大多數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許多文化中，動武就能獲得獎勵。史蒂夫二十二歲時開始擔任德州監獄的懲教人員，根據他的說法，這猶如身處一道溼滑的斜坡上無可自拔地向下沉淪，幾個月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愈來愈習慣以暴力來解決事情。到了二十四歲時，他覺得自己變了，變得更為暴力，跟那些史丹佛實驗中的獄警沒什麼差別，只除了這是現實生活。於是他決定要離開這個行業，但還是持續投入將監獄改善成人道環境的使命。他曾對我說：
如果當年我願意繼續用那種麻木不仁的方式欺負人，現在很可能已經當上監獄高官了。
並不是每個傷害他人的人都在一開始就決定要這樣做，也不是每一所監獄都是以傷害那些被起訴的人為目的，而採取殘酷的管理方式。這裡並不全都是敵意和刻意為之的邪惡。就拿東州懲戒所為例，這是全美第一所懲戒中心，由貴格教派（Quakers）成立，並於 1829 年啟用。
在東州，所有收容人都必須忍受殘酷的單獨監禁，是的，所有人。但這並不單純只是為了懲罰，而是為了讓他們改過自新。支持者之一的瑞許（Benjamin Rush）博士提議打造一間「悔過室」，讓囚犯可以在裡面透過獨處反省，進而真正體會到悔恨。它最初的用意是為了要療愈，一開始也被認為是種人道的做法，這麼做的理論是，單獨監禁收容人，可以讓他們好好面對自己內心的想法，然後反省並悔過。畢竟，懲戒所的重點就是懲罰並戒除，這也是當年的一場社會實驗。
到最後，把人單獨監禁起來所造成的問題，也終於鬧得人盡皆知。到了 1913 年，東州懲戒所停止了無論任何狀況一律單獨監禁的做法，了解到這是種非常殘忍又不人道的懲罰方式。這場實驗就此被放棄，但初衷卻是良善的。
不恰當的做法和膚淺的想法造成了種種後果，就如同許多可怕的故事也是如此。某次在八樓圖書館的例行會面中，史蒂夫說了另外一個令我永生難忘的故事。千禧年初，俄亥俄州青少年事務局請史蒂夫調查一所位於該州賽歐託（Scioto）小鎮的青少年觀護中心，這裡據聞有過度使用武力的狀況。 （這個小鎮還有另外一個知名之處，它是高爾夫球名將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開始學打高爾夫球的地方。）
史蒂夫發現這所觀護中心發生手臂受傷事件的比例高得驚人，例如手腕、手肘和肩膀的骨裂與骨折。他在這一行很多年了，從來沒看過像這樣的狀況，但正如他所說：
只要認真去尋找其中的行為模式，就一定能夠找到原因。
於是史蒂夫前去進行駐地觀察，很快就親眼看到了原因，那就是獄警在將收容人從一個地點帶往另一地點時所使用的戒護方式。獄警不知為何會使用一種很緊的C型夾來鉗制收容人：他們將收容人的手臂拉直，固定住手肘，然後把一個很重的C型夾扣在手肘上，這麼做會對手臂的所有關節造成極大的壓力。
我請史蒂夫在我身上示範，他緊緊抓著我，固定住我的手肘，我無法想像在這樣的方式下能走幾步路，更別說要走上一段距離，尤其是如果當下我處在一種非常焦躁的情緒之下。只要稍微動錯方向，一定會有某個地方會受傷。被詢問到為何使用這種方法時，獄警小隊長說：「因為我們一向都是這樣戒護的。」
史蒂夫啞口無言。你要如何在女孩們手臂被鎖成這樣的狀況下，帶著她們長距離移動呢？這根本就是種「痛苦服從」的方法，就連運送馬匹我們都不會用這樣的方式。特別讓人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是，這種約束夾竟然是例行的戒護方式，而不是用來停止打鬥或是有人違抗命令時才使用。
史蒂夫在提交報告之前先去找了典獄長，建議不能再使用這樣的約束方式了：戒護時不需要鎖住收容人的手肘，只要用一隻手緊緊抓住手腕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抓住手臂。就這麼簡單，手臂骨裂的問題立刻就解決了。
當然，有時候問題並不只是做法不恰當而已。有時候問題是一些壞人所造成，這些人因為身處在一個相當艱困的環境之中，再加上無能的獄政系統給了他們霸凌的機會，監獄中的腐敗文化也為他們提供了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