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陳景潤遭遇國際剽竊
這種改頭換面的東西，蒙外行可以，內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當然，在已經收到陳景潤第二階段研究成果的數學大家們看來，這個剽竊就太明顯了。
1977年，國際數學聯合會給中國方面發來一份邀請函，邀請「陳景潤教授」前去作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進展的專題報告。
今天我們對「邀請函」已經習以為常，出國之前常常要給對方發個信：請速發邀請函來，以便我辦理籤證。在我看來這是「邀請函」的異化——以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禮節，哪有催著人家邀請自己的道理？
陳景潤先生當時的這個邀請函，則是貨真價實的，對方連陳景潤的具體身份都不知道，也沒有和他聯繫過就發來了邀請函，是誠心誠意希望有機會和這位數論研究的高手進行切磋的。
根據一些前輩的介紹，國際數學聯合會的這個邀請背後，還有一段和剽竊有關的小故事。
被剽竊的，正是陳景潤。
陳景潤先生上世紀80年代以前為哥德巴赫猜想作出的貢獻，主要集中在1+2的問題上。但是，在1971年或者1972年，某國的數學研究院卻有一則消息傳出，說是他們攻克了1+2的證明。
當然了，某國方面頗以這個成績為傲，內部的表彰、宣傳都搞得轟轟烈烈。
不料，第二年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年會上，這個成果卻遭到當時國際公認的一些數學大家共同的懷疑。某國方面十分不滿，索性派研究出這個成果的科學家前往對質。
對質的結果，某國方面慘遭挫敗。
失敗的原因是非常簡單的——某國人是使用了陳景潤在1966年的研究成果。
陳景潤先生研究1+2問題，成果是分為三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是1966年前，他完成了對1+2問題的論證，但方法極為煩瑣，在關肇直先生的支持下，陳景潤將這部分成果以簡報的形式發表在1966年的《科學通報》上。當時的結果在國內數學界頗為轟動，但大家基本沒看懂——也來不及看懂了，很快「文化大革命」就展開，華羅庚、關肇直等都被打倒，研究工作全面停止；第二個階段是1972年前，陳景潤研究出了新的證明方法，並進行了廣泛的驗證，但是，這套內容不夠系統，也很是晦澀難懂；第三個階段，是1972年後，陳景潤找到閔嗣鶴先生，通過閔先生的艱苦工作，終於理順了頭緒，這可是個艱苦的工作，閔先生花了三個月才弄明白陳景潤的證明方法，自嘆這次審稿三個月要少活三年。至此，「陳式定理」才算正式定型。
閔先生1973年冬天去世，說起來，要是沒看這篇稿子，也許能夠和大家一起唱祝酒歌呢。
某國方面這個學者，是藉助了陳景潤1966年，也就是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改頭換面作為自己的成果拿出來。而如傳聞所說，陳景潤第二階段的工作中，曾一度將部分成果寫成論文，投交瑞士的某國際數學期刊。
這份稿件，一方面內容還不完全成熟，另一方面筆法頗有幾分愛因斯坦的真味，瑞士那邊基本上沒人能看懂，所以也就沒有及時發表。
即便看不懂，參與審稿的有關科學家還是深受啟發，從中受益匪淺。不發表不是水平不夠，是要琢磨清楚了再說。這時西方數學界已經有了「陳景潤教授」的大名，而且有人對他的研究頗有興趣。
就在這時，某國人的成果公開了。
這種改頭換面的東西，蒙外行可以，內行面前可是走不通的。當然，在已經收到陳景潤第二階段研究成果的數學大家們看來，這個剽竊就太明顯了。
於是，在對質中，只要對一些細節問題深入下去，某國學者就瞠目結舌——因為陳景潤1966年的成果，畢竟只是在《科學通報》中發了一個簡報，其內容並沒有完全發表，其中細節可不是通過一個論文就能推斷出來的。
某國人很丟面子。
那麼，明知自己的成果站不住腳，還要拿出來對質，某國科學界怎麼會作這樣愚蠢的事情呢？原因是負責科研的某國官員，也不知道這是個剽竊的成果。如果歸納一下，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某國學者為了完成根據政治需要提出的科研任務，不得不利用了陳景潤先生的早期研究成果，弄虛作假。這個弄虛作假搞得很「科學」，因為陳景潤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當時兩國學術交流早已凍結，這個剽竊無疑沒有人會到某國來抗議，而某國國內也很少有人會注意到中國人在幾年前取得的這個成果。
應該說某國學者的考慮是很有道理的。不幸的是，當時某國與西方的學術交流也很少，陳景潤寄到瑞士的稿件，某國數學界自然也無緣得知。
所以，當國際數學聯合會的專家們產生懷疑的時候，某國官員是理直氣壯而且深感不平的，至於具體作研究的學者，事情到了這步田地，也是沒有勇氣來說明真相了，只有硬著頭皮來對質，期望僥倖過關吧。
這次對質的結果，是「陳景潤教授」的影響驟然增加，其消息傳回國內，直接促進了對他的研究的重視，成了陳景潤先生研究成果迅速公開的催化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