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話說，有關美國的一切,都是生意（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在所有生意中，貿易可以說是國家的生意，其實關於貿易的故事，從美國建國之初就開始了。貿易，在美國國內政治與國際外交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梳理美國貿易的歷史，不僅可以釐清往昔，也可以理解當下與未來諸多問題。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A·Irwin）長期關注美國經濟，可以說是貿易歷史領域的領軍人物。他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長期為《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金融時報》等國際媒體撰稿，敘事往往邏輯與故事具備。
《貿易的衝突:美國貿易政策200年》是他的新著，800多頁的篇幅，是美國貿易政策領域不可錯過的「磚頭大作」。難得的是，他的敘述並沒有顯得枯燥，閱讀起來並不乏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金特來中國，被問及貿易戰時，就特別推薦了這本書。
美國貿易歷史兩百年，看起來很多紛繁複雜事件背後，其實也存在貿易的主線。歐文認為，美國貿易政策，有個三個目標——因為這三個目標英文字母打頭都是字母R，他總結為「3R」目標。具體是哪三個目標？首先，是稅收（revenue），也就是通過對進口產品徵收關稅增加政府的收入；其次則是限制（restriction），即通過限制進口保護國內廠商免受外國競爭；第三則是互惠（reciprocity），即通過互惠協定減少貿易壁壘和擴大出口。
可以說，這三個目標基本確定了美國貿易政策向度，彼此之間拉鋸構成貿易政策變化。這三個目標，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也正因此，美國貿易政策也因此可以分為三個時代：從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美國貿易政策為稅收而戰；從南北戰爭到大蕭條，美國貿易政策為限制而奮鬥，或者說保護主義，從大蕭條到現在，美國貿易戰爭轉為支持互惠。
美國貿易政策雖然變化感覺很大，但是長期格局想相對穩定。首先從經濟因素來看，主要利益集團的訴求變化相對比較緩慢。比如出口商往往希望降低關稅，而製造商往往希望增加關稅，商品可能有所不同，但是邏輯大概類似。不同地區的經濟活動，涉及不同行業廠商與工人，不可能在幾十年間就改變，甚至延續數個世紀。比如棉花始終在密西西比州生產，菸草在肯塔基州和北卡羅來納州，鋼鐵在賓夕法尼亞州。由於商業因素，每個州的利益集團和國會議員都在爭取自身利益，多重博弈之下，反而使得大力改變現狀的立法很難通過，使得政策保持穩定。
這種訴求投射到政治領域，體現了黨派政治的理念差異。民主黨的早期支持者多數來自南方，農場主需要出口，所以民主黨主張低進口關稅，而輝格黨與後來共和黨的支持者來自北方工業地區，所以他們往往主張保護性高關稅。在國父詹姆斯·麥迪遜的年代，格局就大概註定了。麥迪遜意識到貿易政策背後的利益集團不同，「應該在何種程度上利用對外國製造商的限制，鼓勵本國製造商？土地所有者階層和製造商階層對這些問題有大相逕庭的結論，而且可能都不是出於對正義和公共利益的考慮。」
黨派利益格局就此劃定，共和黨相對支持保護主義，而民主黨相對而言不那麼保護主義。除非遭遇南北戰爭或者大蕭條這樣的大事件，足以重新調整黨派政治，才能改變美國貿易政策。一般情況下，美國貿易政策即使面臨各種政治經濟的劇烈博弈，表現也非常穩定。
政治因素，黨派政治與共和主義，導致了美國貿易政策在拉鋸中穩定的特點。歐文指出：一方面，美國貿易政策衝突帶來的痛苦，貫穿了美國政治衝突；另一方面，美國經濟地理與政治體制的特性，共同維持了美國貿易政策的穩定性。
在這個清晰簡明的框架下，其實不少細節體現了作者功力，也不乏很多有洞察力的發現。比如1930年出臺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使得2000多種的進口商品關稅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很多人都批判這引發了大蕭條，因為法案後美國進口和出口都大幅消減，少部分學者則認為這一法案的保護作用，對於美國經濟有幫助。歐文考證認為這一方案和大蕭條關係不大。關於關稅的利益角色，他指出，全國工會對於關稅往往沒有明確的態度，不同行業協會的影響更大。
生意就是生意，但貿易不僅僅是生意。大部分情況下，利益和政治博弈可能會決定政策走勢，但是有時候，純粹基於理念的堅持，也會帶來很大改變。比如，1933年到1944年擔任美國國務卿的赫爾。我們知道，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不少和貿易有關，也涉及爭奪原材料。但是，赫爾的個人理念，在於戰後的首要目標是「為公正的和平創造最終條件」，這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可以無差別獲得原材料，而不應該通過貿易限制來表達民族主義。這種信念一直伴隨著美國在二戰後的領袖地位，不僅推動美國貿易政策走向，也改變了世界貿易秩序。
在當時，這樣的看法顯然是過於理想主義的。即使凱恩斯這樣的經濟學家，也認為戰後需要進口配額和國營貿易等經濟規劃，來保證充分就業。他把美國解除歧視性態度的協議草案，稱之為「赫爾先生的瘋狂建議」，為此和助理國務卿艾奇遜也有理念衝突。凱恩斯這樣想，其實也不奇怪。他認為國際貿易中的自由放任主義不少內容是正確的，不過他的思路，往往立足實際角度，希望藉助規劃解決經濟，尤其捍衛英國在國際貿易中長期特惠權利。
最終，赫爾的努力還是成功了，不僅僅是利益的作用。看起來，他來自傳統上支持自由貿易的南方，但是他的成果，恰恰在於並不是簡單的政治傀儡。他的努力，更多來自身理念而不是利益集團的推動。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今天談貿易，總是談自由貿易有助於消費者福利等經濟論點，好像經濟的可行性就自我論證政治的可行性。理念很美好，但事實未必如此。從美國歷史來看，貿易看起來是經濟事務，但是在美國這樣律師做主的國家，其實更多體現在政治層面。在過去，國會長期主宰貿易政策走勢，但是從1934年後，情況有了變化。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案》通過，這讓總統可以與外國達成貿易協議。這意味著總統在貿易方面的角色被放大，而總統可以引領國會。
也正因此，貿易政策出臺，往往是政治理念與黨派政治甚至利益交換的結果。自由貿易往往對於消費者有利，但是消費者往往是分散的，所以沒法形成一致行動的利益集團。在中美貿易戰前，和一位研究貿易的經濟學家聊天，我說，既然自由貿易是經濟學共識，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反對？他說，自由貿易從來不是共識，即使在研究領域。即使道格拉斯·歐文這樣的經濟學家，考察歷史之後也不得不說，經濟學家對貿易政策並沒有大作用。
最典型的即是1930年代，即使1028多位經濟學家聯合上書，懇請胡佛總統不要籤署貿易保護主義的法案《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也無濟於事。這多少讓人想到當下，無論數百名經濟學家聯合上書反對選舉川普，還是上千名經濟學家發布公開信反對貿易保護，雖然有不少關注，但是無助於改變實際政策。當然，經濟學雖然不被政策重視，但是並非沒有用。正如經濟學告訴我們的，貿易始終可以帶來經濟福利，而關稅其實也是間接給消費者徵稅。最現實的道路，經濟學家通過解釋貿易的好處和保護的成本，來影響大眾的觀念，間接影響政策。
按照作者的邏輯，當下美國仍舊處於互惠的框架之下，除非出現大衝擊，否則這個框架不會變。這個答案，足以讓我們對於當前貿易爭端表示放心，但是需要注意在大前提之下，仍就蘊含著變化。比如我們談互惠（reciprocity），這個法律詞彙，也許不僅僅是互惠，在西方理解中，也體現了對等原則，而中方主流理解直到最近幾年還是互惠原則。更重要的，互惠可以是多邊格局之下的互惠，比如WTO框架之下，也可能是小群體的雙方的互惠，類似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的貿易協定。
貿易衝突，充滿了誤解與衝突，有多少是出於理念分歧？有多少是出於利益衝突？貿易談判其中信息誤差，不僅在於表述的差距，也在於貿易政策的取向與應對。解決貿易爭端，需要知己知彼，並不是僅僅依靠利益或者大撒金錢就可以解決的，否則會很難理解川普所要求的公平貿易的含義，以及美國民眾對於全球化的不滿何以加劇。理解一時有誤，並不可怕，但是長期有意無意的誤導，往往會導致悲劇。我們閱讀歷史，往往希望歷史可以告訴我們未來。不過，對於歷史的考察，不應該太多帶入今天的眼光。歷史的啟發，更多是在於教訓，避免人類一再重複的錯誤，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