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騎射習俗的形成，究其根源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正是因為這種特定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契丹人以畜牧射獵為業，同時也培養了契丹人諸多的優秀軍人品質。因此說，地理環境是契丹騎射習俗和騎兵軍事素養形成的天然因素。在西方，地理環境理論又稱為「地理環境決定論」，其理論由來已久，最早對地理環境闡述的是古希臘時期的希波拉底。他認為地理環境對人的體質和性格具有決定作用，正是氣候條件使他們在緊張的勞動中保持堅韌不拔的毅力。公元前4世紀的亞里斯多德認為，地理位置、氣候、土壤等決定著民族和社會的發展。希臘半島位於溫帶，這賦予希臘人優秀的品質，如勇敢的精神和發達的智能等。16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博丹認為，地理條件是各個民族互不相同的根本原因。
「社會是在地理環境的影響下形成的，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適應氣候和土壤的條件，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不同形式的政府。」一般認為博丹是資產階級「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先驅者，而孟德斯鳩則是「地理環境決定論」代表人物，他認為寒冷的空氣把身體外部纖維的末端緊縮，減少長度，增加彈力和力量，利於血液回流心房，心臟的力量更加強大，精力充沛，性格直爽。由於北方人民身體的纖維力量大，身體魁偉，對於疼痛的感覺比較遲鈍。不同氣候的不同需要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不同種類的法律。土地貧瘠，使人勤奮、儉樸、耐勞、勇敢和適宜於戰爭，反之則相反。
亞洲地區，嚴寒緊接著炎熱地區，強國和弱國對面而立，一邊是好戰、勇敢、活潑的民族，一邊是巾幗氣的、懶惰的、怯懦的民族。所以一個民族勢必為被徵服者，另一個民族勢必為徵服者。因此，人和動物的發展一樣，都是由自然地理環境決定的，人類的體質和心理狀態、人口和種族的分布、文化水平的高低、經濟的盛衰、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前途等，都受到自然環境的支配。
19世紀初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地理環境理論，顯然不同於資產階級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在他的《歷史哲學》中曾講過「助成民族精神的那種自然的聯繫，就是地理的基礎。」這裡的地理基礎即是指地理環境，包括地理條件和氣候條件。同時，根據乾燥的高地和廣闊的草原地區的地理環境，認為這一地區的財產不在於土地而在於和他們一起漂泊的牛羊。一個地方草盡水涸，整個部落又到別處。遊牧生涯使他們沒有固定的生存法則，因此顯示出好客與劫掠兩個極端。蒙古人用馬乳做飲料，也是他們營養的食品，所以馬匹是他們作戰的利器，時常集合為大群人馬，在任何一種衝動之下，便激發為對外的活動，像山洪暴發，退時又無影無蹤。
上述「地理環境理論」是筆者針對北方地區的特殊地理環境而進行的綜述和分析，從現在角度來看，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地理環境決定了其區域人種的體質、性格和品質，以致影響著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地理環境」在《辭海》中的解釋為「指環繞人類社會的自然界。亦稱自然環境，包括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自然環境是氣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與動物界有機組合的自然綜合體。」遼史》卷32《營衛志中》所載：「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對於契丹及契丹所建立的遼朝的疆域來看，氣候多為寒冷、多風、乾旱；地貌為高原、磧漠、石田（不能耕種的田）；水文為北方大小河流、湖泊；植被與動物則為草原、樹林、牲畜及獵物。
這些正是契丹人醞釀、生存和發展的地理環境，也是因為在這樣的生存環境中，造就了契丹人特殊的體質、性格和品質。從這方面來看，亦符合西方「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觀點。契丹人起源於北方松漠地區，長久以來活躍在北方寒冷的草原地區，養成了契丹人身體魁偉、好戰、勇敢、意志堅定等優秀軍人的素質，在戰鬥中表現出來的即是黑格爾所說遊牧民族的戰鬥特質。因此說，契丹人的地理環境是契丹騎兵軍事素養形成的天然因素。契丹「以用武立國」，武力強盛是立國之本，「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是契丹經濟類型和軍事特點的集中體現。契丹人生活中的騎射，主要體現在狩獵生產生活過程中，在遼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則是四時捺缽制度，以及由騎射習俗形成的休閒娛樂為主要目的的軍體項目。
契丹騎兵最重要的技能即是騎射技藝，從上文的地理環境理論來看，契丹人特定的地理環境形成了特有的遊牧生活方式。契丹在建國前，過著「逐寒暑，隨水草畜牧」和「逐獵往來，居無常處」的生活習俗，建立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無論在契丹建國前還是建國後，契丹族始終保留著遊牧民族的生活生產習俗。從契丹古八部、大賀氏、遙輦氏以及建國後的太祖十八部、聖宗三十部等，都保持著以部族為單位的遊牧狩獵習俗，他們在馬背上運用騎射技能群體與野獸搏鬥，獲取獵物，武器裝備、技能與行軍作戰相同，生產與軍事訓練融為一體，時常保持著戰鬥狀態，使契丹騎兵的軍事素養在日常的遊獵生產過程中日益提高。亦因此養成了契丹人個個精於騎射，並培養出契丹人勇敢、強悍和不畏艱險的軍人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