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學真原》獨特的古代中國
在《天學真原》第一章「緒論」中，第一句就說：「『天文』一詞，今人常視為「天文學」的同義語，以之對譯西文astronomy一詞，即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但在古代，『天文』並無此義。」古籍中較早出現「天文」一詞者為《易經》。並根據《易經》明確古代中國之所謂「天文」，「既用以指天象，又引伸出第二義，用以指仰觀天象以佔知人事吉兇之學問。……『天文』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其含義及性質既是如此，可知正是今人所說的『星佔學』，對譯的西文應該是astrology。歷代官史中諸《天文志》，皆為典型的星佔學文獻。」
佔星術在科學史的意義在於促進了天文學的研究，這不僅在希臘而且在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紀的歐洲都是如此。佔星術培育了天文正如鍊金術之培育化學一樣。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瑪雅等等，人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相同的現象：天文學研究產生於星佔學活動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臘。古希臘的星佔學是較晚時候從巴比倫等地輸入的。這就是希臘天文學不象其它古代文明那樣產生於星佔學活動之中，而是在星佔學傳入之前就已產生並相當發達了。說明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現代天文學體系，其源頭正是古希臘天文學。
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在古代中國並不存在。不惜引用M·達朗貝爾（Delambre）與A·塞迪洛（Sedillot）侮辱中國人的話來證明。並武斷地說：「天文學究竟是否曾經從古代中國星佔學母體中獨立出來，這個問題實際上直至今日仍未解決」。為了避免造成概念上的混淆，對於古代中國天文學，不使用「天文學」一詞，就以「天學」二字代之。說明「古代中國天學無論就性質還是就功能而論，都與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迥然不同」。
其實，中國的天文，從來就沒有過現代天文之「天文」的涵義。這主要與中國的地理環境有關。中國的地理環境很獨特：中國位於亞洲大陸東部。太平洋西岸，是一個左大海，右高原的「海中地」國家，古代文化中心在黃河流域，這一中心的北部是遼闊的草原和森林，西部是崇山峻岭和萬裡沙漠，路途艱險，交通不便；東南雖有漫長的海岸線，但臨近的各民族國家的經濟文化都不如中國發達，因而就使中華民族不可能象希臘人那樣大量吸收埃及人的幾何、蘇美爾人的代數、亞述人的天文科學等科技成就。這種相對封閉的大陸內聚形地理環境，不僅有效地限制了中國與其他古文明地域的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局限了中國古人的地理視野，無從全面了解世界地理狀況和真正認識地球形體，遂產生了「中國居天下之中」、「四海之內」、「大九州」的世界圖示觀念。正由於這個地理環境的特點，局限了中國古人的地理視野，致使中國的天文，從來就沒有過現代天文之「天文」的涵義。也就是古代中國的天文有其自身的獨特性。
中國天文可以是一個天上人間的「網絡系統」，遵循著「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的普遍原則。天文只是道的顯現，人事與天象是天文的「兩端。古代中國人「天」是變化的。天象之變既本於人事，又預兆著人事；既是人世的投影，又反照著人間。離了人事便無天文。
說明「天文」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是以「人」為本，正是今人所說的「星佔學」。歷代官史中之《天文志》，皆為典型的星佔學文獻。所以《漢書·藝文志》說：「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兇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
「天文學究竟是否曾經從古代中國星佔學母體中獨立出來，這個問題實際上直至今日仍未解決。」我們這是獨特的中國地理環境所決定的。中國人的「天」，與西方人的「天」是大不同的，中國人的天，是天象、地象、人象三者合一的大一統的「天」，而且認為「天」是「變化」的；可見古代中國科學家進行科學活動更主要的是以人為本，為了實用，為生存服務；更由於地理環境的不同，自然與古希臘的天文不同。古希臘的天文學確實沒有在中國發生過，這有什麼可以指責的？這就不勞以所謂「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來規範古代中國人了。
《天學真原》對天的認識
在第二章「關於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中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一個含蘊極廣的概念。就廣義而言，『天』被用來指整個自然界。這個自然界，或者說天，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並非象近代科學的『客觀性假定』中那樣是無意志、無情感、可認識、可改造的客體，而是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無法徹底認識、只能順應其『道』與之和睦共處的龐大神秘活物。這或許就是一些現代中外學者所盛稱的古代中國人的『有機自然觀』。所有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的大道理，最終都可歸結為一點：人如何與天共處，即如何知天之意、得天之命，如何循天之道，邀天之福。」
認為「近代科學的『客觀性假定』中那樣是無意志、無情感、可認識、可改造的」天，與「一個有意志、有情感、無法徹底認識、只能順應其『道』與之和睦共處」的天是不同的。確實是這樣。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天體是常變的，它是常變的人間事務的投影。與古希臘人、中世紀歐洲人、以及阿拉伯人的"天"有巨大的差別。在古希臘人（以亞裡斯多德為代表）的世界中，天體是完美無缺、永恆不變的。一些使古代中國人產生強烈情緒反應的天變，如太陽黑子、新星（客星）等等，在古代、中世紀的歐洲人卻避而不談，甚至視而不見。正如科學史家薩頓所指出的，這些天變並非難於觀測，而是他們迷信天體的完美與永恆。
由於西方人天體是完美無缺、永恆不變的，所以西方的天文學家就把天體運行作為純客觀現象進行研究，主要是研究天體的分布、運動、位置、狀態、結構、組成、性質及起源和演化。天文學與其他自然科學不同之處在於，天文學的實驗方法是觀測，通過觀測來收集天體的各種信息。因而對觀測方法和觀測手段的研究，是天文學家努力研究的一個方向。物理學和數學對天文學的影響非常大，它們是現代進行天文學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論輔助。
而古代中國人天地人是大一統的世界：天象，其本在於人，其中有地道；地象，其本亦在於人，其中亦有天道。天象、地象並無截然的分野，二者都是由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的途徑，是反照人間事物之鑑，分別為天象、地象，只能是就大體而言的。天象、地象是一體之象，這個體，就是天。我們經常古代中國人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這個天，不是與地相對待的天，而是作為全體的天。這是因為，人不僅和與地相對待的天合一，而且和與天相對待的地合一，這才是天人合一的真蘊，才是「萬物與我為一」的真蘊。如果僅和與地相待的天合一，那麼地呢？萬物呢？難道它們都失蹤了？天、地、人、陰、陽、五行，是天的十端；而人，最為天下貴；因此，人既是其它九端的「發散點」，也是「輻合點」；人便從天之十端中突現出來，「下長萬物，上參天地」（即與天地並立），與十端之全體的天圓融為一。
古代中國人的天，是變化的大一統的天。沒有亞裡斯多德式的、表徵完美無缺的上帝的、完美無缺的天體。是變化的天。天象的變化，是人事變化的投影。而天象之變，本於人事，觀天之變的目的，在於整合人事。人事與天象是天文的「兩端」，天象之變既本於人事，又預兆著人事；既是人世的投影，又反照著人間，離了人事便無天文。可見，古代中國的天文學，正如《易·繫辭》所說：「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天文是人事吉兇之象，唯此而已。
天象並非決定禍福，而只是預示吉兇。天象僅僅是人事得失的投影，人們可以根據天象「參政」。在「參政」過程中，就出現了「天命」和「天意」說法。顯然，這「天命」和「天意」，都是「民意」的化身。所謂「得天命者得天下」，此「天命」即「人心所向」。
在遠離西方的古代中國世界中，沒有與人對立的、純然「客觀」的天體，當然也不會有把天體運行作為客觀現象加以研究的「天文學家」。西方的天文學家，與中國的「天文學家」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使命。若以西方天文學家來比附中國「天文學家」，必然得出中國為「低級社會」的結論。另一方面，某些西方科學史家，之所以致力於中國「天文學」的研究，不過是想攫取符合西方天文學體系的材料，有意無意地把中國的天文學，納入西方的體系。這正是寫《天學真原》的真實原因。
《天學真原》古代中國天文學與古希臘不同
在《天學真原》中說：「事實上，幾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瑪雅等等，人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相同的現象：天文學研究產生於星佔學活動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臘。……因為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現代天文學體系，其源頭正是古希臘天文學。當然，星佔學一旦傳入希臘後，它也很快在歐洲文明中紮下了根，長期繁盛不衰。」
從的這段話可以看出，現代天文學體系的生命力沒有星佔學強大，古希臘天文學再如何成為現代天文學體系的源頭，星佔學一傳入希臘，很快就在希臘紮下了根，而且「長期繁盛不衰」，說明古希臘天文學在星佔學面前，顯得軟弱無力，很快就被同化。以現代天文學體系的源頭是古希臘天文學，不但不應該引以為榮耀，在星佔學面前，當應該有所反思。的所謂「現代天文學體系」很快就會被星佔學所取代，這是一定的。
五星佔就是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專著」。五星佔的出土，是我國迄今為止能見到的最早的天文專著，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天文著作之一。經研究考證，《五星佔》所記載的金星會合周期為584.4日，比今測值583.92日,只大了0.48日,誤差只有萬分之幾；土星的會合同期為377日，比今測值378.09日只小了約1.09日;恆星周期為30年,比今測值29.46年只大0.54年,在沒有天文望遠鏡的古代中國,其精確度令人驚訝。帛書中還談到金星的會合周期「五出，為日八歲，而復與營室晨出東方」，也就是金星的5個會合周期剛好等於8年。法國著名天文學家弗拉馬利翁的《大眾天文學》第2冊裡說：「8年的周期已經算是相當準確的了，事實上金星的5個會合周期是8年減去2天10小時」。如此縝密的五大行星運行記載，在當時沒有精密天文儀器的情況下是不可想像的，說明那時的天文學家已經很熟練地利用速度乘以時間等於距離這個公式，把行星動態的研究和位置推算在機地聯繫起來了。
古代中國的天文學與古希臘有著明顯的不同。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說：
①、中國天文學與希臘有深刻不同的地方，在於它發展了巴比倫的代數學傳統，計算和預告太陽、月亮、行星的位置不需要任何實在的幾何模型，不象歐多克斯、亞里斯多德、託勒密依據機械天層所建立起的那種「均輪套本輪、軌道套軌道。」
②、中國和希臘天文學的另一個基本的差異，是著重點不同。希臘人的注意力總集中在黃道，七曜由此通過，希臘人類似於古埃及人，通過注視偕日升和偕日沒（即黎明前升起、黃昏後落下）的星座去解決太陽在恆星間的位置問題，然而中國人的注意力總集中在赤道和拱極區，即恆顯圈，恆星在其中永不上升也永不落下，我們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觀測中心河南陽城就可見這一情況。 中國人把天空分成四宮，每一部分有一古代象徵性的動物；蒼龍為東方和春，朱雀為南方和夏，白虎為西方和秋，玄武為北方和冬。而緊圍著天帝極星的北拱極區按類似於五行的象徵性關係，又認為是獨立的中央黃宮。這種五行觀貫穿在整個中國的自然哲學中。
③、還有一個比這更重要的天劃區劃分，就是從遠古經來，中國的赤道（與黃道相對）被分成28份，稱作28宿，四宮中每宮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標定，從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標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佔的赤道範圍有很大差別。
三種天球坐標系的區別：
①、中國——赤道坐標系統
②、阿拉伯——地平坐標系統
③、希臘——黃道坐標系統
赤道坐標系以天極為中心，地平坐標系以天頂為中心，黃道坐標系以黃極為中心。這三個中心是不一致的，三者的空間取向也是有區別的。
對三種天球坐標系之間的差異，李約瑟做了如下的論述：「希臘坐標基本上是黃道的，依黃道和黃極測量恆星的位置。阿拉伯系統是利用地平，採用地平經度和地平緯度，這種系統具有很大的缺陷，僅可用於地球上某些單個的特殊點。在中國根本沒有地平系統，可能僅在很晚時受阿拉伯影響才出現。另一方面，希臘系統確實在唐朝就出現了。……在中國文化中，天極——赤道坐標的出現是很早的。」早在何時？據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發現的M45號墓，墓中由蚌殼堆塑而成的一組包括北鬥和蒼龍、白虎星象的天文圖，證實中國的赤道坐標系統，在距今6460以前就出現了。
古代中國天文學的獨特性在於：①六、七千年以前就建立起沿用至今的赤道坐標系；②根本沒有地平系統；③、與黃道坐標系沒有關係，這一獨特性使「中國天文學作為一個體系在著眼點和洞察力方面都跟西方天文學有顯著的不同。」
一些學者不了解這些情況，自覺或不自覺地用地平、黃道這兩種坐標系的基本知識，用現在的天文現象去分析古代中國六千年以前的天文現象和天象記錄，其結果是無功而返，因為這種研究方法無法使古代文獻記載的史實找到實實在在的科學依據，由於他們無視古代中國天文學的獨特性，於三種坐標系之間的差異性而不顧，仍舊沿襲舊所以他們錯下結論，認為「天文學在古代中國不存在」。
《天學真原》對星象學的偏見
在《天學真原》第一章「緒論」中說：「『天文』一詞，今人常視為『天文學』的同義語，以之對譯西文astronomy一詞，即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但在古代，『天文』並無此義。古籍中較早出現『天文』一詞者為《易經》。《易·象·賁》云：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代成天下。 又《易·繫辭上》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與『人文』、『地理』對舉，其意皆指『天象』，即各種天體交錯運行而在天空所呈現之景象。這種景象又可稱為『文』。《說文》九上：『文，錯畫也。』『天文』一詞正用此義。
『天文』既用以指天象，又引伸出第二義，用以指仰觀天象以佔知人事吉兇之學問。《易·繫辭上》屢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皆已隱含此意。
『天文』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其含義及性質既是如此，可知正是今人所說的『星佔學』，對譯的西文應該是astrology。歷代官史中諸《天文志》，皆為典型的星佔學文獻，而其取名如此，正與班固的用法相同。這類文獻中最早的一種見於《史記》，名《天官書》，尤『天文』一詞由天象引伸為星佔學的脈絡——天官者，天上之星官，即天象也，亦即天文。後人常以『天文星佔』並稱。
科學意義上的天文學與星佔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現象。著名天文學史家A·貝利（Berry）認為：
對星佔學的信仰，無疑曾是對真正的天文學研究的一個強有力的剌激。貝利強調了星佔學對天文學的促進作用，但對於兩者孰先孰後的問題，採取迴避的態度。M·克萊因（Kline）則傾向於認為星佔學的歷史更為古老：
佔星術在科學只的意義在於其促進了天文學的研究，這不僅在希臘而且印度、阿拉伯和中世紀的歐洲都是如此。佔星術培育了天文正如鍊金術之培育化學一樣。克萊因將星佔學與天文學的關係與此類比，意味著將星佔學作為天文學的前身。事實上，幾乎在所有的古老文明中，比如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馬雅等等，人們都可以看到一個相同的現象：天文學研究產生於星佔學活動之中。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臘。許多西方學者都強調指出：古希臘的星佔學是較晚時候從巴比倫等地輸入的。……希臘天文學不象其它古代文明那樣產生於星佔學活動之中，而是在星佔學傳入之前就已產生並相當發達了。這一例外是意味深長的，因為今天通行全世界的現代天文學體系，其源頭正是古希臘天文學。當然，星佔學一旦傳入希臘後，它也很快在歐洲文明中紮下了根，長期繁盛不衰。」
「在一些西方學者看來，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在古代中國並不存在。」又引用16世紀末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利瑪竇（MathewRicci）認為：他們把注意力全部集中於我們的科學家稱之為佔星學的那種天文學方面；他們相信我們地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取決於星象。
並引用一些更加剌耳的評論：M·達朗貝爾（Delambre）曾說：「中國歷史雖長，但天文學簡直沒有在中國發生過。」A·塞迪洛（Sedillot）甚至說：
他們是迷信或佔星術實踐的奴隸，一直沒有從其中解放出來……而是把他們那令人敬佩的特珠毅力全部用在對天文學毫無價值的胡言亂語方面，這是一種野蠻習俗的悲慘後果。
天文學究竟是否曾經從古代中國星佔學母體中獨立出來，這個問題實際上直至今日仍未解決。
從這裡完全可以看出，是個歸皈了西方文化的中國人，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來規範古代中國文化，這樣做，就永遠不能洞見古代中國文化的真諦。其實，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中國的「五星佔」就是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專著。根本就不需要「從古代中國星佔學母體中獨立出來」。在中國人看來，「天文」與「氣象」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言天文必言氣象，言氣象必言天文。而且是天文決定著氣象：有這樣的天文就有這樣的氣象，有這樣的氣象就有這樣的天文，星象學就是中國最精深的天文學。也可以說：「頂尖的科學家多是物理學家，頂尖的物理學家多是天文學家，而頂尖的天文學家，終將走入預測未來的星象學領域」。牛頓就是一個例子。
牛頓是一位科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也是一位星象學家。他曾預言在他死後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750年的頭三月內，會發生北極光風暴與倫敦大地震。結果正如他所在1750年的二月，，發生北極光風暴，接著就是倫敦大地震，加上時速達一百英裡的強風，數千人因此而喪生，牛頓的依據是，那時將有日食，月亮在近地點，而且這時候木星也正好接近地球：由此他推論會引起地震以及大氣層的活動。
你能與牛頓相提並論嗎？大概還是要差一點點子吧。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內，天文學與星佔學是不可分的，像著名的天文學家託勒密、第谷、克卜勒等，也是大星佔家。佔星需要觀測、推算天體的位置，這對天文學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的「五星佔」就是古代中國的天文學，在中國大陸，必定還是黑頭髮、黃皮膚，你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貶斥中國天文學——星象學呢？
《天學真原》我國頂級氣象專家與一個民間老人的較量
1999年，為世紀之末，一位曾經震驚世界的歐洲大預言家諾查丹瑪斯那，發出了「1999年人類大劫難」的恫嚇，天文學家又證實了1999年的天空的確要出現行星組成的「大十字架」，更增加了人們的不安和慌恐。各國科學家紛紛撰寫文章，見仁見智，預測地球的禍福安危，不期而然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或喜或憂的情緒浪潮。
民間老人欒巨慶對諾查丹瑪斯那「1999年人類大劫難」的所謂預言在報紙上給予了批判。他「十字連星」是太陽系的正常現象，在人類歷史上曾出現多次。如公元前110年、公元1909年也都出現過「十字連星」的天象。公元前110年不可能有氣象資料，也沒有史料記載什麼大劫難；1909年的「十字連星」現象，史料只記載「呼蘭府冬大雪五六尺」，也沒有什麼劫難之說。老人1999年的「十字連星」實際上並不是「十」字，而是「X」字。他根據爺爺和自己上百年的研究成果，認為這樣的天象出象，會造成地球上異常的旱澇。早在1990年，這位老人就「十字連星」現象，對1999年的氣候影響做出了預報：「對長江未來特大洪水的預報：據天氣反映，未來的1999年的梅雨季節，將有八大行星集中對應長江流域，還有月球在赤緯19度回歸對應，將是特大洪水的年份，同時黃河流域將發生嚴重的乾旱」。就在這位老人做出預報之後的第10年，即1999年4月4日至5日，中國歷史上首次人數最多、級別最高的「1999年汛期降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參加這次研討會的有國家氣象中心、氣象中心、水利信息中心、總參氣象中心、中科院等30多家權威單位；有院士、研究員、教授、高級工程師等權威人士近百名。媒體報導說：「近百名專家、學者、教授匯集一堂，共同研討汛期天氣，這在我國歷史上尚屬首次。」（引自1999/5/25《中國減災報》）那位神奇老人，此時在國內已是小有名氣，但是，這次卻沒有受到國家氣象局的邀請，沒有參加這次世紀末汛期降水學術研討會……這個沒有「神奇老人」參加的研討會形成的「學術性結論」是：「今年夏季雨帶位置北移，長江中下遊地區，尤其是江南降水偏少。」（引自1999/5/25《中國減災報》）到了1999年的6月3日，國家氣象局對1999年夏季全國的氣候趨勢再次進行了會商，預測結論仍然是：「主要多雨區在淮河流域、黃河中下遊、華北大部、東北大部及東南等地區，主要少雨區位於長江中下遊至江南北部一帶。」（見記者蔣鳳英1999/6《中國氣象報》報導）我國頂級氣象專家們當年兩次預報得出的學術性結論：長江流域少雨，黃河流域多雨。這都與「神奇老人」10年前所做的「長江特大洪澇，黃河嚴重乾旱」的預報截然相反！
為什麼出現近百名頂級氣象專家得出的學術性的結論還不如一個民間老人呢？道理很簡單，只能說明這些所謂「百名頂級氣象專家」，不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他們被西方文化「洗」了「腦」，腦子裡充滿了「分裂」，「言氣象不言天文，言天文不言氣象」。這種思想在「言氣象必言天文，言天文必言氣象」的「大一統」面前，在中國的土地上，自然是「必然的失敗」。
民間星象學家欒巨慶行星運動能影響大氣環流變異。他經過考察，終於發現：行星影響地球氣候的作用點，不是像「萬有引力」那樣在「星下點」垂直作用，而是彎曲的。在南半球，向南彎曲；在北半球，則向北彎曲。南北彎曲各約20個地理緯度。
欒巨慶把這個磁感應偏移的區域，叫做「行星對應區」。比方某行星直射（垂直對應）北緯20°時，它影響氣候的區域不是在北緯20°，而是在北緯40°；如某行星直射南緯20°時，行星對應區就是在南緯40°。而且緯度越高，磁力線的彎曲度越大。這完全是欒巨慶考察觀測的結果。
磁感應的作用點為什麼偏移？欒巨慶的解釋是：由於地球兩極的磁力大於赤道的兩倍，從而使外來磁力結彎曲。
「行星對應區」的位置也正是行星直射緯度區的兩倍。
欒巨慶以「行星對應區」的方法預測氣候：
1、提前三年預知江南特大降雪。
2、提前五年預知「厄爾尼諾」將至。
3、提前兩年預知地震的震中、震級、時間。
4、挑戰諾查丹瑪斯的大預言。
5、提前10年預言長江特大洪水的神奇驗證。
專家們一致評價欒巨慶的成果為「世界先進，國內領先」。
鑑定技術負責人、山東濰坊氣象高級工程師馬玉堂，在「鑑定意見」一欄中親筆寫道：「《星體運動與長期天氣、地震預報》一書，是作者長期從事天體運動與地球自然災害關係研究的總結與結晶，是一部獨具科學見解的著作，尤其對超長期天氣、地震預報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用意義。……該方法預報準確率較高，多年預報實踐檢驗結果準確率為70%~80%之間，達到氣象預報世界領先水平，在國內同類研究中居領先地位。」
是一個極力反對星佔學的「行家」，極力主張中國的天文學要從星佔學中分離出來。如果這位民間老人聽了的話，真的把中國天文學從星佔學中分離出來，豈不是與這近百名頂級氣象專家們一樣，成「失敗英雄」了嗎？
我們一個有心理障礙的中國人，要洞見中國文化的真諦，並非易事，正如《天人象：陰陽五行學說史導論》所說：「最重要的前提是，避免用別種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所表象的體驗去投射、規範中國文化，亦即首先清除我們自己心中的一大迷障。然而這並非易事，因為我們的心靈中已充斥著西方文化觀念；而對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人、以及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而言，則更須脫胎換骨、洗心革面，否則，他們就永遠不能洞見中國文化的真諦。」
顯然，用西方文化來規範中國文化，熱心於做「表面文章」，想輕而易舉地將古代中國文化納入西方文化軌道，真是異想天開！
《天學真原》古代中國文明的起源
在《天學真原·第六章起源問題與域外天學之影響》中，談「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最早出現者為埃及發端於耶穌會士柯切爾（A·kircher）,柯氏曾發表《埃及之謎》（羅馬，1654）和《中國禮俗記》（阿姆斯特丹，1667）兩書，從中文與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之處出發，論證中國人為埃及人之後裔。1716年法國主教尤埃（Huet）著《古代商業與航海史》，主張古埃及與印度早有交通，故埃及文明乃經印度傳入中國，進而認為印度與中國皆為古埃及人之殖民地，兩國民族則大都為埃及血統。著名的法國漢學家德經（J.deGuignes）也力倡埃及殖民地之他大約是持中國文明源於埃及說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經於1758年11月14日發表題為《中國人為埃及殖民說》之演講，從漢字與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論，進而稱中國古代史實即埃及史，甚至考證出埃及人遷居中土之具體年代（1122B.C.）。
當埃及說逐漸衰落時，又出現巴比倫主張中華民族源於巴比倫。上世紀末，倫敦大學教授、法國人拉克佩裡（T.deacouperie）發表《中國上古文明西源論》一書。認為中華民族系由巴比倫之巴克族東遷而來，且將中國上古帝王與巴比倫歷史上之貴族名王一一對應，如謂黃帝即巴克族之酉長，而神農則為薩爾貢王（Sargon）等等，並找出雙方在文化上大量相似之處。拉氏之說出後，響應者頗多，1899年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發揮拉氏之且列舉巴比倫與古代中國在學術、文字、政治、宗教、神話等方面相似者達七十條之多，以證成其說。
與埃及說問世之後的情況不同，巴比倫來源說問世後竟然大受中國學者的歡迎，一時間響應之作紛起。
在中國天學西源說的發展上，日人飯島忠夫與新城新藏之間的激烈論戰特別引人注目，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也較其它各說更大。飯島自1911年起，發表一系列文章，力倡中國古代天學系自西方輸入之說；新城則持相反意見。兩人交替發表文章或演講，相互駁難。至1925年，飯島發表《支那古代史論》一書，匯集前此之有關論文共29篇，又附論一篇，全面闡述其說。關於古代中國天學，飯島認為直至公元前三世紀左右方才建立其體系，而該體系又是從西方輸入的。為此飯島提出一些證據，其中關於天學本身者有如下十條：
1、中國古代之宇畝生成論與古希臘相似。
2、中國四分曆取回歸年——長度為365日，古希臘歐多克斯（Eudoxus）亦採用同樣數值。
3、由四分曆之回歸年長度，又使用19年7閏法則，即可得一種76年周期，從曆元時刻起，經過76年之後，合朔與冬至時刻又回到同一天的同一時刻。而古希臘天文學家卜利普斯（Clippus）也在330B.C.左右創立同樣的周期法。又希臘之原歷與中國原歷計算方法完全相同，且同以428B.C.這年的冬至日午前零時為曆元。
4、古希臘制定76年周期法所依據的觀測，約完成於400B.C.左右，而巴比倫之測定春分點、古代中國之測定冬至點，也在同一年代。
5、泥版文書中所見巴比倫星佔學，其中有些內容與《史記·天官書》相似；巴比倫星佔學也在公元前四世紀傳入希臘。
6、中國的二十八宿與巴比倫、印度的同類體系顯然同出一源。
7、巴比倫、印度皆有與中國古代相似之木星紀年法，而印度此法又系自西方輸入。
8、《春秋》所記36次日食中，有兩次為中國全境所不能見，但如用沙羅（Saros）周期推算之則正樣吻合；而沙羅周期為巴比倫計算日食之法。
9、中國古代天學儀器如圭表、漏刻、渾儀等，與古代西方諸國頗相似。
10、古代中國樂（律）、歷相關，此與古希臘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說相似。
至於西方天文學東來之途徑和方式，飯島僅有猜測之辭。他將中國戰國時代的學術繁榮與亞歷山大東徵聯繫起來，認為「希臘之天文曆法，大有傳入中國之可能」。
飯島依靠上述證據支撐的中國天學西源在今天看來固已明顯不能成立，即使在當時也很難取信於人。上述十條證據中，有的本身尚待證明（比如6），又焉能持以證人？……然而飯島的論敵新城新藏則在並不懷疑「相似即同源」的情況下，力證中西天學並無飯島所說的相似之點，由此斷然否定飯島之新城的結論是：
要之，自太古以來至漢之太初間，約二千年，中國之天文學史，全系獨立發達之歷史，其間絲道未嘗有自外傳入之形跡。
我們一個國家的歷史，就是一個國家的靈魂。一個民族的文化，就是一個民族的信仰。然而像這樣的史學家，盡力在篡改歷史，矇騙後代；仇視傳統，消滅文化。好在歷史不容篡改。
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國文明是發源非常古老，從上古一直獨立沿襲下來，唯一沒有發生中斷的大文化。
鄒昌林在《中國文明的起源與古代宗教、思想》中說：
在亞洲的古老文明幾乎都經歷了石器文明、青銅文明、鐵器文明這三個階段，並依次發展，疊加起來的文明。由於這一特點，故亞洲文明的許多特徵，在歐洲文明中是不存在的。
在亞洲雖然都經歷了三大考古文明的四大文明中心中，情況也並不相同，這就是有一個文化的相互影響和中斷、轉型的問題。印度在青銅時代文化發生了中斷，土著文化被外來種族滅亡。而到鐵器時代，又經過亞歷山大的徵服，加進了西方的因素。埃及和兩河流域更是相互影響，民族鬥爭象走馬燈似的頻繁，以後又有希臘化和拉丁化的問題，再加中世紀阿拉伯文化的興起，故在這裡，文化被擾亂的現象，已經很難加以復原，大部分文化都成了死文化。只有中國文化是一個特殊，三大考古文明不但循序漸進地相互更替，而且每一個階段的文明，都留下了它的積極成果，活在現實之中。故只有中國文化，才是人類文明的活化石。
中國文明的發展，在發展階段和細節上，只能屬於自己的獨特性質，而不與任何文化相混。因此，任何簡單的比附，在這裡都是錯誤的。
引用不少外國人的話，鼓吹「古代中國文明西源論」，並不惜製造謊言，以蒙蔽後人。前面所述「巴比倫來源說問世後竟然大受中國學者的歡迎。一時間響應之作紛起。」顯然，這是一種反常行為，必有其因。自己看來，這一個例子似乎舉得不恰當，只得在《中國天學之起源：西來還是自生？》中作解釋：「皆贊成或推揚拉式之說。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在今天看來非常令人驚奇的現象，方豪的解釋是，『此說最受清末民初中國學人之歡迎，以當時反滿之情緒甚高，漢族西來之可為漢族不同於滿族之佐證』。」做這番解釋就合乎情理了。但問題是為什麼把這件事也拉來說明古代中國文明西源論呢？除非用來「蒙蔽後人」，別無解釋。飯島忠夫與新城新藏的激烈論戰，這場論戰特別引人注目。由於飯島主張西源論，儘管所提出的十條證據、「僅有猜測之辭」，「在今天看來固已明顯不能成立，即使在當時也很難取信於人」，卻不厭繁地將其「十條」一一列出。而對新城新藏的結論，儘管是對的也只用幾句草草帶過。說明居心叵測。為了不認同中華文明，真是不擇手段。
在四個文明中，只有中國文明是唯一沒有被演化。中國文明起源是以黃河、長江、遼河三大流域為單獨發展基礎，在多樣性的生態環境裡造就了不同文化選擇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它一般不是以幾個或幾十個部落聯合在一起，而是動則以「萬國」相稱。我國古史上所說的「國」，實際就是「部落」。說明中國文化從文明起源開始，就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它不是採取消滅其他文化的方式向前發展，而基本是採取各文化相互融合的方式向前發展。逐漸融合到一個更大的文化系統中來。所以中國文化具有最大的外延性和最大的涵蓋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