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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陳根
大數據時代來臨,導致資訊越來越多,信息更新越來越快。媒體裹挾流量製造的信息一邊宣召著後工業時代的偉大口號,鼓吹精緻生活,提倡活出個性,起鬨花式炫富;一邊又以階級固化、消費降級、拼爹時代等世情判斷布局著大眾的不安。於是,焦慮就產生了。
焦慮,散布於網際網路與生活中的各個地方:中產階級還想向上爬一爬,卻又害怕階級分化,使自己滑入底層的深淵;傳統行業的從業者擔心自己的工作有朝一日將被人工智慧取代;消費者嚷嚷著消費降級;創業者哀嚎著創業寒冬的到來。連在象牙塔裡的大學生也不例外,急急忙忙地找實習,害怕畢業即失業。現代社會強調身份認同與身份階級化,每個人都擁有多重身份。身份的重疊,進一步加劇了焦慮。
現代性許諾了我們美好的前景和理想,諸如平等、自由和理性。但是制度層面卻是與之相違背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們擁有的只是消費自由,於是在消費自由的背景下誕生的消費主義就成了人們抨擊的罪惡淵藪。
但這個時代的弔詭之處在於,對現代制度的普遍焦慮,以及對制度實際安排的心安理得並行不悖地共存著。結果就是,每個人都對消費主義切齒不屑,與此同時卻毫無顧忌地繼續消費。
對人們來說,消費主義的存在價值似乎僅僅是用來為自己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一切次要的困擾提供解釋。很少有人認為有必要用這種解釋改變自己的行為,更別說細究這種解釋的可靠性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古怪的現象?我們在吹噓自我價值的同時放棄結構性改變的可能,我們面對消費主義深入的生活,以至於連反對消費主義的立場本身也成了一種被放上市場兜售的商品。有沒有可能,消費主義只是社會焦慮強加的一項錯誤歸因?或者是人類內心深入的一種不安全感所促就的消費行為?
消費主義主流批評的反思
當下對於消費主義的主流批判在於符號化帶來的消費異化,在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分上下的情況下,消費者競相驅逐的焦點日益集中在商品的附加值即其符號價值,比如名氣、地位、品牌等觀念上的東西,並為這種符號價值所制約。簡單來說,就是認為消費主義蠱惑人們去消費商品的象徵意義而非實際使用價值。
商品象徵價值當然存在,法國哲學家鮑德裡亞在《消費社會》裡寫到「物品喪失了其客觀目標、其功能,變成了一個廣泛得多的物品總體組合的詞彙,其中它的價值在於關係。」這話對了一半,今天的消費的目標確實不只是物品的實用功能,問題在於,哪怕在消費主義誕生之前的年代,作為一種社會性動物,人類也在不停地使用著物品的象徵性功能。因為物品的象徵性功能往往傳遞的是一種階級屬性,一種身份象徵。而這種品牌階級屬性的精髓與內涵,屬奢侈品品牌理解最為透徹。
哪怕是在原始部落時期也不例外,除了少數狩獵採集部落因為頻繁遷徙難以留存財產以外,其他所有社會裡都存在利用私人物品彰顯地位的舉動。如果說現代人藉由消費來進入符號、象徵和形象的世界,那麼古代人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凡是農業、住宅、道路和防務等必需品之外的金錢,幾乎全部變成了宮殿、廟宇、園林、字畫與獵鷹等「炫耀性消費」。不同地位等級的人連車乘規格都為禮法所指定——「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有時候為了這些象徵性的炫耀品,他們甚至連必須的服務都要犧牲,比如圓明園的故事。古時大多數人無緣消費象徵性物品,不是因為他們尚未被灌輸這種欲望,而是因為他們的消費空間已經被權力和貧困框死了而已。
如果象徵性真是毫無意義的發明品,那為什麼從遠古時代起禮物就是人際關係之間不可或缺的要素?為什麼古人甘願為了宗教目標將活人獻祭?為什麼民族國家的公民看見國旗被踐踏時會感到憤怒?
象徵性充斥著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空間,象徵性作為一種特殊的內容,往往蘊涵著特定的含義。原始人類在變幻莫測的大自然面前,在與自然界的對立之中,從最初的恐懼、崇拜,繼而祈望自己擁有巨大的力量,以徵服自然、徵服猛獸、徵服敵人。這種力量在現實生活中是人的精神支柱。我國傳統的紋樣「龍」,「鳳」便代表著人類智慧和力量的象徵。而事實上,不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翻開他們的歷史,我們都能找到這種象徵性的圖騰,這或許就是人類最本源的一種精神寄託。
由此,對於消費主義的批評便產生了關於象徵性的矛盾。一方面,人們批判消費主義驅使人們過於追求物質,而使得精神生活變得貧瘠空洞;但另一方面,在對商品象徵意義進行批判時,人們又否決了商品象徵性的重要性。
物品的象徵價值自文化誕生以來就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古羅馬皇帝穿紫色衣服,中國古代天子所御駕六,與我們今天買古馳還是香奈兒在根本目的上沒有變化。區別在於,古代更多的是通過權力而非金錢的手段來獲取這些資源。
象徵性消費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消費的象徵」,即藉助消費者的消費來表達和傳遞某種意義和信息,包括消費者的地位、身份、個性、品位、情趣和認同。消費過程不僅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是社會表現和社會交流的過程。在瑪麗·雷格的一篇文章中(Rage2008),她指出商界人士會通過對消費品的觀察來判斷對方。因為個人能力不那麼容易被觀察到,所以身份標識會是更好地彰顯地位與可信性的標誌。
其二,是「象徵的消費」。即消費者不僅消費商品本身,而且消費這些商品所象徵的某種社會文化意義,包括消費時的心情、美感、氛圍、氣派和情調。
此外,象徵性因素可以反過來影響個人。作家學者們的書房裡往往堆積著他們幾輩子都讀不完的書,如果按照「使用價值」的說辭,多出來不會去讀的那部分書理應是多餘的消費。但實際上,滿牆的書籍本身就能營造一種學術氛圍,一方面督促人更專心去治學;另外一方面能凸顯身份的象徵意義。
同樣的道理可以解釋人們對於符號化或象徵性商品的追求,誰能說對於愛馬仕的追求就一定是消費主義裹挾的結果,對於奢侈品的消費有沒有可能反作用於消費者,而形成一種激勵機制?或者成為一種隱性的生產力呢?
關於消費主義的合理批評
大多數社會學家批評消費主義的著作充斥著令人費解的詩性的排比句以及無處不在的隱喻。但在剝離了語言障礙以後,我們也不得不正視他們對於消費主義的合理批評。
首先,消費主義導致人與自然之間普遍的緊張關係,危及了人類生存的根基。人類為了生存,就必須消費。滿足人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消費的基本功能和目的。通過改造自然、生產物質財富,是人類滿足自身生存發展需要的基本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人與自然存在著某種對立。
但是,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表現不同。過去是人們因自身生產能力的不足,僅僅為了生存而向自然「索取」。而今天,則是生產能力的過剩,人為了無盡的物慾而對自然進行敲骨吸髓式的榨取。這就導致人類面臨資源枯竭、環境汙染和生態失衡的現狀,即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雙重生存危機。
消費主義是以自然資源無限,經濟可以無止境增長並能夠不斷滿足人們不斷擴張的物質需要的樂觀主義的虛妄假設為前提的。既然自然資源是無限的,那麼,人們就可以為了滿足自己日益膨脹的物慾,通過經濟發展的手段,無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人們樂觀地相信不斷發展的科學技術能夠解決人類所遇到的一切問題。
然而,人類所賴以生存發展的自然資源並不是無限的,無論是非再生資源還是可再生資源,都無力承受人類普遍的消費主義洪流的衝擊。生態危機的根本是人的生存環境的危機。
當代人類所需的資源和生態這兩個生存條件,具有悖論的性質:人類要滿足其消費主義的欲望,無限制地消費自然,就必然造成環境的危機;而要保持人類生存所適宜的自然環境,就必須抑制對於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費,約束和規範人類對於自然的徵服和改造活動。
其次,消費主義導致人類代內消費和代際消費的不公正。消費主義的揮霍性、奢侈性,是以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為前提,是以社會上一部分人、甚至多數人的生存需要和基本需要的犧牲為代價的。
就一個國家來說,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上,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總量是有限的。因此,富人過多的揮霍性消費,必然意味著窮人的消費不足。就世界範圍而言,我們只擁有一個地球,地球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全球性的總供給也必然是有限的。因此,富國過多的奢侈性消費則必然意味著窮國人民消費的不足。
在地球資源和社會財富有限而無法滿足所有人的無限的消費要求的情況下,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會成為富人或富國的特權,而不可能成為一種包括窮國、窮人在內的普遍權利。
從人類生存、延續的意義上說,消費的主體,不僅是當代的人類,還包括我們的子孫後代。由於地球的資源有限,工業化生產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和生態失衡的嚴重存在,當代人消費資源和財富的多少,必然影響著後代人的生存條件。
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當然為後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積累著必要的物質技術基礎。但是,經濟的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當代人的過度消費,又必然使得非再生資源急劇減少。即便是可再生資源也會因經濟的過量發展和人們的過度消費而遭受枯竭危機,這就必將使後代人面臨著無法維持生存甚至無物可消費的危險。
其三,是消費主義下市場中「欺騙」的存在。如果人們只是坦誠地相互交易,那麼市場本身似乎無可指責。然而語言和指示可能帶有欺騙性,它使得市場交易存在局部信息與權力的不對等,這也助長了不信任氛圍的形成。
「欺騙「這個詞有著非常廣泛的含義。廣義上的、溫和的欺騙已經成為了商業的必備元素,包括作為賣場設計標準的「動線設計」,通過空間布局的引導使消費者經過儘可能多的商品,激發他們的購買慾。除此之外,當然還包括對不良嗜好的滿足,比如高熱量食品的確是最符合人們口味的,但長期來看會損害他們的健康。
與此同時,市場中還存在許多狹義的、惡性的欺騙行為。一種形式是欺騙者引誘人們進入他們的債務圈套中,使得受騙者無法脫身,如不久前發生的 P2P 貸款與中行原油寶穿倉事件就帶有故意欺騙的色彩。
對於惡性的欺騙行為,只要是有道德的人都不會容許。支持自由市場與消費自由並不意味著支持自由放任主義,自由市場也可以與種種監管法規共存,這沒有什麼矛盾。
以上三種甚至更多的觀點都是基於當下的情況對消費主義的合理批評。對於任何一種文化或主義的出現,有多少批判,就有多少正名。
消費主義侵害言過其實
不管喜歡與否,商業與消費已經成了當代社會的基調。
當下社會對消費主義的批判總少不了一種家長式的說教意味。因此,在說到消費的危害時人們總是還要多加強調被欺騙的是「年輕人」或者「無知群眾」。
而將焦慮歸因於消費主義確實存在一種言過其實的可能,現代性許諾了美好的前景和理想,諸如平等、自由和理性。但是制度層面是與之相違背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們擁有的只是消費自由,在商品交易制度與定價權上並無實際的權利。有人意識到了這種割裂,嘗試採取實際行動彌合這種衝突。但是,只要仍在這個體系內,就無法擺脫被異化的可能,這就是「現代性困境」。
正視倫理與科技發展不協同帶來的「真空期」迷茫,創造結構性改變的可能,才是應對「現代性困境」的最優解。而消費主義侵害言過其實,也並不是我們所有焦慮的託辭。不論是在之前的工業化時期,還是今天的網際網路時代,或是即將到來的人工智慧時代,消費主義將一直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會以不同的方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