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兩位詩人張爾與王敖發起的第一屆「詩公社計劃」詩歌活動在深圳羅湖美術館舉辦。這次活動吸引了徐振宇，他應王敖的邀請到活動現場充當志願者。
徐振宇是一名來自浙江省的文學青年，詩歌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在他看來，「詩歌帶來的語言感受，是很多其他文體所給不了的」。
當晚活動的主題為「杯影詩樂」，來了幾百人。王敖在活動上結合中國古典傳統，講授了即興詩歌寫作課程。徐振宇坐在前排看完整個活動，最後才發現自己「沒有幫上什麼忙，只是從頭到尾跟他們聊聊天而已」。
作為主辦方之一的飛地傳媒成立於2012年，是中國詩界中知名的獨立文化品牌，其紙本詩歌雜誌《飛地》在中國詩歌圈中頗有聲望。徐振宇被《飛地》打動，通過創始人張爾的面試之後，他便辭職來到深圳，在飛地傳媒做內容編輯的工作。
飛地為優秀青年詩人提供了一個施展才華的舞臺，編輯部裡擠滿了詩人。在徐振宇仍未到飛地工作之前，這家公司僅有《飛地》叢刊一種產品。而現如今，飛地已發展成為擁有《飛地》叢刊、飛地書局、線上飛地APP與飛地文創等產品的全媒體平臺，也被視為全國最大的詩人聚集地。
依靠高質量的文學藝術內容，飛地培養了商業化道路上最初的一批擁躉：從2017年8月初至2018年4月末，飛地用戶數量累計增長17萬人，達到40萬人。
2017年，飛地開始研發文創產品，嘗試電商化之路。由於和所有的垂直社區商業模式類似，張爾認為，基於深度價值認同的消費趨向是存在可能的。
「詩歌朝向未來」是飛地的宗旨。愈發需求高品質精神產品的當下，或許是飛地朝向商業化未來的好時機。不過，在朝向未來之前，了解過去也同樣至關重要。
我的領土，我的飛地
詩人張爾出生於安徽安慶，安徽安慶是詩人的故鄉。1979年，15歲的安慶青年海子考入北大，成為80年代的詩歌英雄，也成為當下眾多文藝青年接觸詩歌時的最初想像。
當海子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時，張爾還在念中學。在此期間，張爾開始練習寫詩，模仿海子的詩作。慢慢地，他立志做一個詩人。後來，張爾考入當地的安慶師範大學，並加入白鯨詩社，開始在《白鯨詩報》上發表詩歌。
時間進入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熱烈的文化氛圍逐漸被加速的商業化進程所吞噬，詩人作為英雄的年代就此離別而至今未歸。甚至在20世紀末的盤峰詩會上，中國詩壇因「民間立場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的詩學爭論而公開分裂。
新世紀詩壇的無序與混亂由此開啟。詩人們顯得不知所措，在感慨八十年代的單純氣氛時，也在反思詩歌在當時政治浪潮中遠被誇大的重要性。商業力量無處不在，詩人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批詩人下海了，一批詩人留守學院也保持對世界的思考。
九十年代中期，在大學畢業後，張爾南下深圳，開始從事傳媒與設計工作。由於工作繁忙，張爾在幾年內都沒有動筆寫過詩，但在他的生活中，詩歌卻一直沒有缺席過。他在博客中寫道：「詩更加佔據了我生活的絕大部分，甚至因為工作之故，我常常還在各種策劃文案中也要刻意強加上詩的概念。」
張爾一直惦記著辦一本詩歌民刊。實際上，特殊的文聯制度與出版審查制度一直導致「正式刊物」與「民刊」的分野與共存，前者具有合法地位，而後者則呈現出濃厚的地下特徵。北島主編的《今天》便是後者在詩歌界的典型代表。
千禧年之後，在市場化浪潮與網際網路時代相互作用之下，出版制度逐漸鬆動，文聯繫統也開始以某種心照不宣的曖昧姿態與民刊合作，從而使部分民刊開始獲得「合法」身份。
隨後，詩歌民刊不再完全以自印本、私下寄發的形式印製發行，而轉向以書代刊或輯刊出版的方式，在保持獨立編撰的前提下，通過官方刊物或出版社的合法渠道發行。
2009年，在目睹官民合辦的詩歌刊物陸續出現之後，張爾選擇與哈爾濱文藝出版社主辦的《詩林》雜誌合作。《詩林》雜誌系中國詩壇的老字號，原為季刊，合作後轉為月刊，但終審權仍在哈爾濱編輯部。其中，雙月號由張爾主編，在深圳發行。
當時，張爾的先鋒詩學觀念已經基本成形。在白鯨詩社時，張爾曾受到前輩詩人餘怒的影響，漸趨先鋒。餘怒同是安慶人，是白鯨詩社的老朋友。在網際網路仍未普及的年代裡，詩人間的交流只局限於地區的小舞臺上。對於剛練習寫詩的張爾而言，餘怒的詩學觀點影響深遠。
餘怒詩歌的先鋒性跳出了朦朧派抒情性的簡單化泛濫，張爾也一直在該意義上鍛造自己的詩歌技藝。他通過網際網路開始接觸並閱讀到更多國外詩人的譯著：布羅茨基、奧登、曼德斯塔姆、艾略特……他也開始活躍於各大詩歌論壇，與詩人同行切磋交流。
在此環境下，張爾開始有意識地建立屬於個人的寫作面貌，先鋒詩學進一步得到沉澱。
《詩林》雙月號很好地實踐了張爾的詩學觀念，對詩歌技藝的先鋒性與問題意識的當代性的關注尤為重視。90後青年詩人秦三澍在同濟詩社擔任社長時閱讀幾輯《詩林》雙月號後感慨，《詩林》對具有當代意識的詩人與詩歌的發掘力度，以及其所試圖回應與解決的詩歌問題與自己所思考的問題恰好是一致的。
由於在詩學實踐上與問題意識的先鋒性，張爾與哈爾濱編輯部之間開始在辦刊思路上出現分歧。在三年合同到期、連續出版18期之後，《詩林》雙月號於2012年2月28日正式停刊。在停刊公告中，張爾向讀者承諾，將在2個月內推出全新的詩歌文化讀本。
新的詩歌刊物出版實際上花了三個月時間。2012年5月，《飛地》第一輯「有詩有圳」正式發行。《飛地》叢刊完全由張爾編輯團隊獨立策劃，與深圳海天出版社合作出版發行，首期定價38元，印了3000本，僅售出近千冊。
但無論如何，張爾終於擁有了屬於自己的詩歌領土。正如同「飛地」的原本含義，張爾的《飛地》在與體制既關聯又疏離的關係中，建立了一個自由而堅固的「飛地」樣態。
悖論般的可能性
2017年，在一次與《我的詩篇》導演、詩人秦曉宇的對談中，羅振宇對當代詩歌屢屢發問。談及當代詩歌的商業化問題時，羅振宇強硬地說道：「如果詩人沒有從商業獲取利益，是因為詩人無能。」
「一條」創始人徐滬生是成功的媒體人和創業者，但他的另一身份是詩人。在他看來，以商業價值來衡量詩歌與藝術，是古今中外罕見的標準。在商業上獲得成功的詩人不一定是好詩人，而好詩人也不一定能在商業上獲得成功。能以商業價值評判的身份有且只有商人身份本身。
在此意義上，張爾的飛地目前並不算是一次成功的創業。
張爾始終在嘗試將詩歌與商業結合的實踐，但飛地從創立之初就面臨著虧損的境況，一直依賴於張爾所創辦的傳媒公司的供養。這家公司由張爾與朋友一同創立於2008年，在飛地成立後，遂改為飛地傳媒有限公司。
入不敷出的境況在飛地進軍全媒體嘗試之後變得尤為突出。創辦《飛地》雜誌四年後，飛地於2016年下半年先後擴展了線下實體書店「飛地書局」，以及線上飛地APP兩個項目。
飛地書局位於深圳八卦嶺工業園區，是複合型的線下空間，包含書店、咖啡館、畫廊等多項業態。飛地App以PGC內容為導向，依靠張爾在詩歌、藝術界的廣泛人脈，吸引了眾多優質詩人、藝術家的進駐。經歷多次版本更迭之後，目前1.9版本APP擁有詩光年日籤、專題、作者及包含詩歌、音樂、小說等十項門類的欄目，日活約16萬人次。
張爾告訴《三聲》(微信公眾號ID：tosansheng)，飛地傳媒有限公司2017年營收利潤為700多萬。計算入飛地書局、詩刊、文創、APP等多項支出後，總體上略有虧損。
作為一個以詩歌為核心內容的文化平臺而言，飛地在商業化進程中充滿悖論，而又悖論般地存在商業化的可能性——一方面，詩人具有經商的能力，但詩歌本身卻不具有謀取商業利益的可能性，尤其是優秀詩歌;另一方面，優秀詩歌不具備商業化條件，但在中國教育體制之下，詩歌教育仍舊缺失，這有可能成為詩歌商業化的有效切入口。
因此，飛地將在新版APP中加入線上付費產品，預計在5月中旬正式推出。飛地的線上付費將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知識(課程)付費，另外是內容付費。
5月上線的付費產品屬於知識付費，首批課程主要是詩歌寫作與鑑賞課程。而飛地平臺上所有作品，短時間內仍是免費閱讀，「可能在下一個版本中會做內容付費。」
張爾相信，在當下年輕人對精神需求愈發重視的背景下，未來中國藝術消費群體會越來越大。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飛地持續的優質內容產出愈發獲得用戶認可，起初未能售出的《飛地》叢刊也逐漸隨之售罄。
在飛地開始涉足線上付費的同時，張爾堅持在飛地書局舉辦的線下詩歌公共教育活動會一直免費下去。飛地書局已舉辦了多次詩歌主題活動，包括新詩實驗課、閱讀沙龍、詩公社等品牌，眾多知名詩人如臧棣、多多、黃燦然等皆有參與。
憑藉著張爾在詩界的廣泛人脈、優質的線下詩歌活動及內容輸出，飛地App上線時便積累了一批高黏度用戶。也正是基於深度價值認同的用戶存在，飛地將嘗試線上付費與電商的商業化模式才存在可行性。
飛地目前加快了文創產品的研發速度。自2017年開始研發文創產品以來，飛地已研發多款文創產品，其中不乏詩光年·詩歌歷、鮑勃·迪倫詩歌集等知名產品。目前，飛地電商仍處於起步階段，其淘寶店鋪粉絲至截稿前也僅有1335粉絲數。張爾預計，飛地App將於今年下半年的版本更迭中接入飛地的電商系統。
隨著飛地整個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承受的成本壓力也就越大。融資變得愈發迫在眉睫。2017年4月，飛地準備獲得投500萬元天使輪融資，投資方為深圳源政投資，但是隨後出於種種原因，這筆融資最終並未成功。
張爾前後與五到六家投資方接觸過，但最後皆未談成。「整個投資界的氛圍是非常功利化的，」張爾說，「資方更加看重你的商業模式是否存在短時間內的變現潛力，不見得會關心你們所做的事情是否能推動時代的文明進步。」
《烏有棧》
詩人雖然下海了，但詩人的身份卻永遠大於商人。詩人是世界的命名者，是用語言言說不可言說之物的西西弗斯。
2011年，張爾出版詩集《烏有棧》，表達詩人通過寫作試圖抵達精神烏有棧的渴望。張爾也渴望在詩歌理想與商業世界之間找到互相平衡的烏有棧。只不過，他始終相信的一點是，飛地的商業化只是手段，為廣大用戶構建優質的精神領土才是目的。
張爾好友、詩人孫文波將詩歌界的某種轉變稱之為實用主義的消費化傾向。儘管近十來年，中國詩壇有大量的詩人與作品出現，無數的詩集出版，但詩人卻開始假裝憂鬱，詩歌逐漸淪為粗製濫造的商品，失去了詩歌的核心意蘊。
在美國，這種實用主義的消費化傾向同樣普遍。據《好奇心日報》報導，2017 年美國前20 位暢銷詩歌作家中有12 位是Instapoet(Instagram式詩人)，而2017 年美國47%售出的詩集都是Instapoets的作品。雖然荷馬是最暢銷的古典詩人，但一位擁有260萬粉絲的Instapoet在2017年賣出的書是荷馬的10倍。
天真的詩人創立了飛地，吸納更多有詩歌志向的年輕詩人一齊「做夢」。2014年，經兄長、詩人茱萸推薦，秦三澍進入飛地工作，從事《飛地》叢刊「視野」欄目的國際優秀詩歌的翻譯工作。
在他看來，之所以飛地選擇了關注當代性的詩歌定位，是因為當代漢語詩歌的發展要求漢語的持續更新，詩人在試圖重塑語言景觀努力的同時，也重塑了語言世界背後的現實景觀。正如海德格爾所言，語言是人類生存的家園。
這是張爾的詩學主張，也是飛地的審美標準——詩人的寫作應該帶有大的問題意識，詩人的憂鬱與焦慮在此種意義上才算是真實。因此，飛地要為詩人們提供無焦慮寫作的空間。只有無焦慮寫作，不設置反抗對象與主題，不為世俗文學評價所累，才能夠擁有最大程度的創作性。
在這個意義上，飛地提供了一個單純的「造夢」空間，供詩人們追求寫作的烏託邦。
秦三澍將詩歌作為志業的那年，恰逢《飛地》創刊，前輩們關於「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寫作」的論爭對他而言早已不構成問題。他認為，詩歌只關注與解決語言問題，而語言問題恰恰需要以不斷突破邊界的意識才能得到有效的回應。
詩歌的當代性與先鋒性面向未來，也始終流動。如果詩歌逐漸凝固，漸成傳統，那其先鋒性則消失殆盡。同樣，飛地也是一塊流動的飛地，詩人們在永恆流動的飛地上創造永恆先鋒的詩作。這意味著，飛地還是一塊嶄新的「反烏託邦」的烏託邦。
現代詩歌鑑賞從來就是少數詩人的技藝，而欣賞門檻的高企註定了詩歌藝術這一細分領域在商業化潛力中的乏力。在徐振宇看來，飛地的商業化並不需要體量巨大的成功，而只需要維持飛地經營即可，因為文化的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斷努力。
2017年，徐振宇年離開飛地，不是因為飛地編輯部的誘惑不足，而是因為更大的誘惑在向他招手。他想繼續讀書，學人類學與社會學，慢慢培養並形成對社會的更佳判斷。秦三澍則仍在《飛地》叢刊，他是目前「視野」板塊的兩位編輯之一，同時也會介入雜誌編選思路、發掘並遴選優秀青年詩人等工作。
張爾還是飛地的創始人。他更希望飛地能面向大眾，創造更大的商業化可能。在飛地App的版本更迭中，一條主線至少是清晰的，它要成為更標準的網際網路垂直社區——更多地開放UGC創作的功能，增加社交性，拉近創作者與詩歌愛好者之間的距離。
秦三澍將張爾視為伯樂，也非常尊敬他。「他不僅能把詩寫好，同時也能夠做好一個為詩人服務的平臺。這種人並不是誰都能做的，絕大多數人都做不了。」
飛地的每位詩人都在希望這塊地方能夠持續下去。「假如未來我們成功了，我個人的想法是成立一個飛地基金，就像像古根海姆基金會一樣，可以一直保證後來類似飛地的創業者可以一直繼續往前走下去。」張爾說。
目前，飛地計劃在深圳擴張一到兩個書店，在不久的將來，張爾還打算將飛地書局開到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在飛地持續逡巡於詩歌與商業之間的過程中，張爾時常感到力不從心，甚至焦灼至絕望，而寫作與閱讀是張爾消解現實焦慮的辦法之一。
他明白，這是一場漫長且彳亍獨行的旅途，而他只有繼續走下去。「烏有棧」一詞出自張爾的《孤行詩》，在採訪時，他已經不記得具體出處了。
張爾至少還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感謝張爾、孫起/飛地書局是我進城必去的場所，就像回家。」這是好友孫文波的《感謝詩》，他對張爾所做的努力抱以掌聲。
作者：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