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益山高鐵站「益山驛」幾個漢字，在夜幕下顯得格外明亮。筆者心情大好：「你好，益山！」原本醉倒在地的金教授頓時坐起，用磕磕絆絆的漢語說：「益山不能讀『益山』，要讀『Iksan』。」
一個發音居然能讓金教授這麼敏感。這一幕其實提示了一個問題：韓國人希望中國人用漢字的韓國發音來念他們的人名和地名。進而牽出了一個有趣的話題：韓國人該怎麼念漢字人名和地名？
譬如「樸鍾國」這個名字，中國人很自然就會讀出來，「Piáo Zhōngguó」，聲韻調齊整，抑揚頓挫、琅琅上口。可名字的主人若是一位中老年「阿加西」（大叔），他聽了可不一定樂意：你怎麼能用漢字的中國讀音來讀我的名字呢？應該念成「Pak Jongkook」，那才是我名字的發音啊。
不管在哪裡，只要見到漢字，中國人當然會按照中國發音去念。可是，相當一部分韓國人對此非常敏感、非常牴觸。這種態度甚至影響到一些國家層面的政策與措施。
例如，韓國地鐵會同時用韓、英、中、日4種語言報站，每當用中文報站名時，會出現一種奇異現象：在中文語流裡，偏偏漢字地名用的是不帶聲調的韓式發音，「下一站是江南站」，聽起來卻是「下一站是『Gangnam』站」，中國遊客往往會被弄得一頭霧水：我是不是坐過江南站了？使用中文報站名，本來是為方便中國遊客的一種國際化舉措，可是在關鍵字眼上卻設了一道坎兒。既然是用中文表達給中國人聽，最簡方案就是把地名翻譯成中文、直接讀漢字的拼音，把「江南」讀作「Jiāngnán」，自然又合理。可韓國偏偏不這麼做。
上面說的是韓國人說漢語時用韓語發音讀韓國人名地名。當他們說韓語時，又是怎麼念中國的人名和地名呢？
以前，韓國對中國地名和人名有一套韓式讀法，就是照著漢字詞的韓國讀音去讀就行，「北京」不讀 「Běijīng」而讀「Bukkyoeng」，「四川」不念「Sìchuān」而念「Sacheon」。但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韓國的「原音主義」者認為，韓文是世界上優秀的記音文字，可以很接近地記錄世界上各種語言的發音，所以他們主張用韓文直接拼寫記錄中國人名地名的「普通話發音」。這種意識強勢來襲，以致韓國文教部《外來語標記法》也規定，所有外來語標記原則上要以外來語本來的發音為準。
不過，筆者的切身體會是，用韓文記錄中文地名人名發音，效果實在不理想。像「澤」「日」「淑」「人」等大量漢字的普通話發音，是沒法用韓文來準確標記的。
如果一個韓國人堅持《外來語標記法》的「原音主義」，那麼當他讀中國人名地名的時候，用韓文來標記漢字的普通話聲韻，就會有兩個繞不開的小苦悶。一是，很多中國地名和人名用韓國的所謂「中式發音」念出來，既不像中文又不像韓文，因為既沒有聲調，聲韻也不完全一一對應，所以只能是大致模糊地記錄。二是，要用韓文標記人名地名所用漢字的中國式讀法，韓國人就得了解所有常用漢字的中文發音。
中國常用漢字約3500個，涉及地名人名的還有很多不是常用字。在朝鮮李氏王朝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金允植在清政府學習洋務、商談聯美對策時，不用口譯人員就可以與清朝重臣李鴻章直接用漢字進行無障礙筆談。但現在的韓國人若要標記中國人名地名，光認識漢字還不行，還得知道它的中文發音，而且需要通曉所有的拼讀方式。
以前，韓國人念北京、深圳、四川，根據漢字直接念成對應的韓語發音就行；但現在，他們的法規規定，辛亥革命以後出現的中國人名與地名，必須換成無聲調且相似度不高的韓式中文發音。但是，辛亥革命以前就存在的中國人名與地名，又必須一如既往地念成漢字對應的韓文發音。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句話中的同一個詞卻得用兩種念法，「四川人吃四川菜」，第一個「四川」得讀成「Sichuān」，第二個「四川」得讀成「Sacheon」。
有趣的是，如果反過來，中國人也按照韓國的「原音主義」原則標記韓國人的漢字名字的話，韓國人也不一定就受得了。比如韓國明星丁一宇，「丁」念「Jeong」,「一」念「il」，「宇」念「Woo」，整個姓名聽起來就像是「鄭日佑」。估計韓星自己也不願意，我丁一宇到你們中國怎麼變成「鄭日佑」了？
不過，對韓國年輕人來說，這些糾結現在是越來越少了，青年有更加開放與寬容的心態來面對這些問題。筆者在韓國教了十多年漢語，在課堂用中文發音讀韓國學生的名字時，他們好奇歡喜的表情至今仍深深烙印在筆者腦海裡。
其實，韓國高校中文系的學生，早已習慣了在說漢語時用中文讀音讀韓國的漢字人名與地名。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即使固執敏感如前面提到的金教授，筆者也注意到一個細節——每次在中方的正式場合介紹自己時，他都會很認真地說「我姓『Jīn』」，而不是「我姓『Kim』」。
在此，筆者向韓國文教部門提一個小建議：在韓文系統裡，就照著漢字的韓文讀法去讀；在中文系統裡，就照中文發音來讀。這是最自然的選擇。
（作者為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曾任韓國圓光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