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根本任務在於建立良序法治下的文明市場經濟秩序
【按語】 2009年4月25日，由《讀書》雜誌和博源基金會在北京召開了一次「現代性與中國社會轉型研討會」。中國大陸和香港思想界的一些同仁參加了這次座談會，圍繞著秦曉2007年5月份所撰寫的一篇「中國現代性求解」的文章所提出的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問題進行了自由發言。招商局秦曉董事長、瑞銀香港的副總裁何迪先生，世界書名社會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先生、《讀書》主編賈寶蘭女士，以及周其仁、吳曉靈、紀坡民、高全喜、雷頤、陳曉明、林崗、曹衛東、錢民輝、劉毅、王嶽川等教授和筆者參加了座談會，並分別發了言。以下是我的發言錄音整理部分。這篇發言整理稿最近已經發表在《讀書》今年第7期第11-18頁上。現在是我的發言的全部文稿。
——韋森於2009年7月11日晨謹識於復旦園
韋森：看了秦曉的文章，我當時就感到非常震驚。震驚什麼呢?我突然發現，雖然我與秦曉好久沒有聯繫和交流過了，現在卻突然發現我們在關注著同一類問題，即已經市場化了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問題。最近這幾年，中國經濟學界討論較多的是宏觀經濟的基本走向，但對當今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問題關注的不是太多，而當今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問題，是社會的轉型，而不再是經濟體制的轉軌。剛才秦曉講，不能以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來代替中國社會轉型，這一點我很同意。這幾年，我講的比較多的是法治，是民主，而當今中國社會民主與法治建設問題，也就是他說的中國未完成的「現代性轉型」問題。
對於現代性或現代化問題，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曾關注過，並在國外的一些刊物上發表過文章。說起來當時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道路問題，主要是受金耀基先生的影響。現在我還記得非常清楚，90年代初在澳洲留學時，曾在墨爾本讀過金先生發表在《中央日報》上一篇很長的關於中國社會現代化道路的文章，大約有一版半吧!當時我正好有一段時間在讀韋伯的東西，讀到金先生的那篇大作，隨即也寫了一篇學習體會，題目是《華夏傳統文化陰影下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曾發表在美國紐約的《知識分子》雜誌上。那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很多與金耀基先生的觀點是一致的。想不到差不多20年過去了，我們重新又有機會在北京相聚，重新討論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問題。今天有金先生這位大家在這裡，實在有點不大敢講。但既然來了，還是談一點自己的想法吧!實際上，為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發言，我在飛機上準備了一個PPT，題目叫：「Modernity」 or 「Eunomy」? 副標題是：「探尋一個良序市場經濟社會的政治、法律和文化基礎」。
由於今天不能用PPT，我這裡只講四點想法：第一想粗略地談一下我在理解「Modern」, 「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這三個英文詞上的困惑;第二講另外一個英文詞「Eunomy」，並看看它與「「Modernity」的關係與區別;第三，我想從「eunomy」這個概念談一下一個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會秩序的運行的基礎是什麼;最後，讓我們看一下未來中國走向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會秩序的關鍵點和邏輯起點在哪裡。
首先，這裡先讓我們看一下「Modern」, 「Modernization」和「Modernity」這三個概念。這三個詞都在英文中常用，但最近覺得，在中文語境中理解它們的含義到底是什麼，自己卻存在諸多困惑。2004年從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講完一門「比較制度分析」的課回滬後，這幾年我一直在研讀歐洲經濟史和中國經濟史方面的文獻。在撰寫最近一本通俗小冊子《西方世界近代興起與明清時期中國市場經濟興衰的制度經濟學反思》時，我常常遇到這樣一個困惑：在講西方歷史的時候，「modern」或「modernization」這個詞的含義很清楚，或者確切地說歷史時間的起始點學界都比較清楚。譬如，就英國來說，其「modern」時代或「modernization」是從15世紀的都鐸王朝時期開始的。但是，把「modern」這個詞用到中國歷史和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就變成了「中國近代史」或「中國近代經濟史」了。但是，在一般社會科學理論的文獻翻譯中，學界一般把「modern」翻譯為「現代」，把「modernization」翻譯為「現代化」。於是，這裡就有這樣一個問題，在中文語境中用「modern」這個詞的時候，到底它是指「近代」?還是指「現代」?「modernization」到底是指近代化?還是指現代化?同樣道理，「Modernity」是指「近代性」呢?還是指「現代性」呢?實際上，這不僅僅是個中英文的翻譯問題，還牽涉到對一系列社會徵象的理解。這個問題不弄清楚，我們就不能講清楚到底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到底是指什麼。
但是，不管中文如何翻譯， modern是個時間概念，modernization 是指一個過程，是指modernity逐漸形成或言其實現的一個過程。那麼，modernity又指的是什麼呢?就我個人理解，「現代性」是一個詞義較為含糊術語，它好像是指的一種社會狀態，又好像是指在19世紀後(在英國是在15世紀都鐸王朝之後)逐漸形成的歐洲和北美社會存在的一些共同的一簇社會特徵或運行原則。除非一個論者或一些論者專門論述和闡述它，人們是無法單純從詞義上知道它是指什麼。這就與經濟學、政治學和法學中「市場經濟」、「法治國」(德文為「Rechtsstaat」或「Rule of Law」)是有區別的，因為這些概念是有明確涵指的。另外，正如剛才曹衛東教授跟錢民輝教授所講到那樣，它又是西方後現代派學者批判「現代性」的一個東西，因而，是否「現代性」也含有負面意思?指一些不良或負面的社會徵象?當代社會中人們所常常說的「異化」、「疏離」、「失範」、「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等現象，是否都與「現代性」連在一起?是否正是因為「現代性」有這些問題，才有「後現代之說」?
近些年來，正因為考慮到「modern」，「modernity」和「modernization」有上述問題，我自己一般不大願意使用「現代性」這個概念。但是，不管如何使用這個概念，我覺得秦曉以及金觀濤在最近的在一些文章和場合重提中國社會的現代性轉型問題，卻指向了當今中國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的經濟和經濟體制已經在過去30年的改革過程中市場化了，但我們社會體制的轉型還遠遠沒有完成。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秦總的意思是，到目前為止，適合已經市場化的經濟體制運作的政制體制、法律制度和其他社會體制還未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相匹配，還沒有從一個傳統社會完成向現代性社會的過渡。
然而，儘管當今中國社會的深層次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意識到了，但用一個什麼樣的理念和術語來概括目前中國所面臨的社會轉型，卻是可以討論的。不管怎麼說，中國社會要繼續往前走，以及未來中國社會要走向一個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這卻是擺在我們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認識面前一個繞不過去的大是大非問題，一個亟待深入討論和思考的問題。
我這裡想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由於「modern」、「modernity」或中文的「現代性」有上述種種問題，而「實現(四個)現代化」又是文革前後政府和社會上常常使用的一個大眾口號，用「現代化」「現代性」這類術語來統指當今中國社會要完成的「大轉型」，是否適當?正是基於這一考慮，從2001年開始，我就曾提出，是否用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Lon L. Fuller)在20世紀50年年代所提出的一個概念「Eunomy」來概括地涵指未來中國社會轉型要達致的一種理想目標?
第二，下面讓我們來看一下「Eunomy」這個概念以及它與「modernity」的關係。
這裡，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富勒為什麼造出「Eunomy」這個英文詞。據富勒本人的說法，「Eunomy」這個詞來自希臘神話中的「Eunomia」, 而「Eunomia」在希臘神話中是指分管「法律」和「秩序」的女神。根據這個詞的希臘詞源，富勒想用「Eunomy」(我們可以考慮把它音譯為「歐諾美」)這個詞指一種「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會秩序」。這裡也順便指出，法學家富勒在提出「歐諾美(eunomy)」這個詞後，還主張要建立一門 「eunomics」 的學科，他還把它界定為「良好秩序以及其可行安排的理論及其研究」。
如果如富勒那樣用「歐諾美」來指一種具有民主和法治的「良好文明秩序」，或簡單來說「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我們就有一個明確地社會改革和社會轉型的目標了。剛才金耀基先生在發言中好像也提出，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問題是，要建立現代文明秩序，恰恰與富勒的主張和提法不謀而合。
為什麼說「Eunomy(歐諾美)」是一個描述近現代(modern)或言當代(contemporary)良序社會的一個比較合適的詞?這就要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劃分聯繫起來看，才知道。待一會，我們會談到西方兩個稍偏左的思想家 Karl Polanyi和Robert L. Heilbroner對「市場經濟」和「工業社會」的認識，然後再回頭來談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從史達林開始，人類社會被劃作為五個發展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這種人類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劃分法，多年來一直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中一個不可觸動和不可討論的問題。當然，史達林的這種劃分法，最初源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些論述。但是，到目前為止，人們好像還沒有較多地注意到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即《政治經濟學批判》(現稱為倫敦手稿)所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三分法。這多年來，我一直認為，由史達林所敲定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五分法」不破除、不超越，我們的改革和社會轉型就永遠取得不了「合法性」，人們就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改革視作為向後退，而不是朝前走。
在人類思想史上，除了史達林的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五分法和馬克思倫敦手稿中的三分法外，還有諸多大家的兩分法。譬如，馬克斯?韋伯，好像還有另一位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均提出過社會轉型的兩分法，即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秦曉在「當代中國問題研究：使命、宗旨和方法論」一文中所提出的當代中國社會要完成從前現代性到現代性的轉型，恰恰是在韋伯的這種社會劃分法的話語語境中來提出問題的。值得注意的是，除韋伯外，另一位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滕尼斯(Ferdinad T?enies)也曾所提出過社會轉型的的兩分法：一個是「Gemeinschaft」，這個詞被中國大陸社會學界大多翻譯或理解為「共同體」(馮克利等主張把它譯為「禮俗社會」，殷海光先生則主張把它譯為「通體社會」)，而把「現代社會」稱作為(Gesellschaft)」(一般譯為「社會」，這個詞被馮克利等譯為「法理社會」，而殷海光先生則主張把它譯為「聯組社會」)。如果採用滕尼斯的這種劃分法，也許更能標示出我們當今中國社會要完成的大轉型的根本性質和基本面相，因為，在經歷30年改革而大致完成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之後，當今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或者說社會轉型的主旋律，應該是民主和法治建設，即達致滕尼斯所言的那種「Gesellschaft」(法理社會)。現在看來，應該把社會學家滕尼斯所言的「法理社會」，與法學家富勒所講的「歐諾美」(即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以及與哈耶克所說的「法治國」，看成是一個東西，即同一個理想的社會轉型目標。
為什麼說「法理社會」、「法治國」和「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歐諾美)可能是比「現代性」更合宜描述目前和未來中國社會轉型任務和目標的一個詞?這就要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的劃分問題聯繫起來看才知道。下面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當代西方兩個稍偏左的思想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和海爾布倫納(Robert L. Heilbroner)對「市場經濟」和「工業社會」的認識，尤其是看一下海爾布倫納關於人類社會的三分法，再回頭來談這個問題。這裡也隨便說一句，海爾布倫納也曾編輯過一本《現代化理論研究》，這本文集主要收集了一些西方經濟學家在現代化問題上的看法。
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美國當代著名學者海爾布倫納曾提出過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三分法。按照Heilbroner的見解，在人類社會歷史的第一階段上，「傳統」是共同體或社會的主要支配力量，相應的人類多處於遊牧和農業階段。在人類歷史的第二個階段上，人們多生活在以皇權和神權為主導的「控制」(統御)社會之中，一般臣屬於某種指揮系統，墨守成規，生活在一種較安然的禮俗社會之中。照Heilbroner(1962)看來，只有在十八世紀之後，工業革命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人們才進入了「市場階段」。這裡也不妨先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目前是否仍然處於這種Heilbroner說的「由政府主導的控制(統御)社會」之中?
海爾布倫納把人類社會的最後發展階段界定為「市場階段」，顯然是不夠的。因為，海爾布倫納所說的「市場」階段，或者說經濟的市場化，顯然還不必然意味著是富勒所說的「歐諾美」, 即一個「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也不必然意味著是滕尼斯所理解的「法理社會」，更不一定是哈耶克所理解的「法治國」。再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社會的市場化，正是西方一位當代左派歷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大轉型》一書中對現代市場經濟的情緒性批評的原因。卡爾?波蘭尼的原話是：近代以來，「與經濟嵌入到社會關係相反，社會關係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了」(見Polanyi, 1944/2001，p. 51)。對於這一點，卡爾?提出了許多批評和攻擊意見。
把海爾布倫納的人類社會的三分法和卡爾?波蘭尼對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批評與富勒、滕尼斯和哈耶克的社會觀聯繫在一起來分析當今中國社會的問題，問題就比較明朗了。很顯然，目前中國社會已經市場化了，已進入了海爾布倫納所說的那種「市場階段」，但顯然還不是富勒所說的「歐諾美」，不是滕尼斯所言的「法理社會」，不是哈耶克眼中的那種「法治國」。這正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核心問題之所在，也正是秦曉和金觀濤最近提出的重新思考「現代性」問題的意義之所在。但是，這也同樣折射出了單獨從「現代化道路」和「現代性」這類韋伯式的話語來表述和審視未來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道路問題的局限。因為，即使中國完成了向一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但仍然還不是一個「Eunomy」, 即還不是一個「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
第三，如果我們把秦曉所言的當今中國社會要完成的從「前現代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的轉型明確確定為從「政府統御的一種市場經濟」向「法理社會」和「法治國」的轉型，即實現富勒和金先生所言的那種「良序民主和法治下的文明秩序」，即「歐諾美」，就可以把我們要實現的社會轉型的目標更明晰化或者說更明確了。那麼一個進一步的問題是，這種「良序民主和法治下的文明社會」的基本特徵又有哪些?
我今天在飛機上想了想，覺得大約有以下幾點：
1，整合的市場，這其中包括：「impersonal exchange」,即非個人關係化交換，交易的契約化。現在看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及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只是這種整合市場的一個拓展和延伸。這一點正符合海爾布倫納所說的人類社會第三個階段的一些基本特徵。應該說目前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這一社會條件。
2，良好的法治，即「rule of law」。良好的法治，就是法治國，德文叫「Rechtsstaat」。法治，自然包括良序運作的財產制度、抽象規則約束、公正的司法程序等等。按照當代一位美國著名法制史學家伯爾曼(Harold Berman)在《法律與革命》一書中的看法，在這種法治國中，必須且必定有以下四個特徵：(1)法律是相對自治的，用我們現在的話語，叫「司法獨立」;(2)法律變成了專業的法律專家、立法者 、法官、律師和法律學者的事情;(3)法律制度被概念化並達到了某種程度的系統化;(4)法律的學問變成了一種超越法律的因素。根據伯爾曼的這一思想，我們有理由認為，在一個「法治國」、「法理社會」或「歐諾美」中，法律本身已不再是主權者進行經濟和政治統治的工具，而是已經變成了其社會基本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3，憲政民主，其中主要是有限政府，稅收法定，財政收支受民選代表審議通過，等等。
4，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保障，這其中又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擇業自由，創業自由，遷徙自由，信仰自由，等等。
5，多元(價值)、寬容、非統馭社會、文明、和諧、商業誠信、社會美德得以弘傳。
這幾年，我一直在寫一本小冊子，叫《斯密動態經濟增長與布羅代爾鐘罩：近代西方世界興起與明清市場經濟興衰的制度經濟學反思》。通過研究西方近代以來的市場擴展史、法制史、憲政史，再通過反思傳統中國社會的市場史和法律政制史的沿革過程，我發現一個非常顯見的道理：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世界歷史都表明，市場經濟和競爭機制是人類目前所能發現的一種最有效的的資源配置方式。但是，問題是，一個良序的市場經濟運行是要有必須的社會條件的，這就是良序運作的法律制度。要麼你不要市場經濟，要市場經濟，必須要法治。歷史證明，沒有良序法制的市場，肯定是一個腐敗的市場，而腐敗的市場就走不遠，就會要出亂子。近幾年我的研究也發現，良序運作的法制，也需要一個制度條件，那就是民主政治，即「憲政民主」，在英文中叫「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東西方的歷史經驗，包括韓國和臺灣的歷史經驗均表明：約束不了政府，法律制度就不會很好地工作，甚至不怎麼工作，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治」。這幾年，我在許多場合反覆講，在各地到處講，法治，並不是政府和掌權者用法律治理社會，或用法律制住了老百姓，而是政府守法，政府官員的行為在法律的約束之下。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一直堅持認為，法治，不是政府和掌權者用法律治理和治好了社會，而是老百姓用法律——尤其是憲法——制住了政府。政府受法律約束了，政府官員的自由裁量權在憲法和行政法規所劃定的範圍之內了，就是民主政治了，就是憲政民主了。
概言之，現代社會的發展邏輯是，市場要求法治，法治要求民主。沒有民主——我這裡是指憲政民主，法制就不工作，就不會有真正的法治。沒有法治，市場經濟必定是個腐敗的市場經濟，就走不遠，就會出亂子，就會出現中國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周期性興衰現象，就會出現之亂更替的歷史周期。現在，我們的社會市場化了，法律有了，法制有了，卻沒有法治，這應該說是大家的共識。這裡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是政府的權利沒有明確地界定，政府的公權力不受任何實質上的制約，或者說政府官員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範圍不明確，因而，當今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政府權力統御下的傳統社會，至多只能是海爾布倫納所說的那種處於「市場階段」的社會，還不是富勒所見的那種「歐諾美」，那種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
最後，我想講一下走向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社會的關鍵點在那裡?
如果說無憲政民主就沒有法治，法制就不能好好工作，市場就不能良好運作。那麼，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憲政民主?或者說憲政民主的核心和基本特徵是什麼?
對於何為憲政民主，憲政民主的核心是什麼這類問題，前幾年我一直認為是個選舉權和公民社會的問題。2007年的「5.30事件」發生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民主，可不就是或者說只是一個選民選舉政府官員的問題，而是政府的徵稅權和財政支出要受民意和民主推選出來的代表所實質性制約的一種政制形式。過去大家講民主，好像都是在講選舉權，用英文來說，是一個「ballot paper」的問題。現在看來，可不是並不是那麼簡單回事!民主選舉，ballot paper，那只是形式!看一下歐洲的憲政史，你就會知道，從1215年英國《大憲章》開始，憲政民主政制的生成和建構，均是圍繞著君主或王室的徵稅權開始的。《大憲章》規定，在徵得「全國一致同意」外，國王不得課徵任何「兵役免除稅或捐助」。這樣一來，英國《大憲章》的基本歷史意義就在於用法律條文明確規定了主權者徵稅必須受限於法律和人民同意的雙重約束，從而開啟了憲政與稅收歷史關聯的先河。之後，在英國國會於1628年通過的《權利請願書》中，又有進一步的規定：「沒有議會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給予或出讓禮品，貸款，捐助，稅金或類似的負擔」，從而正式在英國的憲章性法律文本中確立了稅收(憲)法定主義。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勝利後，英國國會制定的《權利法案》中又進一步重申：「國王不經國會同意而任意徵稅，即為非法」。至此，稅收法定的基本政治原則已經確立下來了。同樣，北美殖民地的宣告獨立，也緣起於英國殖民者向殖民地人民的隨意徵稅。在18世紀後半葉，英國政府在北美殖民地開徵印花稅和糖稅，以轉嫁它在戰爭中的巨額財政虧空。之前，英國政府在殖民地只徵收關稅。當時，北美殖民地的民眾擔心，此例一開，英國政府以後會進一步徵收其他稅收，於是，便以在英國議會無殖民代表參加為由，宣稱英國政府無權向殖民地人民徵收印花稅，從此便開始了北美殖民地的反英獨立戰爭。美國獨立後在1781年頒布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憲法第1條第7款便是有關稅收(憲)法定的規定及其具體實施程序。美國憲法同時規定了現代憲政的幾項基本原則，如權力分立、權力制衡等等。按照美國憲法，沒要參眾兩院的通過，政府不得開徵任何稅種。同樣，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直接起因亦是由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課徵新稅而引起的，而大革命後著名的《人權宣言》中也專門有限制政府任意徵稅和任意花錢的明確規定條款。
如果看一下英國和歐洲憲政史，就更清楚民主政治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公民選舉政府領導人的問題。大家知道，1688年的光榮革命就建立了英國憲政民主政制，但是到19世紀四十年代，整個英國有選舉權的人口佔當時英國總人口的比率也大約只有2%到3.3%。19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憲章運動之後，直到1885年，英國才實行男子普選權制度;又過了60多年，到1948年，英國婦女才獲得了選舉權;最後，直到1970年，英國才最終實現年滿18歲成年男女公民具有平等的選舉權。英國和歐洲的憲政史表明，就民主政制而言，民眾的普選權是重要的，但不是最根本的。憲政民主政制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徵稅權，是政府的財政支出要透明，要受議會代表的實質性地制約和投票批准。這才是核心。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什麼是憲制民主就是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是受限的，而不是全權的，不受任何實質上的制約的。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說，法治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會，或者治理好社會，或者用法律治理了老百姓，而是選民用其它法律治住了政府。概言之，當今中國所面臨的所有問題的根源再與政府的公權力沒有受到實質上的制約。
在總結30年改革開放和建國60周年經驗問題時，在當代中國面臨選擇何去何從的重大選擇關口，我們必須認識到，構建一個法治下文明社會秩序的根本出路在於建立憲政民主政治。約束住政府任意斂財和任意花錢的手，則是整個建立憲政民主政制建設的邏輯起點。最近，政府徵資源稅，徵燃油稅，提高和降低稅率，都是財政部和國稅局自己的事。按照現代民主政治中的稅權法定的原則，開徵新稅種，要經人大代表批准的呀!在美國要徵這個稅，要參眾兩院投票通過的。現在我們財政部的官員和國稅局的領導，一拍腦袋就可以開徵了，這怎麼行?另外，經濟危機來了，政府要刺激經濟，有了所謂的四萬億的刺激經濟的計劃。但這四萬億哪裡來?怎樣花?人大代表討論了沒有，審議通過了沒有?現在為什麼有那麼多腐敗官員?為什麼腐敗大案要案一起接一起?這與我們的財政稅收和各級政府的預算制度不透明有關呀!政府可任意徵稅，政府官員可以任意花錢，還不會創造政府官員利用權力腐敗尋租的機會?
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GDP增長是10%左右，但是政府的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每年差不多都在20%以上，雙倍於GDP的增長。2007年，這個增速是31.4%，2008年上半年為33.4%，下半年有所下降，但2008年全年仍有16.7%的增幅。許多財稅專家都估計，目前我們大口徑的宏觀賦稅應該佔整個GDP的40%左右。另外，政府還有86多萬億的國有資產，是居民全部資產的3倍多，我們這個政府是多強大啊!現在看來，不限制政府的徵稅權不行，財稅體制不改革不行，政府的預算體制必須改革。正是基於上述考慮，從07年開始，我一直呼籲，要把改革稅法和政府財政預算收支體製作為未來中國憲政民主建設的一個邏輯起點。一句話說完，我們現在最應該做的，最緊迫地要做的，是修改《稅法》。
概言之，我的基本想法是，只有政府的公權力尤其是財政收支權受到真正和實質性的制約了，才能談現代民主轉型，才能構建出一個真正的法治下良序社會。我今天就講這麼多了，謝謝。
【提問】：中國又不是福利國家，幹嗎收那麼多稅?
韋森：對呀!今年《福布斯》稅收痛苦指數剛出來，排名第二，這幾年一直排名第二、第三。
陳曉明：我們的行政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比日本高19倍，比美國也要高十幾倍。
【下午場的問題】
秦曉：我剛才提的一個問題，韋森一直沒有機會回答。
韋森：我這裡想從三個方面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當今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不但在基本制度層面上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或者說必須考慮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問題了，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也是，也面臨著一個必須要完成的「轉型」，用吳敬璉老師老師的話說，要完成一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過去30年，中國經濟確實增長很快，但在過去30年中，我們基本上採取了一個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政府統御市場的發展道路。結果，我們的政府基本上是一個發展主義的政府，有龐大的稅收，巨大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過去，我們依靠大的國有企業，大的集團來搞經濟增長，依靠外貿出口來促動經濟增長，這與我們的政府財政稅收體制是聯繫在一塊的。去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增速出現的大幅度的下滑，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戰略的問題，也就充分暴露出來了。過去我們靠政府主導的高投資、高外貿出口增長的模式，在目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顯然難以為繼了。在2007年以來一波又一波金融風暴襲來之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了衰退，並將有可能有一個很長的蕭條期。西方國家以及和新興市場國家均陷入了蕭條，對中國產品的需求急劇減少了，現在再靠過去政府統御經濟和外貿快速增長的模式哪能行?中國經濟要復甦，就要靠振興內需，這一點決策層也意識到了。但怎樣啟動內需?要民富呀!所以，從07年起，我就一直發文，呼籲呼籲決策層要減稅，要富民，要提高居民最終消費在GDP的比重。去年11月，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減稅富民：中國大規模生產能力過剩條件下啟動內需之本」。在過去30年裡，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後，我國各行業都出現了大範圍、大規模的生產能力過剩，沒有一個行業不過剩。過去中國實體部門的快速增長所產生的這種過剩，被外貿出口的高速增長所消解掉了。外貿每年都20%多的增長，生產能力快速增加，沒事。現在西方出現危機了，中國的外貿出口近5、6個月每月都接近20%的下降，GDP又怎麼會增加?現在，在中國經濟內部幾乎所有行業都出現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你再刺激九大產業、十大產業，能管用?不是越刺激越過剩麼?現在，再靠那個發展主義政府的政策導向，再靠政府主導和統御的經濟增長方式，能工作嗎?由此看來，不但在我們的基本制度層面需要改革，即從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啟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即使在經濟政策層面上，高稅收、高政府支出來政府統御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也要改，也要轉軌，即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戰略上也要轉變。
另外，這裡也補充一點，儘管自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的財稅收入增長很快，每年都差不多都超過20%，且每年差不多都雙倍於GDP的增長速度，但是政府財政支出中用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支出的比重，自改革開放以來，卻逐年下降。譬如，按照《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在政府財政支出中，用在經濟建設方面的投資，在1978年佔整個財政支出的比重為64.8%，到2006年，這個比重則下降到26.6%。這一數字說明，目前中國政府是否是個發展主義的政府這一點也有疑問。相比之下，政府本身自己花掉的，即「行政管理費佔財政支出的比重」，卻從1978年的4.71%增加到2006年的18.7%。這些數字均說明，儘管過去30多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快，但我們目前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問題都很大，且問題正在積累。
第二，中國當今的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是與現行的政治體制聯繫在一起的，整合在一起的。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的轉變，也自然與政府體制尤其是是財政體制的轉型聯繫在一起。可以判斷，中國的政治體制改不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也轉變不了。吳敬璉老師講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都講了幾年了，為什麼就轉變不了?這是因為這種增長方式與我們的政治體制和和整個社會體制是聯繫在一起的呀!現在讀一下歐洲近代史，會有很有教益。在大英帝國崛起時，在亞當?斯密寫《國富論》時，重商主義盛行。重商主義，並不是重視商人和商業，不是主張靠發展民營資本和靠民間商業來發展經濟，而是政府干預主義，政府統御主義。因而可以認為，亞當?斯密時代的英國政府，跟現在我們國家的政府一樣，也是一個發展主義政府。近代之初英國和歐洲重商主義的政府，基本的政策選項和發展戰略就是由政府干預和統御經濟來實現國家的崛起。就此而論，過去30年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難道不是一種當代重商主義的發展路線?亞當?斯密為什麼寫《國富論》?因為他認為重商主義不行，政府導經濟發展，政府統御社會，政府重稅，政府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一國的長期繁榮之道，因此他主張，要把市場擴展和經濟增長的動力還給民間，還回私人，還回企業，讓競爭和看不見的手去工作。英國近代史證明，也正是有了自由市場經濟，有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才有了後來的英國工業革命，才有了大英帝國的崛起，才有了西方世界近代的興起。英國史、歐洲史均證明，只有靠私人企業，只有靠市場競爭和自由貿易，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才是長期的、可持續的。政府統御社會，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搞大政府，搞大政府下的幹預主義，靠當代重商主義的發展路線，長期來說肯定不行。用美國政治學家保爾?甘迺迪的話來說，這樣的國家在長期中是沒有競爭力的。
同樣，中國近代史也證明了這一點。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大清政府開始辦洋務，學西方，靠官辦方式引進近代機器設備，辦近代工業，成功了麼?一個甲午戰爭，就把整個洋務運動毀於一旦。中國近代史也表明，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的路，走不通，這不是一國的長期繁榮之道。實際上，只是到了20世紀初之後，中國民營資本崛起了，中國經濟才真正有了起色，有了轉機。到了20世紀初之後，像招商局這樣的近代工業企業才開始興盛發展起來。
秦曉：招商局不是國有，它是「官督商辦」，國家發他一個許可證。
韋森：對呀!官督商辦，說到底還不完全是政府辦，而是商辦。
第三個問題，再回到我上午的發言中，要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要減稅富民，逐漸走向依靠民富和內需所主導的增長方式，關鍵還是要限制政府的徵稅權，在憲法和政治程序上對政府的財政預算支出有實質性的約束。最近，不少朋友說，限制政府的徵稅權和預算支出，中國人做不到，那是西方的玩意。但是，在讀中國近代史的時候，我們發現，限制政府的徵稅和預算支出權，我們中國人在晚清時就做到過。在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慈禧太后和晚清皇室發現不改革不行了，最後決定試行君主立憲。根據天津財經大學的李煒光教授的研究，在1907年晚清政府實現憲政政制之後，由清政府自己建立的資政院就曾迫使清政府放棄其獨立財權，並將當年清政府的財政預算核減掉了7790萬兩白銀，據說這相當於當年清廷預算的三分之一。這在當時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事!因為，儘管當時中國才剛剛試行君主立憲制，晚清的資政院就能做到這一點，這說明我們中國人也完全能夠做到「稅權法定」和用憲法規定的程序來限制政府的徵稅權和預算支出。
最後要說的是，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要實現富勒所憧憬的那種「良好法治下的文明秩序「，要達致滕尼斯所說的「法理社會」，要建設哈耶克和伯爾曼所說的「法治國」，要從改革稅法和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體制開始。限制政府的徵稅權，使政府的財政支出透明，並受民選代表的制約和審議，並最後投票通過和批准，20世紀初大清政府的資政院做到過，在21世紀的「現代中國「，我們當然更能做得到。香港現在不是已經做得很好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民主和法治建設問題，問題不是「不能也」的問題，而是「為」與「不為」，「要」與「不要」的問題。
韋森：我稍微回應一下關於紀坡民先生關於中國政府稅收高低的問題。如何看待中國的稅收輕重和稅負的高低，在中國只要你問一下財政學專家就知道了。從財政部每年發布的預算報告來看，中國的稅收佔GDP的比重目前是20%左右，從這一數字來看好像不太高。但是中國的稅收跟西方完全不同的，因為政府的財政收入，不管是第一財政，還有「第二財政「和各種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許多財稅專家都估計到，中國各級政府的第二財政比第一財政估計還要大。過去幾年的基本情況是，中央財政收入非常寬餘，但地方政府比較窮。地方上沒錢，基層沒錢，沒辦法，賣地?賣地，土地使用金收入與其他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加起來，很大一塊。許多財稅專家包括國稅局的前任官員都認為，中國政府寬口徑的的宏觀賦稅大致佔GDP的比重在40%左右
秦曉：你說的是大部分是賣土地的錢。
韋森：還有各種費。2007年我們的稅收是四萬九千億，財政總收入是五萬一千億，中央黨校的周天勇和天則所的張曙光教授都估計到，2007年，中國政府的實際財政收入應該在在9萬億左右。2007年，中國又發行兩萬億債券，實際上2007年中國政府真正掌握的是11萬億的財政盤子，2007年中國的GDP是24.66萬億。11萬億用2007年的GDP一除，我計算這個數字大致在44.6%。由此看來，中國政府手中實際控制的資源，遠遠超過了西方任何發達國家。
韋森：談到滿意度，我這裡補充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甕安事件。中紀委調查組調查了甕安事件，總結出了三條結論：第一條是根本沒有任何黑社會參與，完全是群眾自發性的。第二條民眾所有的型外的都是對公安的，燒的車全是公家的，私人車絲毫沒動。第三條是公安局燒了，旁邊的小店毫髮無損。這意味著什麼?全對著公安，對著政府。去年發生類似甕安事件多少次?象山、麗水、銅鼓，還有隴南，去年至少有七次到八次萬人以上的事件吧!而我們只知道一個甕安，一個隴南。我們不能看一些表象。
另一個例子是什麼呢?2006年我在哈佛的時候，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的一位教授把他的一項調查報告給了我，我發現非常有意思。前幾年，他在中國大陸做了民眾對中國各級政府的滿意度的調查。他的調查發現，民眾對中央的滿意度最高，越往下越低，到了基層，最低。結論是什麼?他的結論是，普通民眾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被基層政府的人搞得走樣了，「經「被和尚念歪了。但是事實上是這麼一回事嗎?但是事實上是這麼一回事嗎?普通百姓一般只與直接管他們的政府官員打交道，知道他們的行為、表現和績效，故關係不好，評價不高。上邊官員的如何行為，如何運作，他們根本不知道，故有越往上越好的印象。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到一些社會假象。
（本文為韋森2009年4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現代性與中國社會轉型研討會」上的發言紀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