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吉塔•斯塔奈哈姆澤(Gita Steiner-Khamsi)教授在考察近20年來世界多個國家的教育改革經驗後，在其2012年出版的《世界教育年鑑》中，對教育改革過程中借鑑別國教育經驗的諸多現象進行了反思。她指出：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日益加深，當代世界各國都更加注重從別國的教育經驗中吸收一些經驗。但這種教育經驗的借鑑，都缺乏對該國教育環境、制度特點、歷史淵源以及文化特徵等多方面深層次的分析。而是像旅行者一樣走馬觀花式地從別國的教育實踐中借取一些表面的做法，然後將其運用到本國的教育變革當中。此類教育經驗的借鑑被斯塔奈哈姆澤稱作「旅行者式教育借鑑」（traveler’s ways of change）。
教育受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文化以及現實中的社會經濟、環境等多種影響的影響。對於教育改革者來說，「旅行者式教育借鑑」不是一個理性借鑑其他國家或地區教育經驗的過程，而往往更多地受到本國政治環境、經濟因素等方面的影響。這典型地體現在英國對中國數學教學經驗的借鑑上。英國近年來在基礎教育中遇到的挑戰之一是學生在PISA測試中的表現，與英國在全球文化教育領域中的領先地位不相稱。近十年來，英國基礎教育在多次國際學生學業測評（Programm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簡稱PISA）中不及東亞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同時，英國經濟發展的放緩加劇了政黨之間的攻頇。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英國的政治人物、媒體把改革借鑑的對象鎖定在中國教育這一目標上。一方面是英國的政治人物面對民眾在基礎教育領域中的質疑，需要拿出一個標靶來應對。既然中國學生在PISA測試中屢次成功，那麼中國的教育教學經驗就長期值得英國的學校學習；自2014年以來，受到英國國內經濟發展放緩、國際經濟競爭壓力持續的影響，保守黨兩任教育大臣伊莉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和尼克·吉布（Nick Gibb）都在強調英國的中小學數學教育的危機，會影響英國的生產力與增長。邀請中國小學數學教師赴英交流、出版上海中小學生使用的數學「一課一練」練習冊等「舉措」，關注「面向全班」、「教師在黑板前的講課」方式，這些都成為執政黨應對社會壓力而在教育層面上的應對措施。
但是，對於英國政治人物和媒體來說，缺乏深入了解中國基礎教育特徵、課堂教學特色，其結果只能是像旅行者視角內看到的中國教育：滿眼是教師權威、統一要求下的課堂紀律、不斷被強化的外部動機激勵。長期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英國媒體，又本能地對中國課堂教學中不符合英國教育工作者理解的部分加以放大、質疑。更是本能地對權威主義、集體主義具有本能的抗拒。因此在《中國學校》一片中，就有不少剪輯的鏡頭，諷刺中國教育中的教師權威，放大了中國教育表象特徵中的一些消極因素，體現了英國媒體對中國教育的刻板印象。實際上，包括比格斯（Biggs, J.B）和沃特金斯(Watkins, D)等教育研究者在探討中國教育經驗，也往往關注其中的個別方面（他們把中國基礎教育的成就歸因於中國學生長期受儒家文化影響，高度推崇知識的學習）。然而，在筆者看來，中國基礎教育最重要的經驗還是體現在中國課堂教學的特點上。2009年和2012年以上海學生為主體參加國際學生學業能力測試（簡稱PISA）兩次都以絕對領先的成績名列全球第一的優異成績，與我國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的課程理念、教學策略的運用有很大關係。教師擅長在課堂上通過講解、例證、分析，使得一些難度和深度大於歐美同級學生面對的知識內容，較好地被教師引導著，形成結構化、清晰化和簡約化的知識體系。有經驗的教師更是通過課堂問答等環節，引導學生在聽講的過程中，提升思維水平和認識水平以及元認知的能力。當然，這背後無疑得益於中國教師在師範類院校中接受過比較好的學科知識體系的訓練；進入學校系統後，又有一套比較完備的教研、教師個體專業發展系統以及我國垂直管理的教育系統對每個個體學生有較高的學業評價要求。中國基礎教育的經驗又深刻地受到社會環境和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學生面臨著英國等多數歐美國家完全不同的學校和社會文化：社會競爭的巨大壓力、家庭對子代教育的高度重視，學校環境中對尊師重教、集體主義精神的強調。讓博航特中學校長看不上的集體朗讀記憶、課堂講解等教學策略的使用，正是與中國本土學生在課堂自我管理、學習投入、學習動機等方面相適應的。在中國課堂這樣的強競爭型學習環境中，多數中國學生能夠適應教師對他們提出的學業要求、管理手段，在課堂上集中注意力，完成教師布置的學習任務。這些沉潛在中國課堂教學經驗背後的學校和社會環境因素，恰恰是英國媒體和政治人物忽略的。當然，中國基礎教育的經驗固然在課堂教學中具有獨特的一面，但國際化發展大潮中，中國課堂教學面對的挑戰也是十分艱巨的：保證課堂中多數學生的學業成績突出，固然有助於現代化國家興起的過程中，完成人才的初步篩選，但在社會向後現代轉型的過程中，這樣的課堂教學無法滿足人才多樣性、突出性和自我選擇性等要求。「旅行者式教育借鑑」不僅是歐美國家教育研究者在試圖了解中國基礎教育的過程中常常發生的事情，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國的教育研究者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也由於對國外教育的文化背景、社會環境缺乏全面了解，造成了在課程改革的實踐中，過於強調歐美一些國家的課堂教學模式，排斥我國自身教學經驗。這也造成我國基礎教育改革過程中出現這樣一個悖論現象：一方面是課堂上充滿「討論式」、「建構式」的歐美課堂特徵，而另一方面是本土課堂教學模式常常是通過延長課下學習時間、強調學習的外部動機、增加高頻度、高難度的測試等背離中國課堂教學經驗的方式，來提高升學率和優秀率。這些「本土化」的中國教學經驗難以在其他地區完全複製，也得不到國際範圍內課堂教學研究界的認可。
比較教育學領域許多知名學者，如布萊恩•霍姆斯(Brian Holmes)就對一些國家在嘗試學習他國教育經驗時實行的「選擇性政策」提出了反思。伯納德•茲米克(Bernd Zymek)、於根•施瑞爾（JurgenSchriewer)以及大衛•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等比較教育領域的研究者，也強調了在教育經驗借鑑過程中，建立一個解釋框架(interpretative framework)來理解別國教育經驗的重要性。施瑞爾就指出：缺少深入研究其他國家教育教學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就試圖簡單移植相關的教育措施，往往會導致教育借鑑過程中的非理性或者自相矛盾的現象的產生。解釋框架的根本目的，就在於充分了解其他地區教育的本質特徵，從該國教育發展的語境(local context)視角中，尋找教育改革中可以借鑑的方面。
在揭示《中國學校》中不少內容帶有對我國基礎教育的刻板印象的同時，另外一個問題也值得我們進行深入地思考：如果擯棄英國媒體和部分教育研究者的片面看法，中國基礎教育中的核心元素有哪些是他們可以吸收利用的。而中國基礎教育改革也正進入深化課程改革的階段，在吸收和學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課程與教學改進的經驗中，有哪些共通的因素，值得中國的教師借鑑、吸收？如果這些共通的元素能夠獲得各國教育領域的研究者和實踐者的共識，那麼對於推動各國的教育改革，其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基於以往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對學校教育中一些共性特徵已經有了初步認識，而這些認識可以促使我們對學校變革、課程與教學領域中的改進進行深入的研究。
例如：今天無論是在中國的課堂中，還是在英國的學校中，教師們都逐步認識到了學習一定是在積極的關係中發展起來的。上述例子中，布瑞默老師耐心地為實驗班的四位學生講解時，促進了四位同學的學習。而中國教師的課堂上也並非是簡單的叫喊保持安靜，他們或者通過課堂上的互動、交流來直接解決學生的問題，中國教師團隊也在課堂上不斷根據英國學生的知識基礎，及時調整教學策略，解決課堂中的問題。例如，在《南方周末》的報導中，可以看到執教科學課的楊軍老師發現僅通過講授法很難讓英國學生投入到化學的學習中，她改成讓學生分組進行化學實驗，探討記錄下的數據，結合不同小組提出的問題，通過小組之間分享思考的結果來解答。中國教師的這種教學方式很受英國學生歡迎。其實這樣的教學實踐早已在中國的不少城市學校中探索多年。但因這樣的教學方式不符合BBC導演組預設的所謂「中國教學模式」，在經過剪輯的三個小時紀錄片中，這些鏡頭都沒有出現。當代歐美等國的心理學和多項相關研究表明：學生的學習如果要取得較好的成績，一定是高期待下的結果：即對所有學生都保持高期待，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提供有意義的反饋，支持學生的學習過程；幫助建立起個性化的課程與教學體系；教師要通過各種教學策略，促進學生不斷進行合作、創造、溝通，和達到增進明辨思維、創新能力的終極。400多個小時的教學鏡頭中，實際上展現了中、英兩國的教師在探索如何建立積極和包容的學習空間和氛圍、了解學生的心理特徵、學習狀態和知識基礎上，讓學生融入課堂，有針對性地解決他們面對問題的過程。儘管剪輯出來的紀錄片中，僅留下了BBC導演組對中國課堂的刻板印象，但從另一個方面可以看到世界範圍內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不斷探索的過程。
再如，執教英國學生的李愛雲老師發現：一些英國學生就相對來說更容易接受中國教師對知識點進行精確、直接的講解。這些學生的基礎知識掌握得較好，對他們來說，中國教師的這套經驗，特別是在揭示知識的結構特徵、內在邏輯，充分利用各種正例、反例來化解知識的難度的做法，使得他們「學習起來效率更高」從歐洲國家來看，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馬飛龍教授就指出：北歐國家教師在教學理論上較為深厚的積澱，他們對教學中出現的共同性例證、差異性例證以及知識結構性特徵的把握，使得那裡的學生學業質量是比較突出的。當前世界範圍內的課堂教學探索也在不斷關注直接教學，正如學者郭華教授指出的：關鍵在於「（它能夠使）使龐大數量的知識呈現出清晰而嚴密的內在結構聯繫，又能使結構複雜的知識體系清晰化、簡約化」。這正適應了初、高中年級對比較密集的知識的學習。對這些共通性因素的探討，促進了各國課堂教學領域探索的深入發展。
對這些共同性特徵的探討，從根本上看，在於促進各國的教育擺脫髮展過程中，由於政治、經濟、文化造成的羈絆，促進全球教育的發展。這其實才是《中國學校》這一紀錄片探索的根本問題。
本文發表於《人民教育》201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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