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利維坦:美國捕鯨史》,作者:[美]埃裡克·多林,譯者:馮璇,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美國獨立戰爭對於殖民地捕鯨活動的影響是毀滅性的。整條海岸線上的捕鯨活動都暫停了,一方面是因為捕鯨船被英國海軍扣押的風險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因為原本參加捕鯨活動的人們都投身到愛國運動中去了。歷史學家奧貝德·梅西描述說當萊剋星頓的槍聲傳到楠塔基特島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哀傷,心中都充滿了恐懼,而這都是因為對同一件事的擔憂——那就是戰爭」。這個島嶼太依賴捕鯨行業了,即便是在戰爭即將降臨的前提下,要人們停止捕鯨也是無法想像的。在革命期間,楠塔基特島是殖民地唯一一個試圖躲過敵對雙方軍力,繼續進行捕鯨活動的港口,只不過這樣的嘗試通常都是失敗的。
楠塔基特島的苦難幾乎是從戰爭一爆發就立刻開始了。1775年5月23日,一艘搭載了100多名各殖民地士兵的船停靠在楠塔基特島,他們在這裡停留了5天,徵用了大量的麵粉和大約50條捕鯨小艇。楠塔基特島的捕鯨小艇以其可操控性、在複雜天氣下的穩定性和在海上的隱蔽性著稱,非常適合用來做殖民地軍隊的擺渡船或是向英國前哨站和英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到了5月29日,大陸會議決定採取嚴格的措施限制向島上輸送物資,規定自那時起,「除麻薩諸塞灣殖民地之外,任何地區不得向楠塔基特島輸送糧食和必需品」,而且這些「糧食和必需品」只能「供島內居民使用」。到了7月,大陸會議又發起了聯合抵制從大陸地區向楠塔基特島輸出「任何糧食和必需品」的行動,除非島上居民能證明「他們此時擁有的糧食和必需品都是供島內居民消費的,從來沒有且在未來也不會用於供外國人消費」。大陸會議採取這兩次行動的原因都是人們強烈懷疑楠塔基特島人在暗中向英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英國的捕鯨行業提供寶貴的物資。
在殖民地的所有地方裡,楠塔基特島很可能是與英格蘭聯繫最緊密、對英格蘭依存度最高的一個地方。島上所有的鯨魚產品幾乎都銷往英格蘭,島上人賴以生存的大部分物資也都是從那裡買回來的。因此,雖然楠塔基特島從地理位置上看距離殖民地更近,但是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與英格蘭緊密得多。殖民地定居者對於楠塔基特島人究竟忠於誰的懷疑還因為臭名昭著的《限制法案》而進一步加深了,因為被通過的法案中加入了對楠塔基特島的特赦條款,這一條款足以證明島上居民與倫敦之間存在某種親密無間的關係。另一個足以顯示楠塔基特島人有可能傾向於英國的跡象在萊剋星頓和康科德的戰鬥爆發之後不久就出現了:當時有60名忠於英國政府的人乘船逃到了楠塔基特島上,並在那裡找到了安身之地。一位年輕的島上居民凱齊婭·科芬·范寧(Kezia Coffin Fanning)在自己日記中寫下的內容無疑能夠代表許多島民的想法。在描述1775年5月發生的一次突襲事件時,她在日記的結尾充滿感情地寫下:「願上帝拯救喬治國王!」
雖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因素,但楠塔基特島上其實並沒有多少親英派託利黨人士。實際上,大部分島民採取了中立的態度,甚至有不少人對於殖民地定居者的事業持同情態度,最終還為革命提供了經濟支持或與殖民地人民並肩作戰。而且,像楠塔基特島這樣與交戰雙方都保持關係的例子並不鮮見。殖民地定居者中間同樣存在大量反對戰爭,寧願繼續作為英國子民生活的人。約翰·亞當斯相信殖民地定居者中持有這樣想法的人至少能夠佔到總數的1/3。不過,這些區別並沒有被大陸會議或各殖民地議會考慮在內。楠塔基特島在他們眼中就是一個生活著很多愛國心應當被懷疑的居民的地方,所以這裡的人都需要受到嚴格的監視和管理。就在大陸會議投票通過限制與楠塔基特島貿易的一周之前,還真發生了足以支持這一理論的事件。1775年5月19日,一艘滿載著弗朗西斯和威廉·羅齊的貨物的船理應返回楠塔基特島,但是這艘船卻停靠在紐波特購置物資,然後準備駛向波士頓。因為當時的波士頓還處於英國的控制之下,所以羅德島的州務卿亨利·沃德(Henry Ward)認為:「關於這件事的所有情況都顯示出他們為敵人購置糧食的重大嫌疑。」
大陸會議針對楠塔基特島採取的措施引發了島內居民的高度關注。島上的鎮民大會在7月做出了應對,派遣代表前往殖民地議會,陳述楠塔基特島的情況。有文件表明島上的資源根本不夠滿足哪怕1/3「島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正是因為楠塔基特島嚴重依賴外來物資,所以島上居民的生命線很容易被「海軍力量」切斷。至於在眼下的衝突中選邊站隊的問題,請願書中指明「[島嶼]居民大部分是貴格會教徒,他們的教義規定了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出於軍事目的拿起武器」。楠塔基特島的目標就是不冒犯衝突中的任何一方,並祈禱最終能夠達成「及時而持久的和解,讓雙方都能受益」。最後,針對楠塔基特島是否以任何形式向英格蘭捕鯨船提供支持的指控,請願書稱這種說法毫無依據。
請願書中依據宗教信念而宣布中立的要求是誠懇的。和平主義和避免衝突本來就是貴格會長期以來的標誌,在這份請願書寫成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一件不怎麼光彩的事件來證明他們的這個特點。實際上,這件事的由頭還要追溯到11年前,當時威廉·羅齊從一位去世的波士頓商人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貨物,因為這個商人生前欠了他的債。這些貨物中包括一些毛瑟槍,很多還是帶刺刀的。羅齊隨即將這批槍枝出售給了即將到北方捕鯨的捕鯨船船員,這樣他們在捕鯨間歇時還可以打打水鳥之類的。不過,每當有人選中帶刺刀的步槍時,羅齊這個貴格會教徒都會不顧買家的抗議而扣下刺刀。羅齊把卸下來的刺刀存放在一邊,時間一長就把這件事忘了。不過,至少有一個大陸上的人還記著這件事,如今戰爭爆發,他第一時間找到羅齊,要求後者把這些刺刀提供給殖民地軍隊使用。因為這樣的做法與自己的信仰相牴觸,所以羅齊拒絕了這個要求。「這些武器是以奪人性命為目的而製造和使用的,」羅齊宣稱,「所以我不能把武器放到一個要去殺死另一個人的人手中,就如我自己不能殺人一樣。」
羅齊拒絕為殖民地軍隊提供裝備的消息很快傳了出去,讓很多本來就認為他是顛覆分子並在暗中破壞革命大業的人愈加憤怒。雖然收到了死亡威脅,但羅齊仍然不肯妥協。後來他談論到自己希望的處置方式是將這些刺刀都錘打成「修剪樹枝的鉤子」,不過這樣的願望無法實現,於是他決定將刺刀都沉入大海。這樣做的結果是,羅齊不得不於1775年8月到殖民地議會中專門成立的一個委員會面前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羅齊並沒有為此道歉,反而告訴調查人員說自己「這麼做是在遵循原則」,而且他很「高興」自己這樣做了。委員會主席說他相信羅齊已經提供了「坦率的解釋」,再說「任何人都有權依照自己的宗教原則行事」。不過,這位主席也補充道:「我為我們沒能得到那些刺刀而感到可惜,因為我們確實非常需要這些武器。」雖然對羅齊和他的刺刀事件的調查就此結束了,但是這一事件的影響持續了很久,而且經常會被拿來作為證明羅齊,進而引申為整個楠塔基特島上居民對英國人抱有同情心的證據。
就算楠塔基特島上沒有貴格會教徒,且島上居民對於戰爭的反對不是部分出於宗教信仰的原因,請願書中提出的島嶼地理位置因素也足以說明為什麼楠塔基特島無法在衝突中做出選擇。如果楠塔基特島宣布脫離殖民地,那麼他們的獨立肯定維持不了多久,因為他們沒有自衛的手段,也指望不上英國軍隊前來守衛,叛變的楠塔基特島肯定很快就會被殖民地軍隊打敗。同理,如果遵循島上那些視自己為愛國者的島民的意願,把賭注下在起義的美洲定居者身上,楠塔基特島人面臨的威脅也並不會被消除,只是施加威脅的人變換一下而已。屆時他們雖不用再擔心來自大陸的攻擊,但敵對的英國海軍隨時可能向他們發起報復行動,這一樣會讓島上居民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如楠塔基特島的喬納森·詹金斯(Jonathan Jenkins)在1775年9月指出的那樣:「這個島嶼面臨的處境是沒有任何解決辦法的,除非我們收拾行李離開,徹底拋棄這裡,否則我們連一條載著20個士兵、裝備了武器的雙桅帆船都抵擋不了。」這個絕世而立的島嶼,這個「楠塔基特國」從沒像此時這樣孤立無援過。
在戰爭期間,楠塔基特島從未正式宣布支持任何一方,並且一直在盡最大努力維持中立地位,不過大陸上的人們仍然會指責楠塔基特島人積極支持英國。比如1775年12月,康乃狄克州的州長喬納森·特朗布爾(Jonathan Trumbull)就給麻薩諸塞普通法院寫信暗示楠塔基特島的船從長島進口的物資最終流入了英國人的手中。特朗布爾說:「受英國政府偏愛的地方採購這麼多糧食看起來非常可疑,應當對此進行嚴格監管。」雖然威廉·羅齊後來說服特朗布爾相信「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其他指責者則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對於很多殖民地定居者來說,楠塔基特島選擇中立這件事本身就足以讓人們懷疑島上居民究竟效忠於誰。他們甚至提出,只要楠塔基特島不支持殖民地,就一定是殖民地的敵人。
產生這種懷疑的理由足夠充分。早在1775年年初,弗朗西斯和威廉·羅齊,還有其他幾個殖民地捕鯨商人就開始籌劃萬一爆發戰爭,他們該如何繼續進行捕鯨作業。最終他們選擇了位於抹香鯨密集的,位於南方水域中心的馬爾維納斯群島作為捕鯨活動的基地,並打算向那裡派出15~20艘捕鯨船。起初商人們打算從一個英國港口裝備船隻出發,但是這樣的計劃出於實際原因而不得不被放棄了,因為和敵人關係太密切的話,商人們就很難招到殖民地捕鯨人來充當船員。這些人要麼是不願意選邊站隊,要麼是同情殖民地定居者的革命事業。商人們希望能夠擺出一副中立的姿態以說服船員加入他們的船隊,這樣才好在馬爾維納斯群島建立起新的殖民地和港口。比選擇在哪裡裝備船隻更難的,其實是如何為自己將大部分鯨魚油和鯨鬚都運到英國港口的行為辯駁,這個舉動顯然是不怎麼中立的。根據約瑟夫·麥克德維特的說法,捕鯨人給自己找的「正當理由」是「他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至於「商人們把漁民的產品賣到了哪裡就不是他們操心的事了」。不過,在商人們還沒來得及執行自己的計劃之前,麻薩諸塞灣殖民地普通法院就讓商人們的如意算盤落了空。1775年8月10日,法院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從8月15日起,所有捕鯨船在出海捕鯨前必須先獲得法院頒發的許可證。幾周之後,法院又補充說要獲得這種許可證,捕鯨船的所有者必須繳納2000英鎊的押金,並且所有貨物必須在殖民地港口進行卸載,而不能在波士頓和楠塔基特島的港口。這樣做的目的顯然就是防止到馬爾維納斯群島捕鯨的船隊將貨物賣給英國人,同時也確保殖民地的捕鯨人不會以任何方式為敵人提供幫助。
儘管有法院的限制,羅齊一家和他們的合作夥伴還是想辦法獲得了許可證,然後在1775年9月初派出了船。其中5艘船一啟程就立即被英國海軍軍艦聲望號(Renown)和實驗號(Experiment)扣押並帶回了倫敦。這迫使弗朗西斯·羅齊和他的一個同事理察·史密斯(Richard Smith)立即乘船前往倫敦爭取英國人對他們事業的支持,不過他們陳述自己的案例當然不只是為了獲得支持,更是為了要回被扣的捕鯨船。羅齊和史密斯向英國政府提交了請願書,其中強調了為什麼英國人應當釋放這些船,並為前往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捕鯨船隊提供保護。他們宣稱自己和自己的同事「在美洲發生的動亂中團結一致,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了對英國的忠誠」,所以這些船隊「應當被視為英國船隊或非美洲船隊」。最重要的是,他們爭辯說在英國和美洲之間貿易縮減的情況下,這些船將為英國提供它急需的鯨魚產品。這份請願書達到了它想要達到的效果。捕鯨船都被釋放了,馬爾維納斯群島捕鯨船隊也開始了在那裡的捕鯨作業。這支船隊的捕鯨活動是否成功及活動持續了多長時間都已經無法確定,不過有證據證明,他們的活動很可能一直持續到了戰爭末期。
隨著戰爭的不斷升級,楠塔基特島的處境每況愈下。雖然起初關於限制與島上進行貿易的規定有所放鬆,但島上居民還是發現滿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求變得越來越困難。前往大陸的船時刻面臨著被英國巡洋艦扣押的風險,屆時船上的船員不是被強徵為士兵服役,就是要被關押到可怕的監獄船上,最終的結果通常只有死路一條。為了避免在採購物資的航行過程中遭到扣押,楠塔基特島人通常會選擇天氣條件最惡劣的時候出發,希望能藉此躲過他們的抓捕者。這種策略毫無疑問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楠塔基特島派出的這些往返運送物資的船都是又細又長的,原本的設計意圖是追求速度快而非穩定性高和堅固耐用。就算楠塔基特島的船勉強抵達了大陸,他們還要面臨另一個障礙。很多殖民地定居者因為懷疑和厭惡島嶼居民支持託利黨的傾向,而不願與他們進行交易,所以有的船根本買不到物資,只能「一無所獲地返回」。
糟糕的天氣也加劇了楠塔基特島人的厄運。1778年夏天,一場「狂風驟雨」摧毀了島上近半數的莊稼,那正是島上人仰仗的糧食來源。同年12月,一場暴雪橫掃全島,2/3的羊被吹進了大海或活埋在了積雪中,很多牛和馬也出於類似的原因而不見了蹤影。島上一些上了年紀的居民評價說:「在人們的記憶中,楠塔基特島的牲畜從來沒有因為天氣而遭受過這麼嚴重的損失」。暴風雨帶來的狂猛海浪還摧毀了建築和碼頭,島上的人不得不逃往別處保命。隨著物資供應的縮減,物價開始飆升,很多人,尤其是窮人,不得不時刻面臨著忍飢挨餓的風險。有些人為了避免更糟糕的未來而離開了島嶼,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留下來,並祈禱交戰狀態能早日結束。有一些殖民地港口即便不太情願,也還是會為楠塔基特島的船隻提供補給。大陸上的一些商人也經常到島上以極高的價格兜售產品,島嶼居民除了接受這種價格外也沒有別的選擇。貴格會的組織會向島上的教友們提供一些救濟。楠塔基特島的商人們加大了同西印度群島地區的貿易力度,將鯨魚油、蠟燭、家畜和菸草販賣到當地以換取朗姆酒、蔗糖和鹽。在楠塔基特島附近水域,原本因為捕鯨活動的興起而退居二線的捕撈鱈魚的活動也重新活躍了起來。
歷史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點是,在1775年至1779年年初這段時間,除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捕鯨船隊之外,包括楠塔基特島和其他殖民地港口在內的所有殖民地捕鯨活動基本上都暫停了。雖然有一小撥商人堅持運營,繳納押金獲取捕鯨許可,但是在這些船上的水手們必須時刻保持著警惕,因為他們都知道,那些在大西洋上積極巡邏的英國戰艦就是奔著掠奪戰利品的目標而來的。除了戰利品,英國人還想要捕獲儘可能多的俘虜,根據議會通過的一項非常令人不安的法案的規定,任何從殖民地船隻上抓來的俘虜都要被強制徵作水手在英國戰艦上服役。少數一些大臣認為這項法案是非常邪惡的,他們之中還有人稱該法案為「被美化的暴政」,因為這項法案「判定的刑罰比死刑還可怕,是強迫那些在這場掠奪性的戰爭中不幸被俘的人拿起武器,與自己的家庭、親人、朋友和祖國為敵」。當捕鯨船船長內森·福格勒(Nathan Folger)面對這樣的前景時,他堅定地拒絕說:「你可以把我吊死在你的橫桅杆上,但是你無法讓我背叛我的祖國!」
如約翰·亞當斯注意到的那樣,在英國戰艦上服役並不是殖民地戰俘唯一的選擇。「每當英國戰艦或私掠船俘虜了殖民地船的時候,」亞當斯寫道,「政府要求他們必須給被俘船員選擇的機會:要麼登上英國戰艦與祖國交戰,要麼登上捕鯨船去捕鯨。」這種兩難選擇背後的邏輯是:戰爭切斷了英國從美國獲得鯨魚產品的供應鏈,而當時的英國對於這些產品,尤其是作為照明材料的抹香鯨鯨魚油的需求又十分巨大。雖然政府再一次採取了各種激勵措施刺激英國人重新開展捕鯨活動,不過它很快就意識到提升自己捕鯨能力更快捷的方法就是徵用美國的捕鯨人才。結果就是,很多來自楠塔基特島,和包括紐約、羅德島及科德角在內的其他美國捕鯨港口的捕鯨人都被強行安排到了英國捕鯨船上工作。
亞當斯對這種野蠻的行徑感到無比氣憤。1777年11月,大陸會議任命他為赴法國特派員,協助班傑明·富蘭克林和亞瑟·李與法國結成同盟關係。然而亞當斯在1778年4月初來到巴黎的時候,這份同盟關係已經受到了一些衝擊。亞當斯不願就此放棄,而是積極參與了各項行政活動,包括與各階層人士進行往來通信。亞當斯最初就是通過這些書信了解到有一大批英國捕鯨船隊到南美洲海岸附近捕鯨這件事的,他還從報信者那裡得知這些捕鯨船上有幾百名美國水手,都是被迫在船上勞動的(這個說法無從核實,因為美國商人們的那支馬爾維納斯群島捕鯨船隊很可能也和這些船在一起)。亞當斯抱著極大的熱情投身到了解救美國捕鯨人的事業當中。在1778年10月寫給大衛·麥克尼爾(David McNeill)的書信中,亞當斯懇求這位成功的美國私掠者襲擊英國的捕鯨船隊。「如果你願意進行一項值得稱道的大業,」亞當斯說,「那麼我確定沒有什麼能比為祖國的榮譽和利益而奮鬥更光榮了。」也是在10月,亞當斯和富蘭克林還給法國政府寫信,詢問它是否願意出動一艘護衛艦制服捕鯨船隊。到11月初,特派員們又給大陸會議主席寫信,請求殖民地為相同的目的也派遣一艘艦船。然而,讓亞當斯失望的是,誰也不願意挺身而出。
1779年3月亞當斯返回了美國,他試圖再一次號召人們支持他的計劃。1779年9月13日,他在寫給麻薩諸塞州議會的書信中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尊敬的大人們:
當我暫住在巴黎的時候,我有機會從倫敦獲得了一些關於英國捕鯨船在巴西海岸作業的確切信息,我請求就此向各位大人做出匯報,以免錯失我方能夠採取有力措施謀取益處的時機。
英國人在過去兩年的時間裡到南美洲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附近進行捕撈活動,收益頗豐……他們共有17艘船,都是九十月份從倫敦出發。船上的水手和高級船員都是美國人。
在列舉了船長的姓名並指出這些船並不像傳說的那樣有英國軍艦護送之後,亞當斯提出「一艘護衛艦,或一艘裝備24門炮,哪怕是20門炮也好的私掠船就足夠」摧毀或扣押全部漁船,屆時「至少可以從英國人手中解救450名出色的水手,還有可能動員他們加入抗擊敵人的行動」。雖然議會將亞當斯的報告提交給了大陸會議,但還是沒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看到自己的請求再一次遭到無視的亞當斯最終也放棄了這個提議。
隨著戰爭的繼續,英國對於自己遭受的傷亡越來越氣憤。作為回擊,英國海軍襲擊了無數的沿海岸定居點,說是為了消滅「私掠船隻的反動巢穴」,並為英國軍隊籌集額外的補給。261778年9月6日,英國海軍來到新貝德福德,將岸上的村子劫掠一空。商店和倉庫都被搶光了。槍枝、火藥、朗姆酒、繩子、咖啡、茶葉、大米、葡萄酒、菸草和其他物品都被裝上了英國艦船。讓新貝德福德成為一個重要的殖民地港口的那些建築、碼頭和小型船隊全部被付之一炬。整個地區的損失總計約為105000英鎊。在新貝德福德滿載而歸之後,英國艦船又駛向了馬撒葡萄園島。他們於9月11日抵達目的地,在那裡如法炮製,毀掉了6艘船、1家製鹽作坊、23條捕鯨小艇,同時還搶走了10574隻羊、315頭牛、52噸草料和各種各樣的武器和彈藥。當英國人開始在馬撒葡萄園島大肆搜刮的時候,楠塔基特島人收到了他們就是下一個目標的消息。整個島嶼陷入了一片恐慌,人們把能帶走的東西都裝上車運到鎮外。不過,人們懼怕的這次災難最終並沒有降臨。英國人登陸馬撒葡萄園島之後不久,島上就經歷了一場狂風暴雨。英國人雖然還想迎風前進,但最終只能在馬撒葡萄園島附近拋錨停泊,等待天氣轉好。結果他們等了3天還沒等到機會,卻等來海軍上將理察·豪(Adm Richard Howe)的命令,這些人只好立即返回紐約,楠塔基特島就這樣躲過了一劫。
然而,楠塔基特島的厄運並沒有被延遲多久。到了1779年4月5日,親英派的喬治·倫納德(George Leonard)帶領7艘船來到島上,船上不少船員都是美國人,他們很可能是打算把賭注壓在英國人身上碰碰運氣。7艘船中有5艘停泊在了港灣入口,2艘停到了碼頭邊。根據凱齊婭·科芬·范寧的說法,倫納德接到的命令是要確認島上居民「究竟是支持戰爭還是和平;支持喬治國王還是美國獨立」。英國政府本來就懷疑楠塔基特島人在「使用從西印度購置的物資和軍需產品」支援殖民地定居者。倫納德的任務還包括剷除島上的非法組織,銷毀他們的財產,迫使他們「服從」英國的指揮官。與此同時,他們不能對島上那些忠於英國皇室的居民有任何侵害。在倫納德與本地領袖會面的同時,他手下的100名士兵就成群結隊地在島上亂轉,並開始進行掠奪。包括威廉·羅齊和蒂莫西·福格勒在內的一些楠塔基特島居民試圖和倫納德講道理,但是毫無結果;其他人則只能滿懷憂慮地旁觀。然而沒過多久,也許是聽到了殖民地艦船正向這裡駛來的消息,倫納德和他的手下突然神秘地離開了,走之前還搶走了260桶抹香鯨鯨魚油、1400磅鯨鬚和其他一些物品,總價值超過10000英鎊。
幾天之後,楠塔基特島人聽說倫納德可能打算捲土重來,於是他們向麻薩諸塞普通法院提出請求,要狀告英國的那些指揮官。楠塔基特島人在4月14日收到了積極的回覆,不過此時的他們其實已經自行採取行動了。就在幾天前,楠塔基特島居民班傑明·塔珀博士(Dr Benjamin Tupper)聽說倫納德正在紐波特集結軍力,隨時可能向楠塔基特島發起進攻。鑑於這樣的情報,楠塔基特島鎮議會決定自己不能坐以待斃,而是應當立即向紐波特派遣一支代表團「嘗試化解隨時可能發生的」來自英國人的進攻。因此,在4月13日,威廉·羅齊、塔珀博士和塞繆爾·斯塔巴克(Samuel Starbuck)三人一起乘船來到了紐波特。剛進入港口,這一行人就看到倫納德和他的手下正在為起航做準備。代表團已經沒有一點時間可浪費,於是他們立即要求面見統領海軍的威廉·道森上校(Capt William Dawson)和領導陸軍的理察·普雷斯科特將軍(Gen Richard Prescott)。結果這兩個人都拒絕接見代表團並要求他們立即離開。然而塔珀博士並不是會被輕易勸阻的人。他登上了道森的船,對他進行了一番嚴厲的指責:「你命令我們離開。我們絕不會就這麼被嚇跑,我們也不會離開。我們知道你的權限範圍。你也許可以扣押我們的船,或者把我們關進監獄——這樣的威脅對我們來說總好過被趕走。我們來這裡是為了獲得和平,而你本應該鼓勵任何這樣的嘗試。」代表團成功為自己爭取到了在此停留的權利,不過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英國人還是禁止他們離開自己的船。最終,經過代表團反覆催促,他們才終於被許可上岸。幾位代表要求延後對該島進行搜查的時間,好讓他們有機會到紐約向英國指揮官申請獲得保護。這個要求被批准之後,楠塔基特島人就繼續乘船向南航行了。
代表團在紐約的行動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英國海軍準將喬治·科利爾爵士(Sir George Collier)發布了一條命令,禁止「所有私掠船……武裝艦船或武裝士兵到該島嶼上對居民的地產、房屋和人身進行騷擾、破壞或掠奪」。此外,代表團還促成了一些之前被英國船隻俘虜的楠塔基特島人獲得釋放。在實現了此行的主要目標之後,代表團決定見機行事,超越鎮議會授予他們的權限,與英國陸軍指揮官亨利·柯林頓爵士(Sir Henry Clinton)協商許可重啟此前因戰爭而被徹底中斷的貿易活動。如果英國人能夠停止向楠塔基特島發動進攻,允許島上居民恢復捕鯨和捕撈鱈魚的作業,並恢復與大陸地區,也包括英國控制的紐波特和紐約之間的貿易,那麼楠塔基特島人願意視英國私掠船為「朋友」,不會進口「戰爭用或軍用物資」,也「不會成為心繫大陸的人員的聚集地」。柯林頓接受了這樣的交換條件。當代表團返回楠塔基特島時,島上居民宣布代表團的行動「完全符合整個鎮子的意願,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楠塔基特島人為代表團的成果而產生的欣慰感轉瞬即逝。早在代表團還沒有結束行動之前,麻薩諸塞普通法院就已經開始審查代表團與英國人會面這個行為本身的正當性。審查背後的推動者是駐紮在新英格蘭地區的美國軍隊指揮官霍雷肖·蓋茨上將(Gen Horatio Gates)。蓋茨是從自己手下截獲的書信中得知楠塔基特島人精心策劃的與英國人的協商,這令他大為光火:「既然[楠塔基特島]舍本鎮(Sherburne)位於你們州,」蓋茨在4月16日寫給普通法院的書信中說,「我相信尊敬的議會會馬上採取適當措施阻止他們與敵人達成任何獨立的條約……這樣的行為不僅對美利堅合眾國危害極大,更是叛國的行徑。」蓋茨的信件立即發揮了作用,法院傳喚楠塔基特島代表前來為本島的行為做出辯護。受派遣前來的人是史蒂芬·赫西(Stephen Hussey),他還攜帶了一份申訴書,其中辯稱楠塔基特島與英國人協商的事「不應受到指責」,其目的「只是為了避免遭受進一步的搶奪和破壞」。赫西的辯護起到的作用有限。法院於6月23日判定楠塔基特島的「一些居民以非法形式與駐紮在紐波特和紐約的英國軍隊進行了通信和貿易,損害了合眾國的大業」,楠塔基特島「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自己對前述合眾國的忠誠義務」。鑑於此,法院禁止楠塔基特島人再與敵人進行通信,無論是通信或會面都不可以,除非事先獲得普通法院的許可。這樣的決定顯示了法院對於島上居民的愛國之心仍然抱有懷疑。
在1779年剩下的時間裡,楠塔基特島居民的處境沒能出現任何改善,食物供給不斷減少,與大陸的貿易禁令也一直很嚴格。雖然代表團剛剛與英國軍隊達成了一些共識,但楠塔基特島的船隻在海上還是面臨著受到攻擊的切實威脅,也的確有一些船依然遭到了扣押。之後,楠塔基特島的處境進一步惡化了。奧貝德·梅西寫道:「島上居民在1780年陷入了更糟糕的處境,那可以說是整個革命戰爭期間最艱辛的一年。」從1779年12月底到1780年春,這個地區遭遇了一個「嚴寒的冬天」。港口裡結冰的面積不斷擴大,一直延伸到人們再看不到一點未被封凍的水面。無論是島嶼、陸地還是沼澤裡的冰雪都堆得極厚,連柴火都很難找到。這就是那幾年裡楠塔基特島人不得不忍受的艱難困苦。
不過,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人們似乎又看到了一點希望的曙光。有消息從紐約傳來:如果楠塔基特島人提出要求,英國軍隊也許會批准他們出海捕鯨。楠塔基特島上幾乎沒人願意相信普通法院能同意他們派遣特使前去向英國人提出申請。面對這樣一個兩難處境的楠塔基特島人選擇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他們向普通法院保證,自己返回紐約只是為了取回丟失在那裡的財物,於是法院批准他們前往;然而楠塔基特島人一到紐約就拋棄了他們原本的說辭,轉而去向英國人申請並成功獲得了15份捕鯨許可。後來因為英國方面更換了領導,這些許可證都被作廢了。堅持不懈的楠塔基特島人又以同樣的藉口說服似乎完全被蒙在鼓裡的普通法院再次批准他們前往紐約,並從那裡獲得了更多的捕鯨許可。
獲得這些許可讓楠塔基特島人感到歡欣鼓舞,他們終於有了一個能說服自己繼續堅持到戰爭結束的理由。自此之後,楠塔基特島的運氣還真的開始好轉了。人們裝備了幾艘捕鯨船出海,收穫回來的鯨魚油和鯨鬚使得島上居民與大陸,及私下裡與倫敦之間的貿易重新興盛了起來。不過這樣的轉機還是沒能徹底解決楠塔基特島捕鯨人的問題。無論是否獲得了許可證,英國人還是會將楠塔基特島捕鯨船視為掠奪目標,不僅會搶走船上價值高昂的貨物,甚至還擊沉了幾艘捕鯨船。楠塔基特島人認定,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再派遣一個代表團去向英國人申請更多的許可證,並要求今後不再發生類似的襲擊。普通法院遵循一貫的先例,再一次批准了楠塔基特島人前往紐約的申請,後者在那裡不但獲得了24份許可證,還獲得了英國人關於停止突襲楠塔基特島的保證。
到1782年下半年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楠塔基特島決定採取一些新的行動。美國私掠船長期以來的掠奪行為給楠塔基特島捕鯨活動帶來了不小的損害,島上人認為要停止這種情形唯一的辦法就是在獲得英國許可的基礎上再去申請一些美國頒發的許可。1782年9月25日,楠塔基特島人向普通法院提出了申請。島嶼居民在申請書中指出戰爭給島上的捕鯨行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如果「英國和美國」不同時授予島上居民「不受幹擾地自由捕鯨的權利」,那麼這個曾經輝煌的行業就將走向終結。楠塔基特島人深入地描述了此時的境況,並且提出了一個毫不掩飾的威脅。他們的結論是:如果楠塔基特島捕鯨業的現狀得不到任何改善,島上的人將不得不「拋棄這個島嶼……屆時曾經最活躍的漁業活動很可能就會轉移到其他遙遠的國家去,因為在那裡他們可以享受各種鼓勵措施」。
普通法院對楠塔基特島的處境深表同情,但是它仍然認為,楠塔基特島要求的救濟措施只有大陸會議才有權批准,因此法院將這份申請書移交給了該機構。威廉·羅齊和塞繆爾·斯塔巴克作為楠塔基特島事業的倡導者隨同被提交的文件一起前往了費城。在為獲得捕鯨許可而進行遊說活動的過程中,羅齊和一位來自波士頓的麻薩諸塞州代表團成員發生了爭執,因為後者反對授予楠塔基特島任何特權。羅齊後來回憶和這位代表對話的結尾部分內容如下:
最後我問了他三個問題,分別是:
「這個國家的捕鯨行業值得保護嗎?
值得。
在目前的情形下,除了楠塔基特島還有更合適維持這一行業的地方嗎?
沒有。
如果你們和英國沒有都授予我們許可,我們能繼續進行這項活動嗎?
不能。
那麼請問還有什麼問題呢?」
之後我們一拍兩散。
最終,頑固的波士頓代表被其他議會代表團成員說服了,他們都站在了支持楠塔基特島利益的一方。就這樣,申請書被提交給了大陸會議。最終在1783年年初,經投票表決,大陸會議同意向楠塔基特島頒發35份許可。然而這些許可最終還是沒有用上,因為就在大陸會議頒發許可的第二天,美國人接到了在巴黎籤署了臨時條約的好消息。美國獨立戰爭終於結束了,可惜美國的捕鯨業已經完全毀了。
楠塔基特島受到的衝擊是最嚴重的。在戰爭初期,島上曾經擁有150艘捕鯨船,到戰爭結束時只剩不到30艘。超過1000名楠塔基特島水手在此期間喪生或被俘,其中大部分是捕鯨人。島上生活的800戶人家裡,寡婦的數量達到了202名,孤兒則有342名。財產損失的金額估計超過100萬美元,這個數字在一個平均日工資只有67美分的年代裡意味著什麼可想而知。雖然楠塔基特島的捕鯨船隊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但這裡也不是唯一經歷厄運的地方。包括新貝德福德、普羅溫斯敦、馬撒葡萄園島、紐波特和南安普敦在內的其他捕鯨港口也都是被攻擊的目標,這些地方的捕鯨船隊也已經被損毀殆盡。美國捕鯨業這個曾經的巨人被狠狠地擊倒在地,人們等著看他還能不能找回往日的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