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外國文學家和東方學大師。他通曉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羅文等古代語言和德、法、英、俄、拉丁語、阿拉伯語等多種現代語言；他在中印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較文學、文藝理論、東方文化、敦煌學、唐史等諸多學術研究領域成就卓著；他還是一位傑出的文學翻譯家，他出版的英文、德文、梵文的譯著近四百萬字。曾獲得印度政府的隆重嘉獎，1999年印度國家研究院授予季羨林名譽院士，2006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他「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季羨林先生在晚年，住在醫院裡仍一直關注和研究東西文化中心的轉移問題，他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發少年狂，一系列引人關注的怪論、奇思問世。在季先生的這些怪論奇思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文化中心轉移論」。
他寫道：「從人類的全部歷史來看，我認為，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並非歷來如此，也絕不可能永遠如此。到了21世紀，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於東方文化，人類文化的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其理由是西方的哲學思維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從個別細節上窮極分析，而對這些細節之間的聯繫則缺乏宏觀的概括，認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實際上，中國的東方的思維方式從整體著眼，從事物之間的聯繫著眼更合乎辯證法的精神。
西方人走的是一條分析的道路。他認為：「西方形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而東方的尋求整體的綜合必將取而代之。以分析為基礎的西方文化也必將隨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為基礎的東方文化。『取代』不是『消滅』，而是在過去幾百年來西方文化所達到的水平的基礎上，用東方的整體著眼和普遍聯繫的綜合思維方式，以東方文化為主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把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這種取代，在21世紀中就可見分曉。21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這是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事實上，東方文化的優勢，早已引起西方有識之士的關注。西方向東方學習，古已有之，不過，於今為烈。隨著西方社會走向後工業化時代，西方思潮中形成了一股向東方文化學習的潛流。比如20世紀初的費諾羅薩（Fenollosa）和龐德（Ezra Pound）對中國文字和古典文學的興趣就是最好的例子。有的學者認為，這一支向東方文明尋找生機的學派在20世紀以前已經出現，在20世紀中發展成為西方文化中一支頗有影響的亞文化。從道家、儒家、印度佛教近年在西方文化中的影響來講，就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家是如何將東方文化作為一種良藥來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質沉澱的阻塞。
今天，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各種文化的融合已經開始。但是，怎樣融合？在思想界分歧很大，大多數學者認為，東西文化需要對等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酒和水融合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李慎之教授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季羨林先生的觀點卻完全不同，他說：「這樣的融合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倒不是因為我們要爭一口氣。融合必須是不對等的，必須以東方文化為主。」他一再強調說：「我理解的東西文化融合與慎之理解的大相逕庭。我理解的不是對等的融合，而是兩個文化發展階段前後銜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為主的融合，就是『東風壓倒西風』吧。」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論點引起了思想界的極大關注。我們希冀大師的預言必將變成現實！
說到翻譯，中國現代翻譯研究也必將隨著世界文化中心的轉移，不再單純追求分析的道路，比如翻譯的語言學派把翻譯視為一門精確的科學，以分析為基礎，專門研究語言系統的差異、語言形式的轉換：如語態轉換、詞性轉換等等詞對詞、句對句的機械化的研究方法，而去尋求整體的綜合的東方文化之路，迎接中國翻譯界的春天。
來源：天津日報 編輯：許銀娟